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绍兴，绍兴古属百越，夷狄也，沈侍郎是浙江乌程人，也是夷狄——”
“一派胡言。”
沈榷愤怒地大叫起来：“春秋之世岂可生搬硬套到大明之朝，我祖我父，世代读圣贤书，和夷狄哪有半点干系。”
张原就等着沈榷这句话，朗声道：“沈侍郎说得是，人面兽心、为非作歹，虽中华之人，岂非夷狄；行善好义，修身事天，虽边远绝国，亦是我华夏之友，《春秋繁露》讥郑伐许，曰狄之，郑国伐丧无义、叛盟无信，夷狄之行也，故狄之——故华夏、夷狄不在地域之分，而在于文明教化，是礼仪之邦，还是野蛮部落，如建州奴尔哈赤辈，真夷狄也，而利玛窦诸人，学问渊博，慕我中华教化，岂能以夷狄贬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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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字更到，很不好写，比当初写《上品寒士》的辩难还费神，小道是殚精竭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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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二十九章 大雪中的辩论（下）
华夷之辨、尊夏攘夷思想始于《春秋》，两千年来未受到质疑，到了大明初年，因为在看待元朝历史地位问题上存在分歧，华夷之辨开始激烈起来，此前虽有北朝、辽、金等胡人政权，但都没有统一过中国，元朝是第一个统治中国近百年的所谓夷狄王朝，元朝的统治是华夏民族的耻辱，但百年统治的事实又无法抹去，大明不可能越过百年直接继承南宋——
所以朱元璋的《即位诏》承认元朝是中国的一个历时朝代“朕惟中国之君，自宋运既终，天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传及子孙，百有余年，今运已终，海内土疆，豪杰纷争，朕本淮右庶民，荷上天眷顾、祖宗之灵，遂乘逐鹿之秋，致英贤于左右……”，以此来表明大明取代元朝是符合天意的，并在南京建历代帝王庙时把元世祖与三皇五帝并祀，但方孝孺、解缙诸臣却是否定元朝的正统地位，华夷之辨一直延续到嘉靖年间，礼部终于罢了元世祖的祭祀，更有甚者，提出要把历代二十三史中的《魏书》、《北齐书》、《周书》、《北史》、《辽史》、《金史》、《元史》这七部史书剔出中华正统史书，只作为夷狄传记附在《晋书》和《宋史》后面，似乎这样就能保持中华传承的正统——
时至万历末年，世界格局已经大变，地理大发现、欧洲大航海时代开启、西班牙的无敌舰队纵横七海、英国的舰队崛起争雄，西洋文明已经一举超越了中华文明，而明朝的士大夫还在盲目自尊，陶醉在一个以明王朝为中心的幻想之中，虽然有一些开明之士开始接受了新的现实，但远非主流。（）张原也没指望通过这次辩论就能改变世人这些观念。但把充满腐朽气息的旧屋大门推开，吹进一些新鲜空气却是可以做到的，所以他要在华夷之辨上驳倒沈榷。让沈榷辈无法以地域来排斥西洋人，他还想着有可能的话把伽利略请到大明来呢——
说万国地图、说欧洲美洲，沈榷可以不信。但张原从《春秋》这一华夷之辨的源头来驳斥沈榷的偏见，沈榷又羞又恼，一时无言以对，这让皇长孙朱由校瞧得好不痛快，却见南京礼部郎中徐如珂站出来了，说道：“王丰肃辈，公然潜住南京正阳门里，起盖无梁殿，悬挂胡像。诳惑愚民，从其教者每人给银三两，笼络民心。图谋不轨。去年因私藏火枪被拘，竟有大批耶教教众手持小旗上街游行。宣称要为天主而死，这与谋反何异！”
张原微笑倾听，他知道沈榷、徐如珂在他的辩驳下无法以非我族类这样简单的理由来排斥龙华民等人，肯定就会盯着西洋传教士在大明的所作所为来非难，王丰肃在南京传教的确过激，这个人还是遣送回澳门为好，但不能因为王丰肃一人就把所有在华的传教士都赶走，天主教在大明如果谨慎传教是可以容忍的，张原看重的是传教士带来的这种文化交流，当此之时，除了满怀宗教热情的传教士和淘金梦想的冒险家，谁会远涉重洋来大明，好比中国西部的沙漠和雪山，只有求法和弘法的僧侣才会不畏死亡的威胁来穿越，去年与他同船入京的金尼阁就对他说过，万历三十七年七月初九金尼阁与耶稣会教士一十九人从葡萄牙的里斯本乘船，海上航行两百多天，到达澳门是次年的二月初六日，十九个传教士活下来的只有八人，另外十一个传教士不是死于风暴就是疾病，海船极易发生瘟疫——
张原道：“徐大人说到王丰肃私藏火枪，难道不知道那事情已经查清楚了吗，那两去燧发枪是我请王丰肃从澳门带来的，其中一支早已交给兵部武库司，工部军器局已经根据这支燧发枪来改进我大明边军的火枪，这是有利于大明军备之事，徐郎中怎么还揪住不放？至于说王丰肃分银子给教众，那是扶贫济困，在下在绍兴也曾建义仓救济灾民，佛寺、道观逢灾年施粥给乡民不是很常见的事吗，难道都是别有用心？”
徐如珂道：“张修撰是读圣贤书大明士人、佛院道观施粥乃是出于慈悲，岂能与居心叵测的西洋教士相提并论。（）”
张原“哦”的一声，说道：“说来说去，徐郎中还是认定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是吗，不管王丰肃辈是行善还是作恶，只要不是我大明人，就一律排斥是吗，这等见识，真不值得一辩，徐郎中要辩，先把《春秋》的华夷之分搞清楚再辩。”
“张介子休得咄咄逼人！”
刘宗周迈步出班，先向皇太子行礼，然后正视张原，说道：“先不说火器能否增进边军战力，只论天道和人伦，你之所谓西学正是乱天道坏人伦之异端，何谓天？天即理也，而天主教义却言别有一主以生天、生人物，遂令人不识祖宗父母，率天下之人而叛君父者必此说也，至于尊奉天主就可升天堂免地狱更是无稽之谈，等同于行贿谋私，乃是邪妄之说。”
刘宗周寥寥数语，就比沈榷连篇累牍来得精辟和犀利，刘宗周显然是研讨过天主教义的，洞悉天主教最核心的教义——天主或者上帝是超自然的人格神，这与儒家的宇宙观是完全相悖的，刘宗周继承朱熹的理气观，认为盈天地间一气而已矣，理气合一、生人生物——
在张原看来，儒家这种否认有主宰宇宙的精神实体的观点明显胜过天主教的宇宙观，所以他不能在此与刘宗周纠缠，刘宗周是儒学大师，这是刘宗周的长项，他恐怕辩不过刘宗周，而且容易与整个儒家学说对抗，所以必须扬长避短——
张原向刘宗周一躬身，说道：“佛有释迦牟尼、道有元始天尊，这些玄远虚渺之事先不论，我非天主教徒，启东先生也不是佛门弟子，我与启东先生只论经世致用之学，论君道、论臣道、论养民、论富民，如何？”
刘宗周欣然道：“好，先论君道，我来问你，君主如何产生，是西洋的天主、上帝任命的吗？”
照一般民众理解，君主是开国之君打天下当上君主的，后来的君主是继承的，但儒家要把君主上升到哲学高度来阐述，张原道：“君权天授，天为民而生君，我以为这个天既非天主也非启东先生说的理和气，这个天是民意，民意就是天，太祖高皇帝扫平群雄、代元而立，正是上天厌乱，眷命高皇帝为生民主，所以开太平于后世。”
张原不想和刘宗周讨论什么“天理”、“诚意”和“慎独”，他要谈君主的责任和臣民的责任，那就是君道、臣道和民道，君权天授是儒家君主观的共识，但张原在这里转变了儒家对于天的概念，把天理解为民意——
刘宗周道：“天为民而生君说得不错，民意可以影响上天，但民意不是天，天道窅缈，求于本心，心为天地万物之本，你莫要混淆了民意和本心。”
张原成功地将刘宗周引入君道之辩，他从“育民”、“养民”和君主要维护绝大多数人利益来谈君道，这正是有意限制君权的东林党人刘宗周所欣赏的，对听取辩论的皇太子朱常洛的一次教育，张原不从华夏夷狄来讨论元朝的灭亡，而是从施政策略和民心所向来论述，他说蒙古惟力是视，妄图以武力征服万邦，终致败亡，所以一国君主如果为政有方，国力强大，国祚才能绵长，否则受其他强族的侮辱，上天也没法相帮，这是宋徽宗父子的悲剧，也是后来朱由校弟弟朱由检的悲剧，当然，现在可不能举崇祯帝朱由检的例子——
大雪纷飞，彝伦堂外已经是一片洁白，到午时初，双方辩论将近一个时辰，王安见皇太子有疲倦之态，便向国子监祭酒朱国祯示意，朱国祯便宣布今日辩论到此为止，与翰林院、詹事府诸官一起恭送皇太子和皇长孙回宫。
第一天的辩论就这样结束，张原驳斥了沈榷等人狭隘的排外思想，而刘宗周与张原谈君臣之道反把反对西学给忘到脑后了，莲池大师始终一言不发，只是拨着念珠旁听，沈榷提醒刘宗周明日要重回反对耶教和西学的辩论上来，从徐光启、张原妄图以西洋历法修改大统历来切入辩论，刘宗周点头称是，刘宗周是竭力反对变更历法的，认为这会坏了大明的治统、是用以夷变夏了——
姚叔驾马车在集贤门外等候张原，坐在车辕上的还有汪大锤，张原与徐光启等人道别后坐上马车，才发现王微在车上，王微戴着昭君帽、穿着寒裘，笑盈盈道：“今日由我代穆真真来接相公，我也有武艺。”
张原笑道：“你只会射鸟，肉搏可不如我。”
王微粉脸微红，将手里的一盏茶捧给张原问：“相公辩得如何了？”
张原先辩论了半个多时辰，正是口干舌燥的时候，喝了几口茶，说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辩论不是比力气大、嗓门高，分胜负很难的，我只是要这么一个能辩论的场所表达一下观点而已。”
王微道：“谁说文无第一，相公不就是状元吗。”
张原“嘿”的一笑，舒服地靠坐着，马车驶过积雪的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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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道不是中西文化史的专家，雅骚也不是论文，意思到了就好，不然单这辩论就可写十万字，所以后两场辩论会简洁一些，重点写辩论在大明朝野的影响。
☆、第四百三十章 皇长孙的犀利
十一月十六日上午辩论第二场，东宫传旨，皇太子今日不来国子监听辩论，将在十八日最后一场来听取双方总结性的陈词，这对张原等人而言反倒自由了些，辩论时坐着、站着、踱步都行，不用动辄向皇太子下跪那么拘束，但传旨的东宫太监还没离开，又有虎贲卫护送着皇长孙到来了，皇长孙朱由校爱听张原辩论，其实朱由校听不懂多少，只是喜欢看到张原把别人驳得哑口无言的样子——
这日刘宗周辩论伊始就抨击西洋历法，认为历法是中国相传纲维统纪之最大者，而徐光启、张原欲引西人变乱祖宗钦定、圣贤世守的大统历，实乃名教之罪人，刘宗周措词很严厉，张原引进西人火器也就罢了，变更历法却是他绝难接受的，历法关乎纲纪、关乎顺天承运，皇历皇历，不是火器那种微末小道能比的，所以必须坚决反对——
现在的辩论已经成了张原和刘宗周为主辩、其他人不时插话补充的局面，张原问：“启东先生对天文历法有研究吗？”
刘宗周冷冷道：“你想说什么，是不是因为我不精于历法就要批驳我，大统历是国初诚意伯刘伯温与精通历法诸贤奉旨修订而成，岂是你这后学小辈和西洋远夷能质疑的！”
刘宗周这种态度让张原很不快，这哪里是治学求道的精神，这是僵化偏执自以为是的学霸，一代大儒的胸襟不过如此，也就不客气地道：“孔夫子都有‘不耻下问’之语，启东先生既不精于历数，为何就不允许他人质疑历法？而且大统历的前身是元朝郭守敬推演的授时历，由诚意伯刘伯温略作修改进献给太祖高皇帝作为皇明新历，但颇有错误不合之处，洪武十七年，高皇帝下令在南京鸡鸣山建观象台，并重修大统历。（）参考西域回回历来补正，这就是沿用至今的大统历，然而自万历以来，大统历误差越来越大，推测日食、月食屡出差错，钦天监监副周子愚也上疏要求修历——在下要请问启东先生、沈侍郎、徐郎中，为何回回历可以用来参证修改我大统历，而西洋历却不能用来补正我大明历法？是我太祖高历帝气度恢弘开拓进取。还是诸位先生固步自封拘泥僵化？”
这话很犀利。刘宗周觉得脸颊一热，一时难以辩驳，张原昨日利用《春秋》把华夷之辨作了微妙的改变。束缚了刘宗周等人的排外之基——
沈榷道：“郭守敬乃我汉人，其授时历修订之后当然可以沿用，回回历亦与我中华历法渊源极深。而西洋人则居心叵测，佛朗机人曾在吕宋屠杀我海外子民——”
熊三拔分辩道：“那是西班牙人的恶行，而我等是葡萄牙派遣来华的耶稣会教士，澳门的葡萄牙人在大明治下也是安分守己，更何况传教士向来反对杀戳，天主十诫之第五诫就是不杀人不害人，沈侍郎不要把他国的恶行栽到我等无辜者头上。（）”
沈榷不管什么西班牙、葡萄牙，大声道：“汝等耶稣会士企图借助佛郎机人、倭人颠覆我大明王朝，此言流传已久。”
这也太诬蔑人了吧。熊三拔简直悲愤了：“日本幕府将军去年禁绝天主圣教、杀害传教士和教众，凶残如魔鬼，谣言竟说我等耶稣会士要联合日本人来颠覆大明，这从何说起啊！”
这谣言起于广东，之所以把日本人和西洋传教士牵扯上，主要是利用民众对倭寇的痛恨，耶稣会士与倭人有联系。那当然居心叵测了，只是没想到德川家康严禁天主教了，这谣言也就站不住脚——
沈榷修正道：“既不是借助倭人，那借助佛郎机人无疑了。”
张原示意熊三拔不要与沈榷争辩这些，对枕榷道：“沈大人言谈殊无风度。方说是耶稣会士借助倭人和佛郎机人意欲颠覆大明，转眼就改口。这样反复无常岂是辩难应有的态度？还有，沈大人说推演授时历的郭守敬是汉人，所以可以沿用，难道沈大人忘了郭守敬是元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