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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斯与一个人的关系发展最终促进了事业的辉煌。此人很快将成为他的上司：他便是阿道夫·爱希曼。爱希曼培养和开发了霍斯的天才与智慧，这些后来在《杀人的艺术》中得以充分体现。1941年，爱希曼开始感到犹太人问题成了一个麻烦。这不仅是因为这项即将来临的任务规模巨大，而且还因为“最后解决”面临很多困难。直到大屠杀开始前，集体灭绝是由党卫军在小范围内实施枪杀，但这样做导致血污遍地，很难处理且效率极低；要么就是把一氧化碳灌入密封的房间，不过这种方法的效果同样很差，而且太费时间。正是霍斯发现了一种叫裁格龙B的氢化物具有非常强的杀人威力。在对比克瑙和奥斯威辛大量出没的老鼠及其他害虫身上进行实验后，发现效果极为理想，于是他向爱希曼建议用这个方法实施大屠杀。爱希曼对此赞不绝口，迫不及待地采纳了这个建议，尽管他后来否定这一点（为何每个实验者都如此保守，真令人难以明白。美国某些州用此物实施死刑已达十五年之久）。霍斯在九百个俄国俘虏身上做实验，发现这种毒气可以迅速致人死亡，是十分有效的杀人武器，此后它被扩大用于各个种族的无数的新老犯人的灭绝，但在1943年四月上旬以后只施用于犹太人和吉普赛人身上。霍斯还发明了一种小范围布雷区和高压电网，用来防止囚犯逃跑。还有，一队生性凶猛的纯种阿尔撒森狗在他的训练下成了“职业杀手”，专司将违规犯人撕成碎片之责。这就是众所周知的“狗员班”。霍斯兴奋之余也不无沮丧。因为那些狗在被训练得凶残无比的同时，也变得懒散和难以控制起来，并且都能十分老练地找到一个难得的僻静角落去睡大觉。但总的说来，在很大程度上，他那种极富创造力的点子已足够成功。可以说，继考科、艾尔利希和瑞金斯等人于十九世纪后半叶致力于对德国文化全盛时期的医学面貌的改善之后，霍斯以一种纯粹的歪曲赋予集体屠杀一个全新的概念。
从历史及社会学的意义上看，我们必须指出，战后在波兰和德国的审判中，与霍斯一起受审的奥斯威辛及其他集中营的党卫军爪牙屠夫们，只有一小部分有军人背景。然而，这并不令人特别吃惊。军人可以犯下令人发指的罪恶，现在在智利、希腊等地的证人们都能证明这一点。一种自由的谬论认为，军魂等同于真正的罪恶，并认为那是将军或上校们的特权；而军队中常犯下的挑衅，浪漫，富有戏剧性的令人激动和兴奋无比的罪恶往往是第二流的。真正的罪恶，奥斯威辛的令人窒息的模糊、单调、令人恶心的罪恶，几乎全是平民犯下的。我们可以发现，在奥斯威辛和比克瑙的党卫队里几乎没有真正的职业军人，而是由德国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士组成。他们中有侍者，面包师，铁匠，餐馆老板，医生，会计，邮差，女佣，银行职员，护士，锁匠，消防员，海关官员，法律顾问，乐器制造工人，机械技术人员，图书管理员，货运公司老板……等等等等，还有许许多多来自各个普通地方和人们熟悉的各个行业。这里需要加注一句，犹太人最伟大的历史清算者，充满智慧的海因里奇·希姆莱，只是一个养鸡专业户。
所有这一切并未被真正揭露出来：在现代社会，当局将大部分危害归咎于军队。而对霍斯来说，他似乎有些不同寻常，他在奥斯威辛之前的生涯中既从事农业又曾奔赴战场。证据显示，他非常乐于奉献；严格地说，他有一种执着而不屈的精神，有着任何一个好士兵不可动摇的对信念和职责的绝对服从。这些使得他的回忆录蕴含着一种悲凉的说服力。去读一读他那可恶的自白吧，人们可以相信霍斯在表白他的迷茫和忧虑时是真诚的，甚至于他在毒气室、焚尸炉或是进行“选择”，以及执行这一切时的那种暗地里的动摇也是真诚的。正如霍斯所写，在这种种疑虑的背后，潜伏着一个十七岁男孩的身影，那是另一个时代的军队里一个年轻的一级下士的灵魂。那时的普鲁士人所遵循的原则是光荣、骄傲和纪律严明。那男孩在成年人深陷其中的那种不可言喻的堕落面前目瞪口呆。但那是不同的年月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德国。随着岁月的流逝，那男孩的纯真被流放到天边，荣誉消逝了，迷茫和怀疑也消失了。随着这位前党卫军支队长不倦地挥毫洒墨，无情的权威、职责的感召和绝对的服从，便成为他对自己野兽般行为所做的辩护。
但这段平静的陈述仍令人信服：“我必须强调一点，那就是我本人并不仇视犹太人。的确，我仅仅把他们看作人民的敌人。但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从未把他们和别的囚犯区别对待。在任何情况下，仇恨与我的本性都是格格不入的。”
在那样一个处处是焚尸炉的环境中，仇恨是泛滥成灾的激｜情，它与单调平凡乏味的任务的性质无法共存。尤其是当一个人被所有令人心烦意乱的情感弄得精疲力竭的时候，对命令的怀疑便成为空谈，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执行命令：“在1941年夏天，元首的卫士希姆莱命令我在奥斯威辛作好大屠杀准备，并且指示我必须亲自参加这次……最后解决……行动。我对这次行动的规模和后果没有丝毫的想法。这肯定是一个非同寻常而骇人听闻的命令。然而在我看来，……最后解决……方案背后的理由却是正确的。当时我并没有什么考虑：我接到命令，我将要执行它。至于这次……最后解决……是否必要，我不让自己发表任何意见，因为我没必要管那么多。”
于是大屠杀开始了。就在霍斯那双细长、专注然而冷酷无情的眼皮底下开始了：“我必须对整个事件保持冷淡，尽管那对任何一个但凡有一丝情感的人来说都是触目惊心的。我肯定不能掉过头去看别处，惟恐流露我的感情。当母亲们看见她们的孩子被送进毒气室，呼天抢地地哭喊时，我必须冷静地观看这一切……
“有这样一幕，两个幼小的孩子在专心玩着一个游戏。他们的妈妈来拉他们走时，他们怎么都不肯，就连特别支队的执行人员都不忍带走他们。那母亲显然知道即将发生的事，我永远忘不了她眼里的哀求神情。已经被关进毒气室的人们开始骚动起来，我必须做出决定。每个人都在看着我。我对值日的下士点头示意，他用胳膊一边夹着一个又哭又叫的孩子，把他们送进了毒气室，当然他们的妈妈也和他们一起。她默默地流着泪，神情是那样的哀怨动人。我的同情心大发，恨不得赶紧从那儿消失，然而我却不能流露出丝毫的情感。（阿兰道写道：所有正常人在先天性的动物同情心的影响下都会产生肉体的痛苦，问题是如何克服意识中的这种同情。常用的方法……十分简单而且有效：转移这种本能，调整它们指向自我。于是凶手不会说：……我对这些人干了多么可怕的事啊！……而往往是说：……我不得不履行职责，执行命令，去看这些可怕的事情。我简直不堪重负了！′：”）我不得不看着所有的一切。我必须一小时一小时地，没日没夜地看着尸体搬运和焚烧，以及拨下牙齿、剪掉头发等等令人恐惧的没完没了的全过程。我不得不在大堆大堆的尸体被拉出焚烧恶臭熏天的地方坚持到最后。
“我还必须通过观察孔观察毒气室里的死亡全过程，因为医生们要求我这样做……元首的卫士把各个阶层的代表以及党卫军的军官们派到奥斯威辛，这样他们就能亲眼目睹对犹太人实施最后集体解决的全过程……他们反复询问我和我的手下，如何能持续观看这种……作业……，又是如何忍受下来的。我的回答一成不变，那就是钢铁般的意志。我们必须执行希特勒的命令，必须使人类的所有情感硬如坚冰。”
但即使是花岗岩也会被此情此景所溶化。震动，沮丧，忧郁，焦虑，怀疑，内心的震颤，无法理解的痛苦，所有这一切压倒了作为凶手的霍斯，使他产生了一种逃跑的冲动。他陷入一种境地，一种超越理智、神智、信念的恶魔境地。然而他的声音却充满悔恨与哀伤：“自从奥斯威辛大屠杀开始之后，我便不再有快乐……如果受到某件事情的触动，我便害怕回到家里去面对我的家人。我会一直骑着马到处游荡，直到我忘掉那些情形。在夜晚我常去马厩，在我心爱的马匹身上寻求慰藉。当我看见我的孩子们欢快地游玩，看见我妻子高兴的样子，我总会想，这幸福会持续多久？我妻子决不会明白我的这些阴暗的情绪，她只会认为这是我的工作不顺心所致。当然，我的家人在奥斯威辛得到很好的照顾。我的妻子和孩子们的每一个愿望都得到满足。孩子们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我妻子的花园简直是一个鲜花的天堂。犯人们决不会错过任何一个向我的妻子和孩子们表示友好以引起他们关注的机会。还没有一个犯人说过在我家里受到过任何的不良对待。我妻子总是很乐意给任何一个与我家有一点点关系的犯人送一件礼物。孩子们也常为犯人们向我讨要一支香烟。他们尤其喜欢那些在花园里干活的犯人。我们全家都对农活、动物由衷地热爱，每个周末我都会穿过农田去马厩看看。我们也会到养狗场瞧瞧。我们的两匹马和一头马驹非常可爱。孩子们总爱把它们带到花园里。犯人们总要带些小动物给他们，比如乌龟、貂、猫和蜥蜴什么的，他们总能在那儿发现一些新鲜有趣的玩意儿。夏天他们在花园的池塘或索拉河里戏水。但他们最高兴的还是他们的爸爸能和他们游玩，可他却几乎没有时间给孩子们带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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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初秋，苏菲来到了这座令人陶醉的村舍。当时正值夜晚，从比克瑙焚尸炉里冒出的滚滚浓烟使位于一百公里之外的克拉科夫的德国司令部焦躁不安，他们担心焚尸炉的熊熊火光会引来敌机的袭击。白天，焚尸炉产生的黑色烟雾已将那金色秋天里的阳光完全遮掩。花园、水池、果园、马厩和作篱笆的灌木丛中弥漫着无从消逝的人肉燃烧形成的雾霭。我已记不得苏菲是否告诉过我有关霍斯陈述的真实性。她在司令官家中作短暂停留时，正如他所声明的那样，像别的犯人一样没有受过任何虐待，尽管这事到头来并不值得庆幸。
第七章 竭尽全力的治疗
“所以，斯汀戈，也许你现在明白了。”苏菲在公园里的第一天对我说，“内森是如何救我的。真不可思议！当时我病得很厉害，很虚弱，晕了过去，这时他来了——怎么称呼他的——迷人的王子，是他救了我，而且是那么轻而易举。你瞧，就像魔法一样，好像他用一根魔杖在我身上一挥，我便好起来了。”
“这花了多长时间？”我问，“那两次中间隔了……”
“你是说内森发现我那天之后？哦，几乎没花什么时间，真的！两周，三周，大概就是这么久。喂！走开！”她朝那只最大最凶的天鹅扔去一块小石头，它一直在我们的野餐旁虎视眈眈。“滚开，讨厌的家伙！你真是一个恶棍！过来，泰德乌兹。”她朝她最喜欢的浑身脏兮兮的那只天鹅小声地咯咯叫着，用一块碎面包逗引它过来。那只天鹅浑身乱糟糟脏兮兮的，犹豫着摇摇晃晃地向她走来，可怜兮兮地斜着眼睛朝这边看了一眼，开始拣食那些碎屑。我认真地听着，尽管我的注意已开始转向离岸不远的地方。也许是因为即将来临的与性感的莱斯丽的幽会吧，我的情绪在狂喜与焦虑之间徘徊。我试图减轻这种感觉，便喝下了好几听啤酒——这有违我为自己制定的纪律，即白天及工作日不喝酒，但我确实需要什么来压抑住这种迫不及待的期盼，以使我那狂跳不止的脉搏能稍稍减缓。
我看了看手表，发现离约会时间还有整整六个小时。这太令我沮丧了。天空中漂浮着彩虹般的云彩，就像迪斯尼五颜六色的蜜饯，平缓地朝天边慢慢游去，将缕缕阳光洒在我们那块绿草萋萋的小小半岛上。我们坐在那儿，苏菲讲着内森的故事，我呢，则认真地听着。远处，从布鲁克林方向隐隐传来汽车的阵阵喧嚣。
“内森的哥哥叫劳瑞，”她接着说道，“他是个了不起的人。内森很崇拜他。第二天，他带我到劳瑞在森林山的诊所去见他。他为我做了一遍仔细的检查。他一边检查一边说：”我想内森的诊断是对的——很准确。他在医学方面很有天赋。‘但劳瑞也不能确诊。他认为内森对我的缺乏症的诊断是对的。我当时苍白得吓人。我告诉他我的所有症状后，他也认为我肯定是缺什么东西，但他必须确定缺的是什么，于是他与他的一个朋友约定了一个会诊。那人是哥伦比亚医院的一个专家，是一个’缺乏学‘专家，不……“
“是一个专门研究缺乏症方面的专家。”我猜测着她想要表达的意思。
“对，很对。这位医生叫沃沦·哈特费尔德。战前，他和劳瑞一起学医。当天我们就一起开车去了他那儿。内森和我一起去纽约见哈特费尔德医生。内森借了劳瑞的车，带着我驶过大桥，直奔哥伦比亚医院。嗬，斯汀戈，我记得很清楚，我们是开车去的医院。劳瑞的车没有车顶——嗯，也就是敞篷车。自从在波兰长大成｜人后，我一生中都在梦想着坐在这样的敞篷车上飞驰，就像我从电影里或画报上看见的那样。这真是太没出息了，是吧？就只想乘篷车飞驰，一次即可。但现在，在这美丽的夏日，我和内森一起开着车，夕阳西下，晚风习习，吹着我的头发。这一切太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