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20岁的“小开”郭先生在一番精心装扮之后，正走出自己的花园洋房，前往老上海四大舞厅之一的“埃尔令〃。“小开”郭先生喜欢“埃尔令〃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它有着任何一个老上海舞厅都没有的十六层弹簧地板，这使得舞蹈中的他如同一只踏波无痕的水上之鸟。
“小开”郭先生那天有着1948年上海最时髦的装束；前往的是1948年上海最流行的舞厅；而星期六之夜前往〃埃尔令〃、〃百乐门〃、〃大都会〃、“仙乐斯”则是像他这样的上海富家子弟的生活方式。
55年后，当〃小开”郭先生回想起那个夜晚的〃埃尔令〃之行时，他说当时他也是这样认为：1948年之前，上海没有什么时尚和时髦，所有的时尚和时髦都产生在1948年的夜晚，那个如同郁达夫先生描述的〃春风沉醉的晚上〃。
“人总是容易简单地理解问题的，而且，在骨子中，他们总是排斥一切他们不曾经历过的事情，他们老是为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存在辩护。”“小开”郭先生从容地一叹，这一叹让时光漏过了半个世纪。
从1976年9月9日在合肥路一地玩着撒尿游戏的小男孩到1991年10月23日在上海锦沧文华大酒店苦等陈百强的小青年；从1948年把玩“埃尔令”十六层地板的“小开”郭先生到2004年一路“哈”来仿佛永无止境的86年“更新人类”，他们谁理解了城市生活中的全部本质？他们各自的欲望在本原上又有着怎样的差别？他们的人性对未来的历史来说还有着多少启示的意义？
这是我，当年的青年，后来的准中年，此刻的中年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这也是这本城市文化、生活、情感的编年史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此刻，让我再次从1976年这个特殊的年份说起。
如同我刚才已经说过的，这个年份，有两个在表面看来与时尚、消费、欲望完全无关的人物相继去世，他们就是周恩来和毛泽东。
这两个深刻地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人物分别于1976年1月8日和1976年9月9日离开了无限热爱他们的人民。这个期间，1976年4月5日，在天安门广场中央，一场青年暴动以它强大的力量震撼了中国大地，震撼了统治着中华民族的官僚机器，这场暴动与我们所要叙述的生活方式无关，但没有这股愤怒的青春火焰，没有这股火焰的猛烈燃烧，也就不会有现代的城市生活方式所产生的社会氛围。
由于社会政治发生了如此重大的变化，逻辑地，社会生活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
1977年的上海大街上，出现了第一家自动售货商店，而在1977年8月，上海有了第一家电视机商店。后者的重要性一直要再过十年才会被上海男女深切地感觉。那个时候，人们的想像力还达不到这样的程度，那就是他们未来的生活方式将由这个闪闪发亮的小怪物所决定，出现在屏幕上的种种视像最终将使他们曾经有过的生活变得与前迥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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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至1979年，电视机远远不是流行物品，但在这个时期，社会文化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有两部作品将永远地留在我们的脑海深处，由于它们的重大性，我甚至不敢轻率地使用〃重大〃这个词语。
第一部作品叫《伤痕》。
作品的作者叫卢新华。他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78级。在这之前，他象所有的“老三届”一样，在中国的农村地区生活了若干年，当时代终于前进到让他进入了中国最好的大学时，他没有浪费时代给予他的机会，他将自己积累的种种经验、种种思考，完成在短篇小说《伤痕》中。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不经意地，他拨动了1979年的中国神经；不经意地，他释放了中国社会积郁已久的思想狂潮，同时，他也为那个时代的全部苦难者打开了倾诉、控诉的闸门。
后来很长一个时期内，在文学乃至社会学层面上，《伤痕》都是一个标志性作品，而卢新华先生也因此成了一个标志性人物，直到以韩少功为代表的寻根文学和以马原为代表的先锋文学将人们的眼光拉了开去。
和卢新华同时成为标志性人物的是宗福先。
1976年9月9日，从这天往前或推后（4）
这个工作于上海某企业的男性剧作家，以比卢新华更为充沛的情感写出了四幕话剧《于无声处》，这个话剧造成的轰动效果是匪夷所思的，宗福先先生和他的团队在中国各地周游演出，他获得了英雄般的欢迎。
作为作家和剧作家，他们两人在文学史和戏剧史上的真正地位或许还要留待历史来界定，尽管，就轰动的效应而言他们取得的是寻常作家梦寐以求却不敢随意奢望的成就。 作为人，某种意义上，他们成就的却是人类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思想家方能成就的事业，他们推动了时代的车轮，他们解放了人民的情感，他们让一个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由此而产生，他们个人因此成为另外一种意义的不朽的纪念碑。
上述发生的一切从去世的周恩来、毛泽东到以自己的文学作品、戏剧作品让中国震撼的卢新华、宗福先他们与时尚、消费和欲望的历史在表层上也许不那么相干，但它们构成了一个“金字塔崩溃”的宏大背景，一个绝对不能或缺的社会政治的深度背景，没有这个背景，任何的回忆都无从谈起，那个在1976年9月9日走出上海市卢湾区工人俱乐部图书馆的青年人，也就不会对后来的生活、后来的城市、后来的人们的七情六欲发生那么多的感慨和联想。
在《拉兹之歌》的旋律中开始解冻（1）
在卢新华的《伤痕》和宗福先的《于无声处》一边，城市倾听到了《拉兹之歌》的美妙旋律。
是七十年代末期，中国左派布尔什维克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开始有了悄悄的松动，满大街不再是单调的八个样板戏的旋律，也不再是让人听得生腻的〃阿瓦唱新歌〃或“月飞山，英雄的山”，尽管依然还在按照严格的〃向左、向左、向左〃的律令，但兄弟国家的戏剧、电影作品逐一地出现在上海，出现在中国这座最具纪律性、也最具世界主义眼光的城市中。
较早的时候，人们已经看见了“欧洲的一盏明灯”的阿尔巴尼亚电影《广阔的地平线》中的那个接吻的镜头，这个镜头让上海多少青春少年为此怦然心动，他们中又有多少人在一贫如洗的城市角落里以生命的名义而偷偷地模仿着镜头中的动作，他们中也有人为了这个模仿付出了一生的代价，以〃猥亵者与被猥亵者〃的身份永远地丧失了正常人的一切，在六、七十年代的毒辣的太阳下裸露着自己那个可耻的阴阳的头颅。
上海的青春男女还深刻地记取了《创伤》中反复接吻的镜头，由于这部影片明显地触犯了中国左派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禁令，导致了它放映不久之后的被彻底禁锢。
《宁死不屈》是深刻影响上海的影片之一。上海的青春男女不仅深刻地记取了阿尔巴尼亚女英雄米拉·格拉米的绝世美貌，他们还深刻地记取了德军少校汉斯·芬斯·斯多茨先生的精彩台词：
姑娘，外面阳光明媚，人们享受着生活的无穷乐趣，而你呢，将在这里默默地死去。
上海的青春男女会心地感受着阿尔巴尼亚游击队员之间的问候：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即使岁月进入二十一世纪初期，他们中许多人还会清晰地记得荡漾在那座白色山城中的那句问候，这是那个时代留给他们的一个暗号。
“三千里江山”的朝鲜也是在文化层面上深刻影响上海的一个国度。
《卖花姑娘》告诉上海的青春男女一个关于阶级斗争、阶级压迫的凄厉故事；《金姬与银姬的命运》是对万恶的“南方”与豢养“南方”的美国强盗的最彻底、最愤怒的控诉；而《南江村的妇女》和《鲜花盛开的村庄》则是对在万景台诞生的伟大领袖的统治的赤裸裸歌颂。我们还可以回忆起《看不见的战线》中的那个狡猾的“老狐狸”，他让我们在多少年以前就含混不清地感觉到生活中的阴谋和诡秘。
朝鲜人民军歌舞团的《血海》是一个充满了意识形态说教的、绚丽无比的大型歌剧。
对出生于上一世纪四十与五十年代的上海男女来说，二十五年之后，他们或许已经忘却了当年朝鲜电影、歌舞剧的具体内容和细节，但他们不会忘却那些充满了朝鲜民族特有情感的旋律。
在社会主义的灿烂明灯和三千里江山国度一边的是对左派布尔什维克来说意义含混的电影，它们也纷纷来到了上海，其中最轰动的是罗马尼亚电影《多瑙河岸之波》。
由齐奥赛斯库先生统治的这个国家，或许因为在人种上更接近拉丁民族，他们不仅在意识形态上与前苏联拉开了很大的距离，在文化上也与斯拉夫人有着明确的分野。上海的青春男女幸运地在七十年代末就感受到了罗马尼亚电影中的欲望激荡，健康、丰满、阳光的男女身体，以接近半裸的方式冲击着上海的心灵，使他们内心洋溢起不由自主的情感。与《创伤》有着相同的命运，《多瑙河之波》也遭致了禁映的命运，在中国左派布尔什维克的眼中，这些半裸的肉体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人的堕落和革命者灵魂的彻底空洞。
上海的青春男女则有着自己的文化判断、自己的价值判断，这就如同他们永远不会忘却那个苦难的印度人在1979年的上海大街小巷中的歌唱：
阿巴拉姆，啊，
阿巴拉姆，啊，
命运让我奔向远方，啊，阿巴拉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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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文化对上海的影响比较曲折。发生在1961年世界最高山脉上的那场战争使得人类的两大文明暂时地拒绝相互触摸。但文化常常越过当代政治，人文常常突破当代的意识形态，电影《拉兹之歌》作为老片子重放在1979年的年末。“阿巴拉姆〃、〃阿巴拉姆〃的深切的忧伤呼喊深刻地打动着上海的青春男女，羞怯、腼腆、满怀着憧憬的上海青春伴随着《拉兹之歌》的美妙旋律在悄悄地成长。有个细节可以佐证这一点：
是在1980年的早春时节，上海的文化广场中正放映着《拉兹之歌》，黑暗中，一个叫作吴小青的上海女子，将她柔软的小手放在了同事黄远方的手中，随后，随着剧情她有点控制不住自己，她将自己飘散着青春气息的嘴唇向他的嘴唇凑去，黑暗之中，当银幕上正发出着“贼的儿子并不是贼”的呼喊时，他们年轻的生命也发出着激｜情的咆哮。
时代立刻将要接近解冻的那一刻。
在美国专栏作家保罗·考夫曼的《中国正在来到的精神革命》的预言中，他是如此断言这个时候的这个国度和这座城市：
在旧中国崩溃时候，这个国家的人们把一切都寄希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民众给了马克思主义施展威力的最好机会。然而，马克思主义在改造人这一点上却失败了。
面对这个失败，中国共产党政府必将继续在马克思主义口号下往前走。但是，它的目标将不会再着重改造人的思想，而着重物质建设方面。可以，物质方面的发展，不可能填补精神的空虚，西方世界的情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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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兹之歌》的旋律中开始解冻（2）
在保罗·考夫曼似是而非的预言中，在时代仿佛壮阔无比的表层下，其实埋藏着与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南辕北辙的生命秘密，那是上海青春的秘密，也是上海时尚、消费、欲望的秘密，一句话，是上海城市生活的秘密。
麦克·哈里斯老兄，邓丽君歌声中摇曳的超短裙（1）
七十年代末，上海的时尚可以用这几个短语来表示：麦克·哈里斯式的墨镜，独眼龙收录机，邓丽君歌声再加上那条无限美妙的超短裙。
先从美国人麦克·哈里斯说起。
借助于《大西洋底下来的人》，美国老兄麦克·哈里斯摧生了中国城市的第一次墨镜狂潮，他的独特面貌使得上海多少年轻男女为此迷恋并作出仿效，但其实他对上海青春男女的时尚暗示这股魔幻般的力量来自于上海开始进入一个电视时代。
1977年，当上海有了第一家电视机商店之后，电视机这个闪光怪物就以疯狂的速度进入了市民的家庭中。这样的情景是屡见不鲜的：夜晚六点半钟左右，在上海数以百计、千计、万计的里弄里，人们一早就放好了他们因多年磨擦而显得油光铮亮的竹椅、竹榻，焦急不堪地等待着瑞华坊或某某坊居委会某个老太用钥匙打开安放电视机的箱子，然而，目不转睛地观看当年任何一部电影或电视剧。
戴着宽大墨镜的麦克·哈里斯老兄出现在《大西洋底下来的人》这部美国电视剧中。
这个电视剧没有多少艺术价值可言，内容也乏善可陈：一个半人半鱼的家伙基本上无所不能，尽管没有《黑客帝国》中的尼奥那么伟大，但也算是七十年代末人类的一个小小救世主。他的一个独特标志，就是在英俊的脸庞上笼罩了一付墨镜，这付墨镜成了这个海洋底下来的家伙的重要标志。
七十年代末，经受了电视机文化反复熏陶的上海的青春男女向麦克积极靠拢，他们人人都以脸上戴上一付麦克式墨镜而自豪，与此同时，时刻提防上海警察捕捉的最早的市场经济先锋战士，从遥远的广州以“投机倒把”的方式长途贩运而来的廉价墨镜更是起哄了这股时尚之潮。有意思的是，上海的青春男女在仿效着麦克老兄的时候，他们中不少人还将商标别有用心地保存在这付廉价的南方墨镜上。
但正是此举激怒了中国的左派布尔什维克，逻辑地，也激怒了上海的左派布尔什维克，他们称这是〃盲公镜现象〃，他们说表明了上海年轻一代的绝对无知，而这种绝对无知将使红色中国付出沉重的代价。
叫作西蒙·雷伊的美国记者在《改头换面》中的评述似乎从另外一个角度证实了上海的左派布尔什维克的判断：
迄今为止，这种开放政策唯一不利的副作用是突然滋长的“崇拜西方”的思想，而这种思想正迅速地取代在毛主义盛行年代煞费苦心培养出来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