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形官阶- 第17部分

　　　　孙秀娟正色地说：“不要胡说，你应该打败第一名和第二名，才是你的本事。”

　　　　女儿说：“不容易啊，我总不能在考试时，让人家拉肚子、得流感考不成吧？”

　　　　孙秀娟说：“看我不撕烂你的嘴！小小年纪，哪该有这么多坏心眼儿？当心神仙知道，要遭报应的！”

　　　　女儿做一个鬼脸说：“算我说错了。我一步一步来嘛，排到第一位了，你们奖励我什么呀？”

　　　　孙秀娟说：“你想要什么呀？”

　　　　女儿说：“不要什么，就要我老爸吻吻我就行了。”

　　　　项明春听着母女二人的喧闹，觉得十分好笑，忍不住插话说：“小学生都知道争名次，怪不得你那么重视县里领导的排序了。”

　　　　孙秀娟说：“我盼望着哪一天，你也在他们中间有个位次呢。”

　　　　说实在的，项明春对自己的前程并不抱太大的希望。每当冯司二和他说起，让他努力地向县级领导上奔时，他就对冯乡长讲，希望不大。你想啊，现在县里“四大家”领导二十多个，别说县委、政府，就是老干部退下来到人大、政协再待一段时间的现象也成了过去，高层领导已经年轻化了，拔个萝卜才有一个坑儿。缺乏老萝卜，依次递补的可能性不大，哪有自己的空位置？

　　　　冯司二听项明春这么说，立刻劝解他，不要悲观，现在社会分工越来越明细，就要求干部越配越多，市里年年都要提拔一批干部，机会是会有的。项明春就用《列宁在十月》里的一句台词说，好啊，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

　　　　在项明春的潜意识里，并不是那种刻意追求往上爬的人。祖祖辈辈吃糠咽菜，只要能过上一点好日子，就容易满足，自己能混到这一步，就已经很不错了。再说，在县委办公室工作的那几年，从底层熬到顶峰，又从顶峰跌落下来的经历，更让项明春明白了不少道理。因此，他对待官场既非消极出世亦非积极入世，既没有置身事外的清高亦非刻意追求的热衷，对仕途的淡泊，异乎他人。他请一个书法家写了一个条幅，把自己定位在二十个字上：

　　　　脚踏实地，胸怀开阔，追求新知，与人为善，知足常乐。

　　　　项明春认为，前十六个字是作为，后四个字是境界。境界这东西不可捉摸，是理想化的状态，能够逼近，但不能实现。如果人人都“知足常乐”，安贫乐道，社会的发展也就会停滞不前了。

　　　　这一天，县政府办公室的张振亚来访，让项明春把自己曾经对赵哲讲过的“王二狗的故事”又卖弄了一番。

　　　　张振亚进入政府办，与项明春进入县委办，大体是同一年，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混上一个副科级。这个人自恃自己的文笔不错，其实在为人处世方面有不少欠缺，他的故事，在县委、政府两办，一度被传为笑谈。

　　　　当年，秦鸣鸥还是乡镇党委书记的时候，有一次带了一份材料到政府办公室去，托政府办把这份材料转给不在家的县长，进入政府办工作不久的张振亚接待了秦鸣鸥。

　　　　张振亚说：“秦书记，你这材料保密不保密？”

　　　　秦鸣鸥说：“保什么密？你可以看看，顺便提点修改意见。”

　　　　张振亚不知就里，粗粗地浏览了一遍儿，立刻批评这文章写得臭极了，简直不忍卒读。然后一条一条地指出什么结构松散，语序颠倒，上面两个重点不突出，下面有一个明显的漏洞，毛毛糙糙的云云。

　　　　秦鸣鸥听了，脸色黑沉沉的，把一头白发映衬得更加白了。原来这文章是秦鸣鸥亲自写的，当时心里就想，这小子简直不知道天高地厚，哪有这么评价自己得意的文章的？登时把文章要了过来，严肃地说，振亚，不要说了，这文章不让你转达了。

　　　　当时在场的还有政府办的两个同志，一边听张振亚高谈阔论，一边觉得好笑。等秦鸣鸥非常恼火地离开政府办的时候，张振亚还摸不着头脑：“这秦书记怎么啦，自己不过是批评文章了几句嘛，值得这么光火？”

　　　　一个伙计说：“振亚呀，你今天算把秦书记得罪了，你不知道，这文章正是秦书记自己写的呀！”张振亚这才后悔莫及。

　　　　没有多久，秦鸣鸥来政府办主持工作，人员分工时，把张振亚打到了边缘上，不要说能力不怎么大，就是有一点，也不让他发挥出来，这个张振亚从此就没有了出头之日。按说，秦鸣鸥并不是一个阴损的小人，心里画上的那一道子，应该随着时间而淡化的，头几年不提拔张振亚是这个原因作怪，后几年是觉得这个张振亚确实不是块料儿，提拔这样的人贻笑大方，就把他一度搁置起来。

　　　　对于在秦鸣鸥手下没有好日子过，张振亚自认倒霉，谁让自己这张破嘴胡说八道呢。看到别人一个个地都上去了，张振亚自然暗暗着急，生出不少野门路，企图改变命运。

　　　　他去找过赵半仙，赵半仙说他福薄命薄，只要好自为之，还是有前程的。临了，连他的卦资都不肯收。张振亚非常沮丧，在办公室工作的情绪更加低落了。

　　　　后来，有一个外地来的算卦大师来到丰阳县城，张振亚听说此人有破法，赶紧拜访了这个奇人。他请这个算命大师吃饭喝酒，在县委招待所里认真招待一顿，那个算命大师看他心诚，特意把原来讲好的八百元卦资，优惠了二百元钱，只掏了六百元。算命先生晕乎乎地说，快了，三年以内，你一定能够成为副科级干部。结果等了三年，毫无踪影。

　　　　另有一次，他随办公室的其他几个同志游武当山，又闹了一个笑话。

　　　　武当山是一个有名的道教圣地，山上有一个著名的“转运台”。一个人交了香火钱，侧身从一个夹缝里钻过去，旁边的道士敲着铜钟，说，转运了，转运了！转上一圈儿，心灵上就会有很大满足。别的同志说：“振亚，你常常说自己倒霉，那你赶紧在这个转运台转转吧，兴许会好起来的。”

　　　　张振亚果然动心，交了钱，侧着身子转了一圈儿。谁知别人都是从左边开始转的，他忘了规则，转反了，几个同志哄笑说：“振亚呀，你是怎么搞的，不看方向胡乱转？”

　　　　等他再要交钱重新转时，那个遵守职业道德的道士说：“不用转了，都一样的。”张振亚这才作罢。回来了这几年，到底运气也没有转过来。

　　　　张振亚与项明春是老伙计了，项明春对于他的来访，没有必要表现出更大的热情。正巧乡里抓信访工作的副书记从北京领人回来了，要对项明春汇报工作。项明春就让通信员领张振亚到招待所去，自己中午吃饭时才能陪陪他。张振亚没有感到项明春不够热情，连说：“我们老伙计，不拘礼节，你忙你忙，不用管我。”

　　　　项明春对已经走出门的通信员大声说：“小马，你负责，好好招待张秘书！”其实，项明春称呼张振亚为“张秘书”，他这时连秘书也不是。二黄公庙乡是一个出奇人的地方，抓信访工作的副书记向项明春汇报的，就是一个奇人的情况。

　　　　这个奇人出生在乡里偏远的侯沟村，乳名叫侯石头，长大后，自己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侯远理”，意思是具有远大理想，鸿鹄志向。小学没有毕业，就经常写些小文章，文章的内容，主要是关于解放台湾的决心和信心，彻底埋葬蒋家王朝，等等。写成了，抄写得歪歪斜斜的，错别字连篇，还要贴上八分钱邮票到处投稿，凡是中国各大报刊杂志都敢投，自然没有一个报刊杂志的编辑采用过。

　　　　侯远理的大哥是个傻瓜哑巴，愣头愣脑的，见了人只知道傻笑。而且一年四季光着身子，不会思考却仍然管用的物件，耷拉着展示给众人看。乡亲们见多不怪，任随这个傻家伙裸露着黑红色的身体，在村里闲逛，至多有人帮他勒一块布条遮羞。这个傻家伙只有一条用处，就是在石磨的磨道里推磨，两只光脚丫子“啪嗒啪嗒”地拍打着地面，比毛驴跑得还欢。侯远理的弟弟也不聪明，说话半语，满天星星说成是“满天灯灯”，喝凉水说成是“喝狼水”。父母本来打算把聪明的侯远理培养成材，无奈家里生活艰难，实在供养不了，侯远理混到小学毕业就被落了下来，跟着父母在生产队的地里挣工分。

　　　　失学了的侯远理，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一门心思想出人头地。晚上点着油灯，不停地画一些东西，很有点发愤攻读的味道，而且一根筋地研究台湾问题。

　　　　那些年头，初中下放到了村里办，原有的小学教师都提拔成为初中教师。山沟里的师资极为贫乏，村支部书记看他整天写写画画的，以为他有学问，就把他弄到了学校里，当了一阵子“队办教师”。

　　　　侯远理教学是很卖力的，就是对汉语拼音搞不明白，教学生“彩虹”的“虹”字，不知道音为“hong”；而且我们当地人说“出彩虹”是“出将（音）”。当然，这个“虹”字另有一种发音是“jiang”；一般念的都是“hong”；偏偏侯远理认定这是个“将”字，在教孩子们拼音时，把“hong——虹”念成“哥翁——将”，孩子们一齐大声朗读：“哥翁——将”，“哥翁——将！”声震山沟。也有个别学生意识到“哥”与“翁”拼不出来“将”的音节，侯远理批评学生是“二百五”：“你不会猛拼！猛拼！猛拼就出来了！”

　　　　教了几个月学后，侯远理突然失踪了。十多天时间，孩子们没有人上课，家长不依不饶，骂支部领导不关心孩子成长。支部书记非常恼火，只得另找了一个人顶替了他。

　　　　等侯远理疲惫不堪地回到学校里的时候，校长宣布不让他再教学了。他问校长为什么不让他教了，校长说：“哪有你这号老师？连假都不请，说走就走了。”

　　　　侯远理说：“我不是说走就走，而是干大事，向党中央建言献策去了。”

　　　　校长很奇怪：“你能献什么策？”

　　　　侯远理说：“我向中央领导汇报自己设想的解放台湾的办法，他们如果采用了，台湾人民就不会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了。”

　　　　校长蔑视地说：“就你这个样子，还能向国家提出什么建议？”

　　　　侯远理振振有词地说：“怎么了，看不起我？位卑不敢忘忧国，你咋知道我的建议不行？”

　　　　校长说：“你有好建议，送一封挂号信不就得了。”

　　　　侯远理说：“不行，必须亲自交到周总理手里，不然，再好的建议用信发出去也不可能实施。”

　　　　校长可笑这家伙太无知，轻蔑地问：“侯远理，把你的建议说一说，让我听听，到底可行不可行？”

　　　　侯远理说：“连学都不让我教了，你还想听？没门儿！这是重大机密，岂是你能够知道的？”

　　　　一上到国家机密的等次，校长也不敢胡说了，就说：“那你好好整理吧，说不定哪一天会起作用的。”

　　　　原来，侯远理积蓄了好几个月的队办教师补助费，真的上北京了。钱花光的时候，也没有进去新华门，没有办法，只得扒火车回到了家里。在侯远理的心里，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和梦想，就是找到周总理，把自己的解决台湾问题的办法呈上去。

　　　　后来，侯远理又到公社的食堂里做了一阵子师傅，积蓄了一些钱，又跑到北京去，完成自己未竟的事业，结果又被遣返了回来。公社领导同样不用他了，建议递不上去，工作也丢了，双重打击，让侯远理的心理彻底犯了毛病，觉得没脸见人，从此不再回他的老家侯沟村，在黄公庙搭了一个窝棚住下来捡破烂换钱，发誓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一定要把建议递交给高层领导人。全乡的人都知道他，有人说他是神经病，有人说他是上访户，有人说他是异想天开，从来没有人同情他，说他是胸怀大志的。

　　　　这些年来，物转星移，总理换了好多任，侯远理不改初衷，坚持凑够了钱就往北京跑，去一次，被遣返回来一次，把项明春他们折腾苦了。因为他每去一次，上级信访部门就要通知他们去北京领人，乡财政就得拿钱，派人到北京的收容中心去找他。乡信访专干多次恨恨地说，这家伙也不死，真正死了，就没有这些扯淡事儿了。专干恨他不死，也是情有可原的，本来黄公庙乡信访工作一直先进，就是这家伙没有少让专干在县里挨批评，信访局长批评过专干，说你们黄公庙乡是怎么搞的，连个疯子都管不住？

　　　　项明春到黄公庙乡工作以后，就接二连三地不断处理这件事儿，曾经打算给他批一些钱安个家，他也许就安生了。专干拦着说，不能这么办，你给他了钱，他就更加往北京跑得欢了，项明春只得作罢。接任书记后，他让专干把侯远理叫来，听这个人说话，并不觉得头脑不正常。当项明春问他有何锦囊妙计时，侯远理仍然是一副高深莫测的神态，仿佛天机不可泄露，说是重大机密，你们这些基层干部是不能够接触的。

　　　　项明春知道，他是一种信念，而不纯粹是疯人狂语，就说：“现在时代变迁了，解放台湾不一定要用武力解决，你的方法也许早已过时了。”

　　　　侯远理不愧为台湾问题的土专家，说起历史上好几次解放台湾的机会白白地错过了，把几十年台湾发生的重大事件说得比报纸披露的还清楚，让项明春不禁肃然起敬。

　　　　项明春说：“你不要把自己想得太高明了，国家领导人高瞻远瞩，比我们看得长远，‘一国两制’就是主要的解决办法。”

　　　　侯远理并不吃这一套，挺着脖梗说：“老子见的大干部多了，就你们这些小头头才这么胆小怕事。只要我有一口气，就一直坚持我的观点，不断到北京去，总有领导人会接见我的，等我发达了，你们找我磕头也找不到我！”

　　　　项明春觉得这个人不可理喻，就赶紧把他打发了。

　　　　这一次，抓信访工作的副书记向项明春汇报的，就是叙述再一次把侯远理叫回来的经过，叫人啼笑皆非。项明春正要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党政办的乔主任跑来报告，说侯沟村的小蓝晶石矿矿井冒水了，几个矿工还在井下，没有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