怖主义是不可能相容的 “在这次审判中 赖因霍尔德 说，1932年，季诺维也夫 曾为恐怖手 段的使用进行辩解，他说， ‘尽管恐怖手段与马克思主义是不相容的，但在 现在这种看法应该取消 。’” （23） 当话题涉及到理论问题时，善于诡辩的维辛斯基越发不可止步，他情不 自禁地卖弄起他混入布尔什维克以后才学到的知识和理论： “与民意党人的 恐怖时期作对比确实是无耻的。在民意党人的时期，那些真诚地反对沙皇制 度，为自由而斗争的人，确实使用了自己特有的然而永远无可指责的方式。 我想起他们时心里充满了尊敬之情。因此，对于上述侮辱性的相提并论，我 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或许是出于这种假惺惺的义愤吧，维辛斯基在讲话的终了喊道： “我要 求将这些疯狗枪毙，一个不剩地枪毙！” （24） 按照法庭的程序，公诉人发表起诉总结发言后是被告们的“最后陈述”。 8 月22 日上午，被告们把自己的“最后陈述”的稿子交给了莫尔恰诺夫，后 者把它们送交叶若夫审阅。最后陈述也要由审判当局批准的作法，再一次证 明了公开审判的虚伪性。叶若夫把稿子中有关被告同列宁的密切关系和他们 的革命功绩的文字统统勾掉了。因为被告对列宁的崇敬心情的流露和对自己 革命经历的回忆，自然会唤起人们对他们的罪行的怀疑，对他们的指控也会 显得站不住脚。另外，法庭根本无法解释他们为什么会从赤胆忠心的革命家 变成死心踏地的反革命。因此，从公开发表的审判材料中，根本看不出几位 主要被告曾是列宁的亲密战友和学生这一历史事实，也根本看不出他们曾经 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国家的创建活动，曾是十月革命的领导成员，曾 在国内战争的战火和苏维埃国家的建设中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甚至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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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担任过的众所周知的职务也不准提及。起诉书和判决书中，紧挨姓名的 职务一栏里，填的全是 “职员”。革命的风火锻造了他们的血肉和灵魂。可 是现在，他们只能作为腐朽透顶的囚犯，突然出现在这个人间世界上。 8 月 22 日晚间和8 月 23 日，法庭听取了被告们的最后陈述。被告们说 话的顺序与被审判时一样。第一个站起来做最后陈述的是穆拉奇科夫斯基。 或许是他忘记了不准向法庭提及自己革命经历的警告，或许是由于难以名状 的痛苦的煎熬，穆拉奇科夫斯基情不自禁地谈起了自己的经历。这是一个真 正的革命家的经历。他 13 岁时就因散发革命传单而被捕过。他本人是个工 人，他的父母和祖父都是工人。他的祖父组织并领导过著名的南俄工人协会。 从阶级观点来看，他的家庭是地地道道的无产阶级的和革命的家庭。这样的 家庭和这样的人是无产阶级政党进行革命的社会基础。 “可现在”，穆拉奇 科夫斯基痛苦地喊道： “站在你们面前的我，却是一个反革命！”（25） 法官和检察长都警觉起来：他往下要说什么呢？维辛斯基甚至欠起身 来，准备发暗号了。暗号一发出去，会场里就会有专门的听众大声起哄，打 断穆拉奇科夫斯基的话。不过，维辛斯基虚惊了一场，一切进行顺利。穆拉 奇科夫斯基一时感情冲动，说不清是绝望，还是悔恨，抑或是被压抑的愤怒， 大约是由于这些情感的综合吧，他两眼含泪，猛地一拳砸在被告席的木栅栏 上。可以想见，此时此刻，这位革命家的心中翻腾着何等痛苦和愤懑的惊涛 骇浪，它几乎要冲破那人为设置的无形的堤坝。但他紧紧地抓住了长凳的靠 背，终于克制住自己。或许他在想：不管面前的法庭多么伪善，多么狰狞， 不管历史是多么不公正地让这样的法庭充当人民的法庭，但历史毕竟是让它 充当党和人民的法庭，他在自己的最后时刻不能站在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对 抗党和人民。理智终于约束住难以约束的感情。他说，他之所以提到自己的 过去，那仅仅是为了使大家 “记住，不仅一个将军，不仅一个公爵或者贵族 能够成为——反革命，就是像我这样的工人或工人出身的人也可以变成反革 命。” （26）最后他说，他是一个叛徒，活该被枪毙。审判长乌尔里赫朝维 辛斯基投出满意的一笑。它是献媚者的笑，胜利者的笑，是野兽脚踏着自己 的牺牲物时的笑。 绝大多数被告都表示服罪。他们用污垢的语言谩骂申斥自己，把自己称 作叛徒、强盗、败类，说自己不值得宽容。突然，叶甫多基莫夫冒出了一句 并非无意的反问： “到底有谁会相信我们众口一词的话呢？”接着，他不由 自主地抒发了内心的抑郁： “谁会相信我们这些把基洛夫杀死，对着他的新 坟演出这么一出丑恶的闹剧的人呢？谁会相信我们这些不是由于我们本身的 罪过而是因侥幸而没有变成谋害斯大林及其他人民领袖的人呢？谁会相信我 们这些作为反革命匪帮，作为法西斯和盖世太保的盟友而站在法庭上的人 呢？” （27） 加米涅夫谈完自己最后的话以后便坐下了。但他又站了起来。他想给自 己的两个孩子说几句话。他的孩子一个是飞行员，一个还是孩童。在工人、 农民和知识分子中素以民主正派和平易近人而著称的革命家加米涅夫，竟不 能唤亲生子于堂前，抚其项背而教诲之，而只能像一个普通的死囚犯人那样， 遥寄顾盼之情，这是何等地悲怆和凄凉！那无情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竟不能饶 恕一个功绩卓著并已退出政治舞台的革命老人！加米涅夫只能采取他根 179 本没有想到的方式对他的儿子说话。当然，他的话不仅是说给他的儿子的。 而且我们看到，遭遇到千古奇冤的革命家加米涅夫在他临终之际，仍然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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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人民和人民的事业。 “在我临死之前，我想对他们说：无论我将得到什么 判决，我现在都认为它是公正的。孩子们，请不要朝后看，要向前看。同苏 联人民一块跟着斯大林向前走！” （28）然后，他坐下了，用双手捂住了脸。 所有在场的人都动了情。据说连法官们呆板的面孔也一时失去了常态。 季诺维也夫站起身，照着内务部为他拟好的稿子念起来。他呼吸困难， 声音平淡，缺乏自信。他不看听众，不寻求他们的共鸣，与往常那个在党的 会议和共产国际大会上令人倾倒的天才演说家相比，他判若两人。他讲话的 内容与加米涅夫的讲话类似，他机械地揭露和批判自己，证明他这个德高望 重的老布尔什维克原来不过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敌人和叛徒，而只有斯大林才 是列宁主义的真正捍卫者和继承人。他对自己进行了拙劣的和机械的理论批 判，所使用的语言和表达方式显然是发言稿修改者的东西： “我先是歪曲布 尔什维主义，后来变成反布尔什维主义，接着又通过托洛茨基主义走向了法 西斯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是法西斯主义，而我的季诺维也夫主义，则是托洛 茨基主义的变种 ” （29）最后他说，任何惩罚都没有这样一种意识更使他 感到可怕，即 “我的名字将和与我坐在一起的人的名字连在一起。我的右边 是奥利别尔格，左边是纳但·卢里耶 ” （30）季诺维也夫显然认为这两个 人是内务部的奸细。虽然他自己也在内务部各种物质的和精神的重压下屈服 了，但他作为一个老布尔什维克革命家和列宁的战友的尊严还没有泯灭。 斯米尔诺夫再次否认他直接参加过任何恐怖活动。但是，他谴责了托洛 茨基，说他是站在街垒另一边的人。 最后一名做 “最后陈述”的人是弗里茨·达维德。除了奥利别尔格之外， 他和其他3 名所谓被托洛茨基派到国内的人都没有要求宽大处理，当然他们 心里有谱：绝无生命危险。后来的事实则证明，他们积极、忠实地与内务部 合作的态度以及内务部将予以宽大处理的许诺，不过是一种欺骗手段。审判 组织者将受骗上当的人使用过后，或者说他们失去使用价值后，为了灭迹， 不动声色地把他们也一道枪决了，好像他们根本没有存在过一样。他们是可 怜的，也是可悲的。 当所有的被告讲完之后，法庭宣布休庭，审判庭成员进入了会议厅。此 时的时间是8 月23 日晚7点半。判决书已预先由审判长乌尔里赫准备好。在 准备过程中，乌尔里赫几次易稿，每次都是呈交代行休假的斯大林的职务的 卡冈诺维奇审阅。卡冈诺维奇对最后一稿也作了修改。在判决书的第3 页上 关于阴谋分子准备暗杀的名单中，加上了自己的名字，而在第7 页上写上了 奥尔忠尼启则的名字。深夜两点半法庭重新开庭。在死一般的沉寂中，审判 长乌尔里赫呆板地读了 15分钟的判决书。按照判决书的说法，季诺维也夫、 加米涅夫、叶甫多基莫夫、巴卡耶夫、穆拉奇科夫斯基、捷尔一瓦加尼扬、 斯米尔诺夫被判定犯有如下罪行： （1）根据托洛茨基的指令，组织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恐怖中 心，以谋杀联共 （布）和苏联政府的领导人； （2）通过列宁格勒地下恐怖集团，准备了并于1934年 12月1 日实施了 对基洛夫的凶杀； （3）建立了一系列恐怖集团，企图杀害斯大林、伏罗希洛夫、日丹诺夫、 卡冈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柯秀尔和波斯蒂舍夫。 德赖采尔、赖因霍尔德、皮克尔、戈尔茨曼、弗里茨—达维德、奥利别 尔格、贝尔曼—尤林、莫·卢里耶和纳·卢里那被判定犯有如下罪行：托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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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基—季诺维也夫地下恐怖组织的成员，积极参加了谋杀党和政府领导人的 准备活动。 最后，审判长念到了判决书的量刑部分。大厅里时而响起紧张的咳嗽声。 审判长一个接一个地念完全部被告的姓名，接着，他停顿了一会儿，最后宣 布所有被告被判处极刑：枪决。托洛茨基与其儿子谢多夫也被缺席判处死刑。 在场的内务部的干部熟悉审判程序，以为审判长会接着说：考虑到被告过去 的革命功绩，本庭认为可以不对他们施用死刑。但是，他们所期待的情况并 未出现。在人们的惊愕中，乌尔里赫已经不慌不忙地将判决书放进了文件夹。 这时，一声歇斯底里的尖声吼叫打破大厅的沉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斯大林的事业万岁！” （34）这是两个卢里耶中的一个。直到这时他才突然 明白他们被无情地玩弄了。但是，说句公道话：既然他们被选中充当牺性品， 他们又怎么能避免这样的命运呢？犯人们被带出了法庭，送进了密封汽车， 向卢比扬卡监狱驰去。 当时，托洛茨基正在挪威。当他了解到莫斯科公开审判的情况后，便向 报界发表声明，向国际联盟发出电报，向各种组织和集会寄发呼吁书，请求 国际舆论帮助主持公道。但挪威政府在苏联政府的压力下，却建议托洛茨基 离开挪威。当时，没有一个西方国家愿意接受地。最后他得到了墨西哥政府 的同意，于1937年 1月9 日到达墨西哥 最后的时刻 公开审判会结束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与斯大林达成的协议的价值 已完全清楚。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诚恳地履行了君子协定，但他们却没有 任何力量，可以迫使斯大林去履行协议。 根据新的法令，犯人被宣判后可在 72小时内提出赦免的请求。有一些人 递了请求，但全被驳回。斯米尔诺夫没有提赦免请求。实践证明，就连给犯 人留下3 天请求赦免的法令，在最后时刻也被践踏了。24 小时后，就宣布判 决已经执行，16名被告无一幸免。 后来从内务部传出了一些执行判决时的情况。季诺维也夫身体很差，正 发着疟疾。他被告知说要送他到别的牢房，可是当他看见警卫人员，他立刻 意识到将要发生什么事。据说，他无法控制自己，绝望地高声喊着要斯大林 兑现对他的许诺。人们觉得他处于一种歇斯底里的状态。不过，也可能并非 如此，因为他激动的时候声音总是很高。因此，他可能要把临终前的话说出 来。他当时患有心脏病和肝病，因此可能发生冲动。据说，押送季诺维也夫 的内务部的一个中尉，担心季诺维也夫在地下室走廊里继续喊叫，就把他推 到隔壁牢房中枪决了。后来，这个中尉因表现镇静而得到了奖励。 加米涅夫从牢房中带出来后，没有抱怨，但显得很震惊。他从容就义。 负责行刑的内务部的一个中尉在执刑后歇斯底里地发作起来，踹了尸体一 脚，又朝尸体开了一枪。斯米尔诺夫视死如归，步履稳健，他说，他们在法 庭上表现不好，他们被这样对待是受之无愧。 还有其他说法，这里就不一一列举。 被告的家属也受到了惩罚。 “在镇压时期，实际上受害的往往是受害者 全家，包括子女，亲属甚至熟人。” （32）这大概就是卡冈诺维奇所爱说的 “砍伐树木，木屑横飞”的一种表现吧。叶甫多基莫夫的儿子被枪决。奥利 别尔格的妻子贝蒂也被送到劳改营。贝蒂在监狱中得了病，很瘦，她企图自 杀，从楼梯的栏杆跳了下去。最后，她于 1940年被斯大林遣返德国，与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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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遣返的共产党员一起交给了盖世太保。加米涅夫的一家命运很悲惨，1935 年3 月，加米涅夫的前妻奥莉加·达维多夫娜 （托洛茨基的妹妹）和大儿子 亚历山大先后被捕。亚历山大于 1939年 7 月被处决，当时只有33 岁。另一 个儿子尤里克 1937年只有 16岁，1938 年 1 月被处决。前妻1941 年秋被处 决。加米涅夫的小弟弟，H ·B ·罗森菲尔德夫妇1935年 7 月被判刑后死于服 刑期间。加米涅夫的孙子维塔季克到 1951年 19岁时被流放，身体受损，于 34 岁时去世。 被告被执行判决时，许多党中央的领导人都在外地度假。斯大林在高加 索。莫斯科只留下了形式上的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法定人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