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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窗的帘子动了动。这一动彼得母亲得寸进尺了，拼命拉住车门把，只要车子开动，她就给你拖在下面，拖出一道血淋淋的印记。
但她想错了。窗帘动了动，动出一张十分文雅的中国面孔。随后玻璃降下来。那面孔和所有中国面孔一样，不露声色。
何总领事开口了。他的德语非常轻柔，告诉彼得的母亲，按说他现在正在接受审查，没有权力发签证，但他会想想办法，因为她的丈夫和儿子这个时候还在集中营里。纳粹对所有离开奥地利的人制定了刁难政策：必须有接受国的签证才能获得离境准许。何总领事知道关在集中营的人一旦有了离境准许，才能获释。
他拉开车门，请彼得的母亲上车。然后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张纸，一支笔。他请彼得的母亲把所有需要签证的人名和住址给写下来，然后回家去等邮件。
下了车她才想到，该给这好人一句祝福。该告诉他天下好人都一样，往往受到怀疑，太好的心肠没法解释啊；太好的心肠自古就惹人不高兴，从基督开始就这样啊。彼得的母亲恍恍惚惚在马路上走着，想到自己幸亏做什么事都留一手，想到犹太人不得不留一手，还想到她逼着孩子们得满分、当体育冠军、拿钢琴比赛名次都是为了留一手。不止留一手，留好几手。尽管祖祖辈辈都学会过日子防这防那，做人留好几手，该流离失所还是流离失所。彼得的母亲走在别人的维也纳大街上，看着音乐厅璀璨的大门，里面从此不再有他们一家的座席。维也纳的好日子，从此不再有他们一家的份儿。歧视和迫害也有好的地方，那就是它把犹太人逼得个个十八般武艺，个个都有投机天赋。
这时彼得和我已经站在黄浦江边。江面上泊了一艘美国巡洋舰，唱片转出来的萨克斯吹奏特别的美国。吹奏轻一阵响一阵，江上的风向决定它的音量。风向一变，音乐里混入一股鱼腥臭和水面垃圾的气味。我看看彼得的侧影，希望他不在意这气味不好的罗曼史序篇。
再往远一点，三艘日本海军的巡逻艇灯光星星点点。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军艇吃水太深，在更远的江面上打盹儿。大家剑拔弩张，却相安无事。
夜里的外滩是情侣的。没钱的情侣。不是情侣在这里荡一荡，分手时就差不多了。就像我和彼得。
我也讲了我自己。叽叽喳喳的一个年轻女人，大概就是我那天晚上留给彼得的印象。我怕一安静下来，彼得就会总结性地说：谢谢你给我的这个美好夜晚。江水的声音越来越响。我们四束目光投向远处，投向气味不好的夜色深处。我转过脸，嘴巴离他的耳朵只有几英寸。他的头发好密，一定是一个毛孔长了三根头发。只有风把头发吹起，你才发现他的额头有多么高大。典型的犹太额头。他等我转过去，再去面朝江水时，便也转过脸来看我的侧影。我的侧影没什么看头。欠缺一点起伏，过分含而不露。一个不怎么漂亮的侧面。我在他来不及转头时，猛地接住了他的目光。
我过去不这么瘦。彼得为他的瘦弱道歉。
我就那么看着他。我又不是在看他的模样。他明白了，把一条胳膊围了过来。我的腰和背是他的了。渐渐的，我的肩、手、脖子、脸颊，都是他的了。我整个人在一分钟内全是他的了。我们就那样重叠着看着一些船上的灯熄灭了，一些船远去。
我说了一些傻话，现在就不跟你重复了。都是些不难想象的傻话。
他说的傻话比较少。但我知道我不该对一个刚从集中营出来没多久的人要求太多。他若说了跟我一样多的傻话，我说不定会失望。
我说：我等你都等老了。
他明白这意思。我是指自己等待这场天定的缘分。他把我搂得紧紧的。
海关大钟敲了一下。十二点半了。
我叫了一部黄包车，跟他挤在车座上。车先送他去外白渡桥，还有二十分钟就要戒严了。然后车再送我回我那十平方米的橡木地板亭子间。这样就免了彼得掏车钱。可我到达自己亭子间楼下，车夫告诉我彼得偷偷地把俩人的车钱全付了。他已经开始预支我随口许诺的那些工作的工钱了。
这时我猛地想到，我无法兑现我的诺言。荡外滩荡得俩人忘了人间烟火，最后该交换住址电话时交换的是长长的一个注视。那么急需工作和工钱的犹太小伙子应该现实一些啊！而正是他对现实的短暂疏忽令我感动。什么都挡不住恋爱，饥饿、前途渺茫都挡不住。
所以，你看，我那时把跟彼得的恋爱看得那么重。对于我们那个年纪的男女，可以没有面包但不能没有恋爱。我们对于荷马、莎士比亚、海涅、普希金、拜伦、雪莱，以及贝多芬、勃拉姆斯、门德尔松、舒伯特的解读其实始终留着一些乱码，要到一次真正的恋爱爆发，才能最后将它们解密。这就是二十岁的我。
我并不着急，因为我相信彼得能够在莫里埃餐厅找到我（就是我们相遇的那家法国餐厅）。
每天下午五点，我去莫里埃餐厅上班，穿着老板指定的黑旗袍。从侧面看，旗袍开衩是一个完整的“7”，几乎裂到我三角内裤的底边。黑丝绒上攀爬着龙和凤，以及祥瑞云朵。
我每天晚上一面弹琴一面等待彼得。等到第六个晚上，等来了我父亲。他是一个人来的，一看就知道在图书馆躲清静，读书读得忘了午饭，五点半就饿得头晕眼花，跨进图书馆外面第一家看上去干净的餐馆。
他被引往一个火车座餐桌。他一进来我就认出他了。
我四下张望不仅是由于无聊，也因为我在等待彼得。在刚刚开始的恋爱中，恋人们的自尊非常娇弱，生怕自己过分主动，前一次约会流露过多而吓着对方。六十年前，坐在一个叫做“莫里埃”餐厅把琴弹得油腔滑调的我就是那么想的：我在外滩一定流露过分了，傻话说多了。可是我多么不甘心做个轻浮的年轻女郎让彼得·寇恩记住或忘掉。其实我掉进了那种男女游戏的圈套：因为想证实自己没有被轻视而对于彼得更加死心眼儿，或者为了扳回自己尊严的得分而更执著地要等到他。彼得那么需要我要给他介绍的工作，他怎么会不出现？他要养活一家五口，看在这份工钱的份上他也会利用一下我的痴情来把工作拿到手。我宁可给他利用，我顾不上那么多。彼得招呼也不打就消失了，这悬疑在我心理上迅速形成压力，压力迅速上升。我搞不清自己更爱彼得还是更爱自己那被轻贱的尊严。
好，这就是我父亲在角落餐桌坐下时的我。他来得可真是时候，我正有气没处撒。假如不是他那个俗媚的、跟狗都发嗲的小夫人把好好一个家弄得俗不可耐，我会落到这地步，到假模假式的法国餐厅来当女琴手？若不到这里来我怎么会遇到彼得，让他付了我的黄包车钱一去不回头？我一晚上的柔情诗意就值那点车钱？
我父亲桌上的蜡烛亮了。他居然不转过脸来看看，谁把《献给艾莉丝》弹得心急火燎，毫无真诚。他什么都不关注，什么都没给他看到眼里。他的漠视真彻底啊，朝我转了一下脸都没认出我。小夫人凯瑟琳鸡零狗碎、唠唠叨叨的幸福让他偶尔气闷，来一次短暂的离家出走，到这种地方来发发呆，对天下每天爆发的大灾难回回神。我是到后来才知道，他那一阵在打一个大主意，想独自去内地。因为他的小夫人绝不离开上海，他准备给她留一笔钱就悄悄离开。他将会把联系方式也留给她，假如她有兴趣，可以按一条九曲十八弯的路线到内地和他相聚。
假如彼得这时来了，我会把他介绍给父亲：喏，这是彼得·寇恩，我离家后的第一个“Date”。（注：幽会人或艳遇对象。）
第05章
父亲在我搬出去的第二个礼拜找到了我。他找到霞飞路560弄来了。是闺中女友把我的地址卖出去的。那天我在外面吃了一碗摊子上的熏鱼面，又到弄堂口去拿早晨忘在那里的大号热水瓶。就在我提着一瓶热水走进弄堂时，父亲从一个剥毛豆剥虾仁的厨房竹凳上站起来，“布克兄弟”牌的风衣被风掀起，活脱脱一个潇洒倜傥的便衣。
他一定等了很久，等得房东不忍心了，请他进去等，遭他谢绝后，让娘姨端出这个竹凳。好在天不太冷，白天一直有个黏糊糊的太阳。没有那个小夫人，我和他是另一种父女关系，非常非常坦诚，也非常地相依为命。
我拎着热水瓶，他敞着风衣，相对而立，刹那间看到的，就是我们形影相吊的父女关系。谁也帮不了我们。再坚强再洒脱，在别人的国家成活下来，都是创伤累累。凯瑟琳是不会懂得这些创伤的，做了亡国奴也不会懂。
他说妹妹你吃饭了吗？
我知道他一定没吃，所以我回答说：没有啊。
他高兴地说那么一块儿吃饭去吧。我们去国际饭店，还是梅龙镇？他知道我们已经和解了。
父亲是客家人，除了客家菜他对所有菜都是门外汉，上海菜只知道个梅龙镇。
从那晚之后，父亲有空就来和我吃一顿晚饭。有时把我的坤包拿过去，问一声：可以吗？我不做声，他便打开包，往里面放几张钞票。如果我说“No，”他会尊重我的独立自主，把包还给我。每次收了他的钱，我都觉得窝囊，会好一阵不理他，他也会有种不好的感觉，他的小夫人以为我真的硬碰硬独立自主了，而父亲却一直在我这份独立偷偷掺假。
该是大批客人进餐的时间了，父亲转过身，四下望，看看自己周围怎么一下子如此热闹。如此的钢琴声大作。这琴声耳熟啊。等一等，那过分娴熟又总差那么一点力度的弹奏还能有谁？父亲站起来，往我这边看。一群美国水兵抽烟是链接式的，餐馆被他们抽得茫茫阴霾，所有人都让微辣的空气弄得微含泪水。所以我父亲更加不敢认黑丝绒旗袍上端的侧影。更不敢认，黑丝绒开了条“7”形缝隙，露出一整条腿的侧面。
我弹着李斯特的《匈牙利舞曲》，自己给自己翻谱。我知道父亲走过来了。
等我弹完，父亲“噼里啪啦”地鼓起掌来。旁边的人乐得有人带头起哄，便跟着喊了几声：“Bravo！”我爸爸刚才喝了两杯葡萄酒，伪装满不在乎、豪爽率性装得更逼真。他站立起来，巴掌拍得震耳，抵上小型拉拉队。
我借着下台找水喝走到他身边。他的所有不满都可以用相反的形式发泄。
我说我找到这个工作才一个星期。怎么样，我的独立宣言特醒目吧？我的脚踢了踢旗袍前襟。美国水兵们个个在瞬间饱了眼福。
我去你的亭子间找了你好几次。父亲不理会我的挑衅。你每天夜里都回家很晚。身体吃得消吗？
谢谢关怀。
我最近收到一笔钱。在美国投资的一点股票——你伯父十年前帮我做的投资——卖掉了，赚得不错。
你看我父亲多可怜：他想给我一些钱，让我的大腿好自为之，别去喂养各国水手、大兵们的下作眼睛。但他怕直接说会刺伤我，就这样撒谎，绕弯地哄我接受他的钱。我知道他在美国从来没有一分钱富裕，供他去投资股票。他始终是个穷学生，只有别无选择地做学生才能拿到一笔养家糊口的钱。他是到了中国才过上好日子的。每个伯父都掏出点钱，为他们最小的弟弟在上海买下一幢房。怎么可以没有自己的房子呢？伯父们鄙夷地否决了父亲意见。从祖父开始，他们有点钱就买房置地，误认为这样买就能把人家的国土买成自己的。他们不知道，就凭他们的黄面孔，有多少地契都是寄居客。他们也想通过为弟弟买房把一只脚插在上海，可是这房所基于的国土已沦丧给日本人了。
半法国老板对我打着冷峻的手势，要我马上把屁股挪回琴凳上去，父亲看见了，那客家人的大眼就像点了捻儿的炮仗，嗞嗞冒火星。我赶紧向老板扬手一笑。
父亲说：这笔卖股票的钱凯瑟琳不知道。
我才不在意她呢！我用英文对父亲说。假如不是我顾及大体，不想让半法国鬼子、美国鬼子、德国鬼子、日本鬼子、种种的鬼子们看笑话，我拉开阵势和父亲争吵。在别人的国土上长大的人常用这一点给自己提精神鼓劲：绝不让鬼佬们看笑话。
父亲说假如我不好意思跟老板辞职的话，由他去说。这是他在逼我。老板就在一米以外，父亲只要一句话就可以砸了我貌似独立自主的饭碗。
求求你，爸爸。我用中文说。我爸爸不止一次说过，他更喜欢说中文的我，那个我带着我故去的母亲最初教我的中文口吻，那种大人跟孩子说话特有娃娃腔。后来我学了英文，不管怎样，背后都有了一个说英文的庞大主流社会，人就变得老三老四。而讲一口娃娃腔中文的我，让父亲觉得一个不可视的私密空间，那里面只有母亲、他、我。
为什么？父亲问。
因为我必须在这里弹琴。
你没有回答爸爸为什么呀。父亲个子大，是客家人里少有的大个头。但他这时跟我说话是用不着佝身歪头，仿佛哄劝的对象十分弱小。他把身体摆出这个角度完全出于习惯。正如他和我最亲的时候，就称自己为“爸爸”，“你没有回答爸爸呀”，‘你听爸爸说”，“不是爸爸批评你”。
我必须在这里工作。因为我必须等一个人。我一吐为快地告诉父亲。
父亲问：等谁？
我说：等一个在这里遇到的人。
父亲明白了。什么肉麻的浪漫故事，居然也发生在他女儿身上。他本来还有一句训诫，但想到自己在这方面也不是什么好榜样，就不说了，慢慢走回到他的座位上。我回到钢琴前面，凭记忆弹了一支中国的沪剧小调，居然没惹恼谁。大概也没谁在听。一边弹我一边看父亲跟人吵架。他上前台来和我谈话时，侍应生以为客人走了，就把桌子给了四个日本人。父亲本来要和我吵的那一大架现在和别人吵去了。四个日本人见父亲对那侍应生（大概是个法国留学生）张牙舞爪，把会说的所有法语都拿了出来，赶紧嫌恶地离开了莫里埃餐馆。老板走过去，马上就站在了父亲的一边，对侍应生伸出一个瘦手指，指着厨房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