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明春有所感悟地说：“这当官呀，全凭机遇，碌碌无为的人不见得进步慢，相反有本事的人说不定受到压抑。历史上多少草莽英雄，让知识分子俯首帖耳跟着人家干。旧社会，我们乡里出了一个有名的绅士，大字不识几个，当时却统治了方圆几百里。抗日战争的年月里，大城市里一批知识分子来投奔他，他为这些人热心地办了学堂，让他们发挥作用。有一次到学校视察时，学校的主持人为他特意准备了一场篮球赛。他对学生们打篮球在场上乱抢不理解，让手下人给学生一人买一个，说这样拼命地抢来抢去，成何体统？弄得学校老师费了不少口舌，才让这个大后台老板弄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儿。后来，蒋介石把他请到南京开会，他回来后，学着外边的社会风气，倡导实行新生活运动，自己只喝白开水，说这个要求好，人老几辈子，就喝这东西才养人。说起南京市来，赞不绝口，真让人开眼界，却对在马路上让行人靠右边走的规定想不通，对身边有知识的人说，这老蒋不知怎么搞的，行人都靠右边走，难道让左边空着？”
杜思宝说：“你这是老掉牙的段子了，没有什么新意。我听说，这个人非常正直廉洁，疾恶如仇，天天吃的是粗茶淡饭，穿的是土布衣服，为老百姓办了不少好事。”
冯司二说：“这倒是真的，几十年过去了，一些老年人仍然有口皆碑。但他脱不了所有男人的套儿，爱江山也爱美人，老婆就娶了三个。据说，那次他从南京回来，蒋委员长封他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官职。他回来后，当着众人的面，把那张委任状给撕了，说这玩意儿顶屁用！我这一生，最讨厌当官的，摇着笔杆坑害老百姓，老子有的是枪杆子，难道还怕他们不成？到了晚上，和他最宠爱的那个小老婆睡觉时，小老婆出于好奇，摸了摸他的下身说，咦，我以为皇帝封你了大官，你的家伙也跟着变大了，谁知还是这么大小。他对小老婆说，正是因为这东西没有变大，我才不要那个没用的委任状了。”
就这样说说笑笑，回到了黄公庙乡机关里，项明春领杜思宝到自己的房间里洗涮。冯司二没有进屋，脸黑着站在院子里，仿佛生很大的气。
机关院子里乱七八糟的，那棵大梧桐树下，拉了一地白乎乎的鸟粪，没有人打扫。显见得人心散了，谁也没有心思整理卫生。
机关院里的干部职工见到杜思宝的小车进院，呼啦啦地跑了过来，全部围上了冯司二。院外的部门也有人听说他们回来了，赶紧跑了过来。
没有多大工夫，冯司二的周围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没有人敢先说话，就像犯人等待判决时的心理，一个个眼巴巴地等着冯司二说出吓人的坏消息。
终于，一个老同志战战兢兢地问：“冯乡长，事，事，事情办砸了？”
冯司二虎着脸说：“办砸个毬！办成了！”
人们立刻欢呼起来。有几个小伙子，把冯司二抬了起来，高兴地向空中一阵猛抛，仿佛迎接的不是他们一贯害怕的冯乡长，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英雄。人们多年没有这么欢腾过了，庆祝的鞭炮立刻在机关内外响了起来。
正文 第二十三章
十几位副职，有时为工作争执，竟然伤害了私人感情。郗县长只得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叶兆楠自己拜读自己的述职报告，自鸣得意地想，这文章，妙处难与君说呀。冯司二咬咬牙，狠狠心说，妈的，就是天塌下来，老子也要投了这一票再走！
一
也许是保住了黄公庙乡这块牌子带来的积极效应，也许是项明春善于做思想工作，准确地把握和执行了上级政策，也许是大气候形成的原因，黄公庙乡的机构改革顺利地进行完了。没有人跳出来和党委、政府对急，县里通报表彰了黄公庙乡。
徐立身因为贪污受贿一百五十七万元，还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以及包庇儿子开车轧死人和经常利用黑社会势力处理棘手问题等罪行，数罪并罚，判了十三年徒刑，他儿子也因为聚众滋事、开设赌场、容留卖淫等问题判了十一年。爷儿俩一起坐监，儿子的妻子看看没有多大希望，重新改嫁了，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就这样灰飞烟灭了。
曹明祥在与徐立身共事期间，既让这个人三分，又十分谨慎地避开了他对自己的拉拢腐蚀，徐立身虽然很恼火他帮助上级诱捕了自己，也能理解曹明祥是不得已而为之，况且曹明祥一直待他不薄，便没有胡啃乱咬，殃及曹明祥。案件终了时，只涉及了一些部门的头头，没有涉及“四大家”领导一个人。社会上流传曹书记也被抓了起来的说法，并没有出现，曹书记的位置坐得稳稳当当的。
政治经济发展了，社会的分工越来越明细。为了适应这个形势，就得增加领导职数。县政府的班子自从杜思宝到任，一共有杜思宝、戴敬烨、叶兆楠、唐国发、艾朋庆、王彪、余乐萌、刘鎏和周志茹九个副县长。本来在郗县长的周围，凑够了“八大金刚”，周志茹也算不得“威虎山的老九”，上边又从唐都工学院派来了一个挂职副县长，叫司徒亚夫，是个博士。这么一来，庞玉立主任总结出，县政府的副县长形成了九全一美，算不得十全十美。之所以这么评价，是因为领导成员众多，让庞玉立作了不少难。因为每一位副县长，都得安排办公室、住处、车辆和随员不是？当政府办大管家的庞玉立，当然责无旁贷。
县长办公楼是今年新落成的，是一座从中间分开的单面楼，共有五层。郗县长在三楼左首办公、住宿，共有四间，再留一个小会议室，一个人占了半边楼。庞主任自己在楼梯西边的两间房子里办公，方便郗县长呼叫办事。其余副县长各占三间，必须按照分工情况和位次安排到合适的地方。杜县长是常务，工作繁忙，放在二楼郗县长的下方，也占了半边楼，配备了一个较大一点的会议室，没有安装空调，只装了电扇，设施比郗县长的小会议室简陋多了。其余副县长分别安排在二楼两个，三楼一个，四楼四个、五楼两个。其余的房间让政府办公室的同志们挤一挤就是了。
房子暂时能够分配过来，不是什么大问题，关键是原来没有设计这么多的县长住室。这设计人员本来以为外边预留了广阔的停车场，内部设计的领导住室足够了，到底跟不上大发展的革命形势。县长们增多了，就要腾房子，把一些墙拆掉，改造成领导住室。并且每一个领导的住室，都要重新装修改造，把卧室、卫生间配备齐整。新来的挂职副县长司徒亚夫，暂时住在宾馆里，等待庞玉立安排人把他的房间装修好。庞玉立想，谁知道还添不添新的副县长？干脆一次施工搞两套得了，免得资源不足，有了新领导到任，自己还得重新折腾。
为了不影响领导们办公，改造、装修房子的施工人员既得天天到位，又得趁住进去的领导们吃饭，或者周末都不在办公室的时间内突击进行。由于给工程队的费用抠得很紧，对于包工头来说，是政治任务，强按着头皮也得干。但对于民工来说，就不那么听话了，眼看背工窝工，挣不了多少钱，就经常找机关事务管理局长闹意见，最后必定捅到庞玉立这里。庞玉立说，幸亏只有这么十位副县长，要是再多，就更加不好安置了。
在安排调整副县长们住处的时候，庞玉立当然要请示一下常务副县长杜思宝。庞玉立特别关照杜思宝说：“杜县长，你住的这套房子原来是徐立身的，在你没有到来时，我本来打算让戴县长搬过来，戴县长不干，说又没有宣布我是常务副县长，让我搬过去不是让人看笑话吗？说什么也不搬。其实我看他是嫌这个地方出了个贪官，怕带上晦气。”
杜思宝笑笑说：“是你多心了，戴县长讲得有道理。”
庞玉立说：“反正我觉得这套房子有点不吉利，徐县长住进来不久就出事了。您看，是不是考虑给您另换一个地方？”
杜思宝说：“笑话，难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你不用疑神疑鬼的。明朝在北京的故宫里灭亡了，清朝照样住进去，还不断地进行扩建。我就不相信，徐立身在这里被抓起来了，我也会走这条老路。”
庞玉立见杜县长这么说，就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在他的心目中，必须安排好郗县长和杜县长两个人的生活，其他副县长自有副主任、秘书、科长们尽力照应。
杜思宝住进了徐立身住过的房间，心情非常坦荡。但他对与叶兆楠同一个楼层办公，心里别别扭扭的，别说孙丫丫与自己断交了，不会来看他，就是没有断交，有这个叶兆楠的存在，肯定不会来丰阳县半步。好在叶兆楠住在二楼的西头，隔着一个戴敬烨，不是在自己的卧榻之侧，要不然，睡都睡不牢稳的。这个念头，他没有对庞玉立明说，只是点头同意了庞玉立的分配方案。
郗县长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协调众多的副县长上边，基本上与乡镇、县直部门的头头不多见面了。他既要经常地去曹书记那里领取指示，又要把工作任务分配到同志们的头上。这些副县长，烧锅剥葱，各管一工，活干得都比较干净利索。但他们之间也有许多扯皮事情，相互交叉缠绕，有时为了工作，争得脸红脖子粗的，竟然伤害了私人感情。郗县长没有办法，只得一个一个地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郗县长想起了曹书记的那句名言：“说什么维护班子团结，完全没有那个必要。真正的团结是心心相印、息息相通的，不需要刻意进行维护。一旦到了需要维护的地步，那肯定是不团结了！”郗县长苦笑地想想，他这个班子真的需要不停地维护，不然不会形成团结战斗的局面。于是，郗县长凡是重要的工作安排，就把某位副县长叫过来，详细地研究处理办法。有时研究得时间久了，让别的已经挂号汇报工作的副县长急得抓耳挠腮，因为他们身后也有长龙般的主管部门领导，等待新的指示精神。
一些涉及各个方面的工作，或者是来自上级的指示精神，郗县长就得专门召开县长办公会议研究解决。好在是徐立身这个“搅屎棍子”没有了，郗县长讲话的腰杆硬了起来，决策起来少了很多顾忌。唐国发、艾朋庆、刘鎏和周志茹总是随声附和，司徒亚夫是不表态的，因为一个挂职的副县长没有说话的地方，配合唐国发抓工业的工作就行了，谁也不指望他办什么大事。余乐萌常常提不起精神，他抓的工作本来可有可无，有时不来参加会议，郗县长倒把他忘了。只有王彪这家伙喜欢唱反调，可他毕竟不是常务副县长，讲话的分量不足，容易否决。
然而，县政府的这套人马，毕竟是和谐的、团结奋进的好班子。副县长们能够熬到这个份儿上，人人都有两把刷子。十来个人中，没有一个草包孬蛋。官场里的潜规则，如同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暗中操纵和约束着人们的言行，即使是心不和，面子上也能说得过去。
就这样，政府的工作，不仅苦了以庞玉立为首的办公人员，整天忙得团团转，也让郗县长陷在事务圈子里，不可自拔。这些情况，如果用项明春在县委办公室工作的时候，曾经让丁卯主任生气，差点惹出祸端的“帕金森定律”来解释，真正是人员增多了，彼此制造工作，反而效率更加低下，同样是这个道理。
二
临近年底，市委组织部按照惯例，抽调一批市直各单位的人秘科长，由副部长或副部级组织员带队，按照先县市区后市直单位的顺序，全面考核一遍。
这项工作，带有例行公事的性质，但在职的县领导们，没有一个人不重视。人大、政协领导重视程度还在其次，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们才真正做到了严阵以待。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你想，一年过去了，上级总要了解一下下边的工作干得究竟怎么样，不仅要评价班子整体运行，还要考核个人的工作成效。下边的干部队伍就像庄稼，上边的组织部门是农夫，考核的日子正是收获的季节。有人把被考核对象，比做猪羊到了年关，不太确切，虽然带有过关的性质，但毕竟不是挨宰的。
这一段时间，大家都在准备述职报告。四大班子的工作总结是各个办公室大笔杆子起草的，个人述职当然是自己操作。政府的县长们，都有自己的秘书，不用自己操刀，毕竟得自己把关定向。撰写领导的《个人述职报告》，是秘书人员一项重要的基本功，连述职报告都写不好的党政机关秘书，首先是不称职的。有些副县长本来文笔不错，到了这个时候，为了慎重起见，可能不用秘书代劳，亲自写自己的锦绣文章，你这个秘书算是有福气，不至于出丑露乖。
戴县长和叶县长的《个人年度述职报告》，就是自己亲自起草的，戴县长是不放心自己的秘书，叶县长是自己本来就有这方面较强的基本功，小关写出来的，打不过自己的眼睛。
戴县长一边写，一边想，经常有人戏说他，“戴县长，代县长，您啥时能够去掉‘代’字，让人代会直接选举成真正的县长”？自己姓这个“戴”字，真够倒霉，不要说县长当不上，连常务副县长也接不到手里。戴敬烨产生这种想法，是因为上级安排的县长，在没有经过县级人代会确认时，不符合法定要求，不能算一个县的法人代表。市委开始下文时，总以“任命×××为××县的县委副书记、副县长、代县长”的名义下的，要是一个姓白的做了代县长，在人代会开幕前，只能称为“白代县长”。中国人的这种特殊姓氏，比如“郑、付”之类，常常被用在官衔前，闹出一点小小的幽默来。
至于叶兆楠，明知这是官样文章，照样做得很认真，这是他从齐书记那里学来的严谨作风。想当年跟着齐书记的时候，齐书记对于述职报告的认真程度，远远超过了其他公文，每当到了省委考核前，往往和叶兆楠在一起，对个人的述职报告，字斟句酌，反复推敲，有时，半夜里还要打电话给叶兆楠，哪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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