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很漫长，但离战争结束还有两年多的时间。我常常想，如果不是因为犯下一个严重的……过失……——请原谅，我该说错误，我是能够安然度过那两年的。这个错误实在太愚蠢了，一想到它我就会恨我自己。我一直小心翼翼，你瞧，我都有些不好意思承认这一点。我是说，一直到那时，我都没事儿。我不是犹太人，没住在犹太区，所以不用担心会被抓走。还有，我也不为地下组织工作。这对我来说太危险了，与当时的形势有关——我不想谈这些。好了，不管怎么说，我没从事地下工作，所以不必担心会被捕。我被抓的原因你可能会认为十分荒唐。我是因为把肉偷偷带进华沙而被捕的。我从城外的一个朋友那儿弄到一块肉。那时我们严重缺少肉食，所有的肉类只能送到德军军营，但我还是冒着危险去弄了一大块，想给妈妈补一补身体，让她能快点好起来。我妈妈那时病得很重，得了……你们是怎么说的？”
“肺结核。”内森说。
“对。几年前，她在克拉科夫时就得了这病，但当时治好了。后来到华沙后又复发了。你知道，那里冬天很冷，没有供暖，没有吃的，所有的东西都让德军拿走了。她病得很严重，人人都以为她马上就要死了。我没和她住在一起，她住在附近。我想如果我能找点肉食的话，或许能改善一下她的身体状况。于是在一个星期天，我到一个村庄去买了一块火腿。这是禁品。我回到城里时，两个盖世太保拦住了我，他们发现了火腿，于是拘捕了我，把我关进盖世太保在华沙的监狱。他们禁止我再回到我的住所，从此我再没见到过母亲。后来我听说她在几个月后便去世了。”
他们坐的地方变得又闷又潮。苏菲还在讲着，内森起身把窗户打开，一股微风吹进窗来，把那束黄玫瑰吹得轻轻摇晃。这时传来哗哗的雨声，小雨已变成倾盆大雨。突然一道闪电，照亮了公园草坪的那条小路，好像要将那些橡树和梧桐撕碎似的，与此同时响起一声炸雷。内森站在窗户边，望着窗外的大雨，背着双手。“说下去，”他说，“我在听。”
“我在监狱里被关了很多天，后来又被押上火车转移到奥斯威辛。在路上花了两天一夜的时间，而在平时只须六七个小时就能到达。奥斯威辛有两所独立的集中营，一所就叫奥斯威辛，另一所相隔几公里远，叫比克瑙。这两所集中营是不同的，你得弄清楚它们之间的区别，因为奥斯威辛是用来关押苦役犯的，而比克瑙却只有一个目的，那便是消灭。下火车后，我没被送到……到……比克瑙，而是……”苏菲十分懊恼地感到她那冰凉的面颊开始抽痉，她的声音在发抖，说话变得结结巴巴，但她很快控制住了自己。“我没被送到比克瑙的毒气室，而是去了奥斯威辛，去做苦役，因为我还年轻力壮。我在奥斯威辛呆了二十个月。我去那儿的时候，各种要处死的人都被送到比克瑙，但不久之后，就只有犹太人被送到那地方了。那里死的犹太人太多了。离那儿不远，还有一所集中营，那是一座巨大的工厂，德国人在里面生产人造合成塑料，就是橡胶。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犯人也到那儿去干活，但主要是帮着处理在比克瑙被毒死的犹太人。所以，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犯人大都是德国人所说的雅利安人，他们主要维护修理比克瑙的焚尸炉，也就是帮着杀犹太人。但你要明白，等他们的健康一去不复返，精疲力竭，成了废人之后，他们也将被处死，要么被枪毙，要么被送进比克瑙的毒气室。”
苏菲并没有说很久，但她的语言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法语。除了疾病导致的疲倦外，她还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深深困倦——不管什么吧，这使得她的叙述比她预想的还要简短。她说：“只有我，没死。可能是我比别人运气好吧。有一阵子，我比许多囚犯的处境都好得多，因为我懂德语、俄语，特别擅长德语，这给了我一些优势。所以，那一阵 我吃得还马虎，穿得也比别人好一些，身体健康也不错，身上还有劲。正是这体力让我幸存下来。但这种情形未能持续很久。是的，到最后，我也和所有人一样挨饿，然后因挨饿而得了——我想英语该叫做坏血症，后来又得了斑疹伤寒和肺结核，或许还有猩红热。我在前面说过，我在那儿呆了二十个月，却幸存下来了。如果在那儿呆上二十个月零一天，我想我一定会死掉的！”她停顿了一下，“现在你说我贫血，我想你是对的，因为从那儿获救后，有一位医生——一个红十字会人员，他让我当心，因为我很可能会贫血。”她意识到自己已精疲力竭，声音越来越小，“可是我忘了这个忠告。我身上的毛病太多了，我已经忘了这件事儿。”
有很长时间他们就这样坐着，倾听着窗外的阵阵风声和哗哗的雨声。被雨水冲刷过的空气从窗户涌进来，凉凉的，夹杂着被雨水浸过的泥土的芳香。风渐渐平息下来，雷声也朝东边的长岛方向移动，不久外面漆黑的夜色中便只断断续续地有一些响动，一阵微风，或是远处淋湿的树叶的低语。“你该睡一会儿了，”他说，“我走了。”但她后来想起他并没有走，至少当时没有。收音机里还播放着《费加罗的婚礼》的最后一章，他们一起静静地听着。当时苏菲躺在床上，把身体舒展开来，内森则坐在床边的一张椅子上，他们头顶的那盏灯扑满夏日的飞蛾，在不停地扑闪着翅膀。她闭上眼睛渐渐睡去，似睡非睡间做着一些稀奇古怪但并不可怕的梦。那梦与欢快的乐曲、芬芳的青草和雨声交织在一起。她感到他的手指尖像飞蛾一般从她的面颊上轻柔地滑过，但只有那么一两秒钟的时间，然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睡着了。
可是现在有必要指出，苏菲对过去经历的叙述并不十分坦白，尽管她本来就只想讲一个大概。我后来才明白这一点。她向我承认说，她对内森讲这些事时删去了许多重要的细节。她并非有意要撒谎（比如说她把早年在克拉科夫时发生的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告诉了我），也没有捏造或歪曲任何重要的情节；那天晚上她对内森所说的话很容易得到证实。当然，她对奥斯威辛、比克瑙的描述十分简单，但基本上是准确的，对她本人的病状既未夸大也未低估。而她对其他方面的描述，如她的母亲以及她母亲的病、母亲的去世，她偷带肉食的后果，被德国人逮捕，然后很快被转运到奥斯威辛等等，更没有怀疑的理由。那么，她为何会还漏掉某些情节以及一些细节呢，这不正是人们期待她讲述的吗？当然，那晚她疲倦、沮丧之极；而从长远来看，也许这里面还有些较复杂的原因。现在我才明白，她在重新审视她的过去时有着一种强烈的犯罪感。我也渐渐明白了，她是在一种自我憎恶的情绪中过滤过去那段历史的。显然，在有过这种痛苦经历的人身上，这种现象并不罕见。西蒙·威尔对这种痛苦作过这样的阐述：“折磨轻蔑地践踏着人们的灵魂，自我鄙视、憎恶乃至仇视和犯罪感便理所当然地产生了，而实际上情况又并非如此。”也许苏菲正是由于这种复杂的情感，才对某些事情保持缄默，与这种强烈的负罪感相伴而生的是沉默寡言。苏菲对她的地狱之旅总是秘而不宣。如果这就是她所希望的话，那么，上帝知道，它是应该得到尊重的。
应该承认，虽然这些事情随着时间的演进肯定会逐渐清晰，但苏菲对我透露的事情是她永远也不愿意告诉内森的。这个原因我不太清楚，或许是她对内森太痴迷，太狂热。常常是这样，一个人对自己的过去保持缄默，以免触动那痛苦的伤疤。同时，她又不得不把过去发生的某些事情倾述出来；我想她正在不自觉地寻找一个人来听她的忏悔。而我，斯汀戈，正好可以补这个缺。回想起来，我敢肯定，如果她对这些事情继续保密的话，将对她的精神造成极大的痛苦；当这个夏天快过完时更是这样。她和内森之间的关系已变得十分糟糕。她十分脆弱，迫不及待地要把尘封已久的心事高声宣泄出来，而我像一条不知疲倦的忠诚于主人的狼犬一样，随时在她身边竖着耳朵。同时，我也开始明白她所经历的那些噩梦中最残酷的部分是如此的荒谬和不可理喻，以致像我这样轻信的人都有些怀疑，而在内森那儿是绝对得不到理解的。他要么不相信，要么认为她疯了，甚至有可能杀了她。比如说，她怎会有勇气对内森讲她与鲁道夫·弗兰兹·霍斯，党卫军支队长，奥斯威辛集中营司令官之间的那段插曲呢？
让我们回到内森与苏菲初次认识的那个晚上以及以后几个月内发生的事情之前，先来看看霍斯这个人吧。他将在我们以后的故事里出现。但此时讨论一下这个反面人物，或许对了解这个畸形人物的背景有一些帮助。苏菲告诉我，她早已把他从记忆里抹去。但是最近，也就是我搬到粉红色宫殿前不久，他又在她的意识里突然出现。这事同样奇妙地发生在布鲁克林大街下的地铁中，她当时正在翻阅一本几星期前出的《了望》杂志，突然发现其中一页上赫然印着霍斯的照片。她吓得怪叫一声，把旁边坐着的一个妇女吓得一哆嗦。霍斯正被执行死刑。他表情木然，手被绑着，憔悴的脸上胡茬很深，身上穿着松松垮垮的囚服。这位前司令官显然即将奔赴死亡之旅。他脖子上套着绞索，那绳子悬挂在金属做的光秃秃的绞架上，绞架四周围着一群行刑的波兰士兵，他们正在做着最后的准备。苏菲盯着那张照片，那张如同僵尸的脸。她的眼睛酸痛起来。这时她才发现那背景，虽然模糊不清但却对她再熟悉不过了：那是奥斯威辛。她扔下杂志，在下一站下了车，整个记忆被这一切搅醒。她漫无目的地在洒满阳光的大街上走着，在博物馆和植物园转悠了大半天才回到布莱克斯托克医生的诊所。医生看见她当时的模样时问了一句：“你撞见鬼了吗？”但仅过了一两天，她便把这事忘了。
当时，苏菲以及整个世界并不知道，早在被审判及处决前的几个月里，鲁道夫·霍斯已经写下一篇自白，里面详细地披露一个狂热的极权主义者的灵魂。好几年后，这篇东西被翻译成英文（康斯坦丁·菲茨基博恩的精彩译作），现在被收入一套名为《党卫军眼中的奥斯威辛》的丛书，由建立在集中营原址上的波兰国家博物馆出版。它对霍斯灵魂的剖析，对那些渴望了解罪恶本质的人们相当有用。当然，这也是一本应被广泛阅读的书，如全世界的心理学教授们，传播福音的牧师们，犹太法学家，历史学家，作家，政治家，外交官，性解放拥护者们，律师，法官，犯罪教育学家，喜剧演员，电影导演，旅行家……总之，任何致力于影响他人意识的人——还包括我们可爱的孩子们，这些八年级的早期美国领导者们都应该好好读一读这篇自白，把它与《麦田里的守望者》、《洞窑人》以及美国宪法一起列入必读书目。在这篇自白里，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对真正的罪恶其实一无所知；而大多数小说和电影中所描绘的罪恶如果不是假的，也是极为平庸的，常常是粗制滥造的诸如暴力、幻想、神经过敏造成的恐惧以及闹剧的混合物。
这种“虚幻”的罪恶——我们再次引用西蒙·威尔的话——“是浪漫和富于变化的，而真正的罪恶是那样模糊、单调和令人乏味的”。毫无疑问，这些话描绘出鲁道夫·霍斯的性格特征及思维方式。他的内心世界是如此平庸，以至于汉娜·阿兰特在他被绞死几年后，还把这作为一个极富说服力的范例。霍斯很难说是一个滥施淫威的人，他并不野蛮残暴，甚至并不凶狠。我们甚至可以把他称作一个肯帮忙的正派人。确实，杰西·拉维卡，为霍斯写传记的波兰编辑，也是奥斯威辛的幸存者，曾因他的难友们在霍斯滥施酷刑的指控中作证而隐晦地责备过他们。“霍斯绝不屑于做这样的事，”拉维卡坚持说，“他有更重要的职责。”正如我们所见，这位长官是一个以家庭为重的人，却盲目地献身于职责与使命；他因此成为一个机构里的自动装置。在这个机构里，人们如同进入道德的真空，每一个细胞里的良知和羞耻心都被清洗一净，不再是罪恶，而是如同漂浮于身外的天真无邪的幻觉。然而这种自动装置却是血肉之躯，就像你我一样；他生长在一个基督徒家庭，差一点成为一个天主教牧师；那种精神上甚至是道德上的痛楚不时袭击着他，就像无法治愈的顽症一样。正是这种痛楚，这种人道的反应在冷酷无情和绝对服从的机器人体内搅动，使得他的回忆录如此令人着迷，如此恐惧异常，以至富有极深的教育意义。
有关他的早期生活可以用一言概之。1900年出生，与托马斯·沃尔夫同年，痴迷于相同的口号：“啊，迷茫，风吹走灵魂，带来悲伤……”霍斯的父亲是一名退伍的德国陆军上校。父亲想让他成为一名神学家，但一次大战爆发了，霍斯那时还只是个十六岁的孩子，便参了军。他参加了中东土耳其和巴勒斯坦的战斗，十七岁时便成为德国武装力量中最年轻的未授军衔的军官。战后，他加入了一个国家军事小组，1922年遇见了后来影响并束缚他一生的阿道夫·希特勒。霍斯很快折服于国家社会主义的理想以及它的领导人，成为一名狂热的纳粹党的正式成员。他很快便实施第一次谋杀。这也许并不令人觉得奇怪。他被判入狱。从那时起，他便知道谋杀将是他一生的职责。受害者是个教师，名叫卡多，一个自由政治派别的头儿。纳粹认为这个组织对他们有威胁。服刑六年后，霍斯流落到一个叫布鲁斯特嚓夫特的乡村当了农夫，并在那儿结了婚，生了五个孩子。那儿靠近多暴雨的波罗的海，霍斯整日身处大片成熟的大麦和小麦中，日子便这样沉闷地过了好几年。他需要一种更刺激的生活。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那是三十年代中期，在布鲁斯特嚓夫特，他遇见了从前的一个老朋友，海因里奇·希姆莱，他轻而易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