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月的时候，样书寄来捧到鼻端深深吸一口墨香的时候，我切切实实感到一种由衷的快乐，也让我深信真正的快乐或幸福是钱所买不来的。
记 者：一本四万字的《 爵士乐群英谱 》比译一本十四万字的小说还花时间，翻译中遇到的最大的难题是什么？骂你的“村上迷”也不少，是怎么面对的？
林少华：以前我也说过，最大的难题就是碰上怎么也查不到的西方音乐尤其爵士乐方面的乐队名、歌名和歌手名，那是我的心虚之处。而村上又特别喜欢炫耀他这方面的博学，有时气得我恨不得一巴掌把书打到地上去，这种时候当然只有痛苦没有快乐了。不用说，这方面的翻译出了不少笑话，有的读者因此“骂”我也是情有可原的，即使个别朋友“骂”得相当情绪化我也乖乖听着，从未利用媒体反唇相讥。“骂”其实也是一种关心。不过总的说来，夸我的读者好像占绝大多数。人无论多大年龄，得人夸总是开心的，借此机会对无数读者朋友拜个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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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村上多放了几克盐（3）
记 者：网上一直有林少华与赖明珠之译笔的争论，作为当事人作何感想呢？
林少华：这其实是我最不想回答的问题，毕竟赖明珠女士不在场，有背后说坏话之嫌。但回避了又显得虚伪，这么说好了：赖女士的英文比我好，我的中文比她强。上面说的我在音乐翻译方面的痛苦在赖女士那里是不存在的，因为她都可以一一巧妙地返回英文原文，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而我的中文总体上较为考究，这点稍加对比就看得出来。一般说来，台湾的翻译不如大陆，这在出版界已是共识。
记 者：你说翻译的文字91？郾2％是村上春树的原汁原味，剩下的8？郾8％属于自己，村上似乎没有正面评价过你的翻译？
林少华：村上先生无论正面还是侧面都没有评价过我的翻译，因为他完全不懂中文。只是在相见时说了感谢话，说这么多年翻译他那么多书辛苦了。说起来他倒是懂英文，却也没对英译本做过评价。在广义上翻译也是一种价值取向，即一种批评。而村上的原则是对批评概不回应。只有一次例外，《 挪 》出版时有人批评太黄了，他恼怒地说“那么我倒要问问那人过的怎样的性生活”！
记 者：有一种说法是你的译笔“美化”了村上的文字，对其在内地的畅销推波助澜？
林少华：既美化了又没有美化。说美化了，是因为汉语本来就是世界上最富于装饰美的语种，而我原本又是搞中日古诗比较的，难免多用几个文言词儿。说没有美化，是因为日本文学如日本料理，以淡为主，以淡为美。问题是如果同样译得那么淡，中国人就未必觉得美了。这也好比上海菜和山东菜，上海人觉得咸淡正好的菜，山东人往往觉得淡，而要让山东人觉得正好，就要多放几克盐进去。而我为了缩短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审美距离，有时就在允许范围内调整一下，即多放几克盐。在这个意义上，就不是美化，而是一种“信”，一种忠实，即审美忠实，这在文学翻译上不但是允许的，也是必需的。不过，所幸说我是美化村上文字，而不是美化日本……
记 者：作为一名教授，译名比做学问的名头响得多，学生是怎么看待你的？
林少华：的确，较之教授和学者，作为翻译家的名声更响一些，作为我个人心情比较复杂，因为在我这行当里，翻译基本是进不了主流评价体系的。而在学生眼里似乎不同，因为教授太多了，而所谓翻译家终究少见，自然产生一种新鲜感。而且学生中也有不少读者，知道翻译的分量。当然，学问——准确说来是学术——我也并非不搞。说句贴金的话吧，我去年第一次带了两个硕士生，都考上了博士，一个北大，一个天津师大，而且都是高分。当然，要我现在开始构筑自成体系的学术大厦是不大现实了，好在这方面的年轻人才比比皆是，我大可倚老卖老。
记 者：在日本一般是什么人在阅读村上？他也是一个时尚的“小资读本”吗？据说曾获诺奖的大江健三郎批评过他，文学界的看法究竟如何？
林少华：在日本读村上的也大部分是年轻人，和中国一样。不一样的是日本没人视之为“小资读本”。因为日本多数人都认为自己属于“中流”（ 中产阶层 ），没有所谓“小资”。大江健三郎是批评过他，后来又表扬过他，说他的作品有了社会性，有了进步。如今日本文学界总的来说对村上持正面看法，甚至认为如果再有日本人获诺贝尔文学奖，那么非村上莫属。
记 者：你说过村上的作品“良莠不齐”、“不够大气”，有美国学者认为村上的作品“娱乐性十足又具有启示性”，中日之外的研究者对村上还有什么评价呢？
林少华：德国人欣赏村上作品的出奇制胜和对内心世界的发掘，认为他是“日本的卡夫卡”；英国人欣赏其中的温情、美感和迷失感；俄罗斯人甚至从中发现了“日本传统美学”。美国哈佛大学一位教授甚至出了一本研究村上的专著，名叫《 村上春树和音乐的韵律 》（ Haruki Murakami and Music of Words ），认为“村上最出色的成就就是体察出了市井小民生活中的玄秘和疏离”。
我给村上多放了几克盐（4）
记 者：《 海边的卡夫卡 》和《 天黑以后 》以来，村上的思想和笔触都有了变化，作为译者，是怎么思量和应对的？闻听你有写关于村上评传的想法，在进行中吗？
林少华：其实村上的转变从十年前的《 奇鸟行状录 》就开始了，到了《 海边的卡夫卡 》和《 天黑以后 》变得更为明显，尤其思想上的变化。简而言之，开始从一个作家转变为知识分子。主要表现是开始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勇气更尖锐地质疑日本社会的现实和历史，甚至质疑那段不少日本人讳莫如深的历史，认为日本“没有人对（ 过去 ）那架暴力机器承担内在责任，没有认真地接受过去”。可以说，村上不仅仅具有我们所认为的“小资情调”，他还是个战士。作为中国人，理应对后者给予更多的关注和评价。至于村上评传，我是有写的打算，但迟迟未能动笔，有负读者朋友的期待，真是抱歉。
（ 2006年2月 采访者刘江涛）
村上和我谈了什么（1）
2003年您去日本和村上见过一次面，是吗？能具体说说当时的情况吗？比如说由谁组织的，有哪些活动，和村上主要谈了些什么，中间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村上说过什么话给您留下了较深的印象等等，最好能说得详细一些。
2002年10月开始我应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之邀，做客东京大学从事一年学术研究。转年一月中旬见了村上。其实也没什么人组织，没什么丰富多彩的活动。约了时间，我去了他的事务所。谈话谈得很愉快。一开始他问我路上怎么样，我说东京的交通可就不像您的小说那么轻松有趣了，他笑，我也笑，气氛很快放松下来。关于谈话的内容我在不少场合都提过，概括起来主要谈了以下五点：
（ 1 ）关于创作动力。“我已经写了二十多年了。写的时候我始终有一个想使自己变得自由的念头。即使身体自由不了，也想使灵魂获得自由。我想读的人大概也会怀有同样的心情。而这大约就是我所追求的东西。”
（ 2 ）关于奇异的想像力。“想像力谁都有。难的是接近那个场所，找到门、打开、进去而又返回——我并没什么才华，只不过具有这项特别的专门技术。如果读者看我的书过程中产生共鸣，那就是说拥有和我同样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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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关于孤独与沟通。“人生基本是孤独的，但同时又能通过孤独这一频道同他人沟通。我写小说的用意就在这里。”“人们总要进入自己一个人的世界，在进得最深的地方就会产生连带感。或者说人们总要深深挖洞，只要一直挖下去就会在某处同别人连在一起。而用围墙把自己围起来是不行的。”
（ 4 ）关于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可能性。“最重要的是读者。获奖不获奖对于我实在太次要了。何况一旦获奖就会打乱自己的生活节奏和‘匿名性’，非常麻烦。再说诺贝尔文学那东西政治味道极浓，不怎么合我的心意。”
（ 5 ）关于小说中流露出的对中国（ 中国人 ）的好感和中国之行。“我是在神户长大的。神户华侨非常多，班上就有很多华侨子女，就是说从小我身上就有中国因素进来。短篇《 去中国的小船 》就是根据那时候的亲身体验写出来的。关于去中国，由于中国有那么多读者，去还是想去一次的。问题是去了就要接受采访和宴请什么的，而我不擅长在很多人面前讲话和出席正式活动，以至逃避至今，倒是很抱歉的。”
谈话印象最深的是第（ 3 ）点，通过孤独与他人沟通这样的见解在我听来十分新鲜，也是第一次。觉得有意思的，是他往书上签名留念时盖的两个章，一个章是趴在草地上的小兔，一个是一对红蜻蜓，很有童趣。
一直以来，您通过翻译村上的作品，都是在和村上进行“神交”。真正见到村上后，您对他的印象和您想像中的一样吗？请具体谈谈村上给您留下的印象，比如他的着装、讲话的方式、是否很健谈等等。通过这次交谈，您对村上有了什么新的认识吗？另外，村上见到您之后，他有什么反应呢？他原来知道中国有一个长期翻译他作品的人吗？
您也知道，日本人对着装十分讲究，尤其见客人时往往西装革履，一派庄重。但村上不是那样。尽管时值冬季，他却像在过夏天：灰白色紧身牛仔裤、三色花格衬衫（ 看胸袋绣的标志，大概是POLO ）、里面套一件黑T恤（ 是不是MADE IN CHINA我看不出 ），挽着袖口。中等个头，由于跑步的关系，身体显然很结实，加上小男孩发型，的确一副“永远的男孩”形象。见到我，没有像一般日本人那样一边深鞠躬一边说“初次见面请多关照”。握完手，对我这么多年翻译他那么多书表示感谢。总的说来，见面的感觉和想像中的差不许多，自然、真诚、不造作，完全没有大作家的架子。最后我请他为中译本《 海边的卡夫卡 》写序，他爽快地答应下来，笑道：“即使为林先生也要写的！”
作为长期翻译村上作品的专家，您应该是最了解村上思想的人。能具体谈谈您对村上作品的认识吗？
村上和我谈了什么（2）
我从1989年开始翻译村上作品，十多年了。也是因为这个关系，无论写文章还是讲演，很多时候都谈到村上和他的作品。具体谈起来很长，只能简单概括一下。首先，文体别具一格。简约、流畅、幽默和有节制的抒情笔调给读者带来阅读特有的愉悦，至少中国读者有这样的感觉。其次，想像力跨度大。村上的小说虽然属于纯文学作品，却演示了不亚于科幻、魔幻小说的大跨度的想像力。天马行空，随心所欲，光怪陆离，神鬼莫测，点化出现实世界中的本质性真实和人们的心理真实、潜意识真实以至灵魂的真实。第三，有距离感。村上作品的主人公从不擅自闯入他人的私生活地界和精神领域，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优雅姿态。此外，距离感还表现在对社会制度和官僚机构的无视和揶揄上面，从而守住了灵魂制高点和精神优势。第四，西方的视角。村上往往用非日本即西化的视角来审视、把握和感受日本社会的种种现象，用非日本话语审问日本的当代话语，表现出一个优秀作家所应有的勇气和良知。
您个人觉得，为什么村上的作品能同时获得东亚国家和西方世界的认同？
我觉得很难梳理出一个共同原因。德国人欣赏村上作品的出奇制胜和对内心世界的把握，认为村上是“日本的卡夫卡”；英国人欣赏其中的温情、美感和迷失感；俄罗斯人甚至从中发现了“日本传统美学”；美国哈佛大学一位叫Jay Rubin的教授认为“村上最出色的成就就是体察出了市井小民生活中的玄秘和疏离”。韩国人似乎更为村上作品中“荡漾的空虚感、失落感”所吸引。中国人主要对其文笔和所谓“小资情调”情有独钟。
日本作家岛田雅彦对此倒是有个概括性说法，他认为：“村上春树的作品之所以能像万金油一样畅销世界各国，是因为他在创作中刻意不流露民族意识，写完后还会反复检查，抹去所有民族色彩。这样，他的小说就变得‘全球化’了。”
您在翻译村上作品的时候，如何去拿捏原著的精神，并把这种精神和语言上的美感恰到好处地译成中文？
我的译文之所以为无数读者朋友所肯定和欣赏，主要得益于两点：一是我在精神上碰巧同村上有相通之处，如对日常景物和人际关系的感受，如对无限追求物质生活的现代社会的思考和忧虑，如对孤独情境的体察等等；二是我非常热爱中文，始终留意中文表现方式的可能性、尤其微妙语感的传达方式。我为汉语言近乎无限的表现力和感染力感到惊讶和自豪。这使得我在翻译当中有得心应手之感。至于翻译方法之类一下子很难总结。可以说，翻译是一种再创作，是艺术，是跟着感觉走的东西。“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在翻译村上作品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具有挑战性的地方？在您译过的所有作品中，有没有哪一部是译起来挑战性比较大的？能具体说说吗？
花时间最久的是《 奇鸟行状录 》，日文厚厚三大本，译成中文都长达五十万言。而最吃力或者说最有挑战性的却是四万字《 爵士乐群英谱 》，因为我是“乐盲”，书中层出不穷花样翻新的外来语乐队名、乐曲名、歌手名辞典上大多查不到，搞得我焦头烂额，苦不堪言，简直天昏地暗。
您在翻译村上作品的时候，一般要将原著看几遍才会动笔？到目前为止，您一共翻译了多少部村上的作品？除了村上的作品外，您还翻译其他作家的作品吗？
《 挪威的森林 》因是第一本，看了两三遍，往后一般通看一遍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