“我是谁你甭管，不听话就给你送进去，不信你就试试。”你说，“今天你犯到了我的手上，就得乖乖地听我的。”
车子很快被你们装满了，那人在前面拉，你在后面推着。上了公路后，那人又提出想把货拉回家去，被你拒绝了，在你不断地威胁下，那人只得把货拉到了你所熟悉的一家废品收购站里。在那里，你们的一车废铁卖了五十块钱，一人分得一半，而后你扬长而去。
几天后，当你觉得苏州再也找不到机会，实在难以再混下去的时候，你又一次来到了那个卖糟蛋女人所在的里弄口前，准备再吃一次那无比诱人的美食之后，辗转别处继续你的逃亡。那是晌午时分，远远的你看到了她，她也看到了你，她笑着冲你打着招呼。就在你快要走到她跟前时，突然从斜刺里冲出来一帮人，带着工人民兵的袖标，中间还有两名看上去像是街道积极分子的中年妇女。那帮人将卖糟蛋女人团团围住，蛮横地夺着她手中装着糟蛋的竹篮，抢夺中热气腾腾的糟蛋撒了一地。他们一面跺踩着撒落在地的糟蛋一面不停地推搡着她，揪着她的头发，恶狠狠地大声呵斥着她，将她逼靠到了墙角上。虽说都是苏州话，但你大概能听明白他们的意思。马路上围观的人越来越多，那女人被不停的推搡和呵斥着，双手捂着脸，头也不敢抬一下。最后，那帮人把已被踩碎的竹篮从地上捡起来，套在那女人的脖子上，反剪着她的双手将她押走了。显然，她是在街道积极分子的举报下，被工人民兵们当作资本主义尾巴给割了。私人竟敢沿街叫卖，这在当时是绝对不允许的。那女人为自己的无知和胆大蒙羞受辱，并主动将自己写进了将被社会整治的黑名单。
你望着那队人押着她拐过街口，怔怔地转身走开，懵懂中竟来到了苏州火车站。在人流中你直不愣瞪地来回徘徊，很快便引起了在那里巡查的工人民兵的注意，直到他们向你走过来时，你都没有反应。
先是工人民兵后是警察，短短几个小时内你受到了两次审讯。你说你是兵团知青，利用探亲假到这里游玩，只是钱没了，想蹭车回去，别的一概没干过。看上去，警察对你说的话将信将疑，但又确实没什么证据，所以在拖了一天之后，将你转到了盲流收容所。
收容所设在苏州郊区，院墙上有电网，看守是军人，与监狱的唯一不同是，牢房有差别，这里的一间间房子像是教室，院子里还有两个破篮球架子，大概是利用一处原来的乡村学校改建的。在这里，白天干活，早晨八点出工，晚上五点收工，主要是制砖。一天三顿饭，每顿有一个玉米面窝头，一碗青菜汤，收工后就在屋里呆着。等待着某一方向或某一城市的盲流凑够一定数量之后，由公安局派人押送回原籍，交由当地的公安局处理。在那些日子里，与其说最难受的是苦役和饥饿，倒不如说是回到屋子里呆着，那根本不是一种休息，简直是活受罪。不大的一间教室里，要挤进一百五十多人，每个人能够占据的地方，只有他两只脚以上的空间。人与人之间前心贴后胸，转个身子、抬一下胳膊都要打招呼，困极了只能站着睡，互相依靠着，几乎每隔一会儿牢房里便会有人因为抢占地方而扭打起来，然后被管教带出去，绑在篮球架子上捆几个小时。三天后，你不知被哪一个管教看中，当上了你所在那个牢房的头儿。当牢头的好处是，晚上睡觉可以躺在地上伸开腿了，白天吃饭的时候，可以捞一些桶底儿的菜叶，偶尔赶上伙房数错了，还可以贪污一两个窝头。
再次逃跑的机会是突然降临的。那天下午，你从工地上被叫回来，上了一辆卡车，说是去拉粮食。车上一共四个人，两个伙房的临时工、一名持枪的解放军战士，伙房管理员则坐在驾驶室里。粮库很远，车子走了一个小时才到，装车时你就已经预感到有乘机逃跑的可能。因为在来时的路上你留心发现，你们经过了一大段热闹的市区，人多车多，车速又慢，选择在那时跳车逃跑应该是有把握的。
沉默的钟楼 45（3）
你成功了。同车的人谁也没有料到一路上昏昏欲睡的你，会突然跃起跳下车去，迅速融入到了人群中，一溜烟儿的闪身跑进了一个有多处出口的大商场里。
从此以后，你变得更加小心翼翼了，时时处处提防着不测和变故发生。其实，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也还是应该呆在自己最熟悉的地方为好。你那时总这样想，人生地不熟的艰难处境，令你越发思念起北京。
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辛辗转，你才重又回到了北京。路过一家菜店时，你用那里的磅秤称了一下，体重只剩下八十二斤，站在镜子前，人又黑又瘦，像个活鬼。所幸的是，你在你曾栖身的那个派出所附近的水泥管子里，发现你放在那里的“被褥”竟然纹丝没动，这让你亲身体会到了“灯下黑”和越近越不留神的含义。
那时的北京天寒地冻，你依旧靠着捡卖废品维持着生存。白天你也时常上街去遛遛，期待着能碰上个熟人，打探一下连里的消息。好几次你下定了决心去找黄圆，你想黄方肯定会把连里的消息告诉给她的，但一次也没有见到过她，那院子就像是没有人住了似的。
一天，你来到故宫筒子河边。趴在河墙上往下看去，河面上结着厚厚的冰，几个年轻人正在那里 练习滑冰。你突然灵机一动，觉得好事来了。
你翻过河墙，跳到了冰面上，走到那几个年轻人面前，咳嗽了两声，说道，“照你们这么玩儿，一辈子也练不出来，你们得找一个真正会滑的人教，那样进步才快。”
那几个年轻人上下打量着你，小声嘀咕着，瞧这丫这份德行，跟劳改犯似的，八成是神经病吧，真给他穿上冰鞋还不给丫摔死！也难怪人家这么说，当时你蓬头垢面，破军大衣上系着根红绸带子，脚下那双已经分不出颜色的破球鞋露着脚趾头，像不像劳改犯另说，说你是个要饭的一点没错。
就在双方这么僵着，你都打算要离开的时候，年轻人中一个眉清目秀的女孩对你说：“听你这口气，你肯定是会滑，能够教我们。”
“可以吧，”你慢条斯理地说，“教你们几个估计是小菜。”
“嘿，我们还成小菜了。。。。。。那你能给我们这几碟小菜露几手吗？”一个小伙子脸上带着坏笑，阴阳怪气地说，“让我们也开开眼。”他边说边脱下冰鞋扔给了你。
你捡起那双冰鞋，转过身去倚着河墙换上。冰鞋有点夹脚，穿在脚上就觉得身子有点儿虚，脚腕子有点儿软，站在冰上刚起身到半截就觉得有点儿上晃，你强挺着站了起来，不承想劲儿使猛了，一只脚朝前蹬了出去，整个身子后仰着摔了个大屁墩，逗得那几对年轻人哈哈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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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时你底火上窜，一晃身子又站了起来，运足了一口气，说了句，小的们，看好吧。。。。。。弯下身子滑了出去。你先是慢滑，待脚稍微适应了一点儿冰鞋和冰面之后开始加速。从神武门桥底下，一直滑到了东角楼，而后返身，弓下身子，悠起双臂，风驰电掣一般滑了起来，那一圈足有一千米。待快要滑到桥下时，你再次加速，然后挺起身子，依离歪斜，故意作出收不住了的样子，直冲刚才那个阴阳怪气的小伙子撞去，吓得他们叫喊着，四处躲闪。及至近前，你才以一个无可挑剔的回转结束，纹丝不动地站在那里，只听“嚓”的一声，冰上出现了一个雪白的圆圈。那几对年轻人有点傻了，一个劲儿地说，您还真行！你跟了句，这算什么，再接着瞧。此时，你觉得小汗微出，身子已经活动开了，便开始玩儿起花儿来。内八字、外八字、内圆、外圆、前空翻、后空翻、腾空一周跳接掀身探海。但见冰上破衣翻卷、红绸飘舞，煞是好看。你刚停下，年轻人们便围拢了上来，问，您贵姓？你答，免贵姓李。那您就是李老师，年轻人们说，您就收下我们做学生吧。你说，可以，但是要收费，不能白教。就说现在吧，快到晌午了，我昨儿的晚饭还没吃呢。
那个眉清目秀的女孩听完，二话没说，跳上桥头就给你买了一斤肉包子回来。从此，你有了固定的收入，一个人教一次五毛钱，多给更好。没几天时间你的学生已经增加到几十个了。
后来，你又在中山公园花坞西边不远处的一座大殿里，找到了一份教乒乓球的差事。那座大殿里摆放着六张球桌，闲逛中你发现，经常有几个孩子在家长的带领下来这里打球。一来二去你同他们搭上，并获得了他们的信任，又承揽下一份教球的差事。教滑冰和教球两份差事合起来，使你的收入要比一个青工高出许多。
每天早晨，你从水泥管子里爬出来，掸掉身上的尘土和草棍，找个水龙头洗脸、刷牙，然后就去冰场教课，谁也不会想到你每天夜里会露宿街头。你置换了新棉衣，还买了两身运动服，按时去理发、洗澡，收拾得像个城里的青工，没有人对你的身份再加以怀疑。
沉默的钟楼 46（1）
尤菁菁是在回到北京以后，才发现自己已经怀孕的。她首先找到索燕，但从未经历过此事的索燕也无计可施。在兵团尤菁菁还认识一个大夫，而在北京她像是一个外地人，没有任何门路。无奈之下，她只好对母亲言明此事。此举当然招致父母一顿追根寻底的询问，咆哮暴怒又无可奈何，最后归于唉声叹气。身为黑五类的父母，当然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女儿不受欺凌。最后，还是母亲现实的多，首先考虑的是如何解决女儿的问题。经过一番联系，她把女儿安排在河北农村的一个远房亲戚家中，由她亲自带着，在当地的医院里做了流产手术。
此类事情无论是怎样发生的，无论它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与什么人、因为什么发生的，都会对一个女孩的一生产生重要影响。在这里，爱与恨已经显得次要，重要的是一个女孩由此而转变为女人的第一次已经发生了。从此，在她的身体和思想里，都会发生跨越式的、难以自控的嬗变，经验和感觉总会在她接触世界和他人的时候浮现出来。尤菁菁就是这样。在经历那样一场先是受辱后又出逃的噩梦之后，她的思想和身体都发生了变化，自由散漫，吊儿郎当，连来自路上男人的Se情眼神都敢于对视了。她变得不再像以前那样单纯、透明，开始复杂了起来，学会了遇事先替自己着想。知道了如何利用自己的姿色，通过谄媚来达到目的，这一点在她后来通过关系转点插队到山西农村之后，表现的更加得心应手。
她看清了，自己无法像干部子女一样依靠父母，她的父母除了给她以卑微、压抑和贫穷之外，给不了她任何与生活和事业有帮助的东西，一切都要靠自己。来到山西后，她先是在农村插队，后来转到知青农场，再后来又到县知青办公室帮忙，一年以后借调到地区文工团当上了演员。一步一步，都是按照她自己的想法、用自己的办法，从社会最底层一点点向上攀升的。
索燕则不同，逃跑回京之后，除了再也不回北大荒这一点是坚定的，别的一切在她心里是一片惘然。她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也不知道今后该怎么办，过一天混一天，全然没有任何打算。尤菁菁去山西后，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了。在家里，她是独生女，母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家里只有父女二人。
她家原来住在安定门里一个不小的院落里，那是一个标准的四合院，还有后花园。文革开始后，他们父女二人被居委会和红卫兵从正房里轰了出来，住进了紧挨大门的两间阴暗潮湿的仓房里，整个院落先是被红卫兵占据，知青上山下乡开始后，这里又办成了街道幼儿园。 在索燕的记忆中，父亲从来就没有过正式的工作，据他自己说，他会开汽车，能讲德语，但这两样她都没有亲眼见过。她见到的是一个整日闷闷不乐、经常借酒浇愁、神情颓丧的男人，一个四处打零工、经常与和泥的、抹灰的和车站的搬运工混在一起的男人。父女之间的话很少，如果不是因为去买菜而要钱，他们甚至一天都说不上一句话。
索燕长得高挑丰满，头发是金黄｜色的，上学时曾有人背地里叫她混血儿。就此问题她问过父亲，父亲只说了句，咱家人都这样，就再没话了。的确，不但她的父亲、就连她家唯一的亲戚——她的姑姑，头发也是金黄｜色的。
无所事事的日子大约过了有两个月，一天，她姑姑来到家里，对她说，要想长期留在北京，再也不用回北大荒，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结婚，找个北京人嫁过去。像她这样的家庭，只有这样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再没有别的选择。
索燕当时整个是木的，没有任何想法，只要能够不回北大荒，任何方法她都可以一试。她听从了姑姑的话，并在她的安排下，一次又一次地与那些要结婚的男人们见面，当时叫相对像，但结果却没有一次成功。男方的普遍反应是，对她的像貌非常满意，但对她的身份绝对不同意，都表示无法娶一个没有户口的“黑人”。这其中也有一个胆大的，是个干部子弟，把索燕带回了家里。与他家人见面后，他母亲对儿子说，无论她长成什么样儿，就是个天仙也不成，别提她没有北京户口了，就是有，不是国营工厂的工人也休想进咱家的门。她忘了自己是怎样从他家里出来的，她只感到天旋地转，一路上跌跌撞撞，像是喝醉了似的，回到家里才发现，自己的头上不知在哪儿撞了个大包。
这样的日子大约过了有半年，索燕就像当时副食店里的一块鲜肉一样，被城里人挑来选去。在她姑妈和她姑妈同事的张罗下，她被接二连三地拉出去同人家见面，先是抱有希望地高兴几天，一谈到实质问题便告结束，没有一个人肯将索燕这样一个一无户口、二无工作的人领回家去做老婆。如此这般，循环往复，面对着一次次的失落，一次次的破灭，遭受打击的似乎只是她作为女人的那份自信，却丝毫也没有动摇她要在北京留下来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