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上前阻拦，却被那十几个人砍倒。
流求的土人，不少有“猎头”的传统，这个部落也是如此。当时，部落的二十几个男子正在附近，见有外人，立刻赶上去想要把这些外来人杀死“猎头”，不想那十几人中，颇有几个身手了得，所用的钢刀，也比土人用木棒、石块、鹿角制成的武器厉害许多，二十几个土著男子，反被他们杀死，只有两个逃回报信，等部落里大队赶到，只剩下一些尸体还在海滩上，那十几个男女已经没有了踪影。土人只好将被杀的两个船夫的头颅割下带回。
林那听了，立时兴奋起来，土人所说，必然是阿来一行无疑。
而薛仁贵却听得心惊………“猎头”之行，实在是血腥。
薛仁贵张弓搭箭，一箭射出，空中两声哀鸣，却有两只海鸟，被射落下来。薛仁贵这样一手，的确震慑住了这帮土人，就是林那，也不禁在心中赞叹一句：好箭法。
“我等乃是大隋官军，到此正是要捉拿你们所讲的那些人。湾中所泊船只，是我等所乘，尔等倘敢妄为，休怪大隋军手下无情。”薛仁贵道。
其实部落的土著战士，也还不到两千，所持武器，极其原始………当时的流求土人还没有金属武器，比起从前闽越人的武器，又要简陋许多。而“新府军”投效朝廷后，已经配备了与隋军同样的腰刀、长枪（长枪比矛要短些）和弓箭，堪称“鸟枪换炮”，而薛仁贵的汉军，更是装备了陌刀、连弩………弩是汉族军队和少数民族作战的“杀手锏”，所以只装备汉军，就是如阿史那达度、阿史那大奈的部属，也还没有装备。真打起来，土人不是隋军对手，但薛仁贵顾忌港湾中只有两百水手和百余护卫，恐被土人袭击，故而射箭立威，出言恫吓。
第一百五十五章 新政
林那等离开土人部落，试图去寻找阿来的下落。
可是到处是茂密的森林，又没有向导，要寻找十几个人，无异于大海捞针。
搜寻了将近一个月，虽然又遇上了两个土人村落，打听到一些关于“外来者”的线索，但是都是些若有若无的信息，除了增强林那对于阿来逃到流求的判断，并没有什么实用的东西。
更要紧的，是“捕逆队”里，已经开始出现水土不服。虽然隋军作战，一向备有医生，但面对疫病，医生在大多数时候，也是束手无策。
已经有三名汉军病亡，染病者十余人，闽越士兵的情况好些，二十余人染病，却没有死者。
为了不让疫病扩散开来，医生建议将生病的士兵隔离。
或者说，遗弃。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医生也很无奈。
但是薛仁贵不干，抛弃自己的袍泽弟兄？这怎么行？
商议过后，林那也不得不决定先撤到海边再做计议。
回到港湾，薛仁贵建议回大陆，但是林那不肯，他不甘心。
经过一番争执，两人总算达成了妥协。
薛仁贵带着汉军、部分新府军和病患乘船回大陆，疫病看来对闽越人的影响要小些，林那领八百新府军，十来个翻译和几个随军医生留在岛上，建立一个基地。
薛仁贵把几十个患病的人和医生集中在一条船上，自己带着十名健康者上船照顾，并且命令船上的水手不能到底舱，而其他人不许上甲板，以免疫病传播。
几天后，薛仁贵的船队驶抵了先前经过的小群岛，在这里，遇到了张镇周的大队水师战船。
朝廷已经下旨：开发流求。曾经到过流求的张镇周，自然成为首选，已经被朝廷任命为“流求将军”，领厦门镇水陆两军，经略台湾，又封曾经到过流求的朱宽为从四品“招抚使”，随张镇周行动。而薛仁贵先前派回的两批战船，也已经把沿途所见，向上禀报。
此番，张镇周带了战船三十余艘，水陆军三千，以及翻译、医生等近百人。
然而两军相会，却发现了一个大问题………薛仁贵病了。
不仅是薛仁贵，就是那条船上其他人，也已经又病倒了十几个………所有上船时还健康的士兵，甚至船上的几个水手………尽管他们不曾直接接触过患病的士兵，已经又有七八个士兵死亡了。
张镇周立刻命令，将薛仁贵的那条船驶回，途中不许上也不许下。而战船也没有直接靠上大陆，而是在厦门镇外一处无名小岛登陆。
在那里，张镇周建起了一座“后方医院”。
在闽的文武官员中，张镇周对流求最有经验，他在那上面打过几个月的仗，流过血。当年他的士兵，有许多也染上了疫病。
不过，正因为张镇周有经验，他准备的也更加周全。
张镇周挑选的医生，大多来自久居闽地沿海的汉人、靠海的闽越土著，甚至还有一些“昆仑客”（马来人），这些人对于流求的疫病，比褚遂良仓促挑选的那些医生，更能对症。
考虑到届时患病者可能很多，张镇周除了随军医生，还在厦门镇跳了一处荒岛，建起“后方医院”，之所以挑选荒岛，是避免疫病可能在大陆上传播。
张镇周也得到一个信息………闽越人似乎对岛上的疫病更能适应。
当年陈稜、张镇周带的将士，大半是岭南人（大业六年征讨流求，是从义安郡，也就是今天的广东潮州出发的），而此番的厦门镇军士，大半还是岭南人，一部分是久居闽南的汉人，从经验上看，岭南人比薛仁贵带的江南、中原籍军士更能适应，但比起…闽越人似乎还是差些。
于是张镇周决定先在岛上驻扎，请褚遂良设法征召一千闽越人来助战。
当然，这段日子，张镇周也不会什么也不做。他请岛上的几百个土人吃了一顿饭，有大米、小米，白面、黑豆、猪肉……让世世代代只吃过鱼虾的土人一边流口水，一边把眼睛睁得大大的。
吃饭吃了一半，张镇周发话了，他带的翻译多，居然就有勉强可以和土人沟通的。
你们只要归顺，以后就可以用鱼虾换这些东西，我们还可以教你们种粮，养鸡养猪，还可以教你们建大船替换你们那种一棵树挖成的独木舟，让你们打更多的鱼虾。如果不归顺，就不要怪我们不客气了，我们会给你们两条船，你们把自己那点破家当都捡到船上滚蛋，漂到哪里看你们自己的造化，这里我们要征用。
这里离厦门六天，离南安七天，离流求三天的航程，可以泊船、补充淡水，是经营流求再好没有的中转站。
望望眼前丰盛的食物，再看看凶猛的“外来人”，土人首领很快做出了选择。
我们归顺。
事实证明，土人首领做出了一个明智的选择，两个月后，他就被朝廷委任为世袭的“澎湖寨官”，可以每年从官府领两石的粮食作为俸禄………这地方，给钱也没有用，土人连钱是做什么用的都不知道。此外，隋军还帮他用石头修了“寨官府”，虽然不过内陆寻常百姓家的样式，可是比起他原来的小草棚，那是要强得多了。
朝廷在这里设置了“马公屯”，直隶总督府，由龙海、南安两郡移民百户。设立“澎湖巡检司”，由厦门镇派出一名队曹（没有品级的下级军官）领二十五名士兵“维护治安，宣示主权”，顺带准备在几年后征收赋税。
顺便提一句，据考证，中国在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的良渚文化时期，水稻种植已经达到一定程度。但隋时江南种植，却仍以粟（小米）为主，大概是南渡的中原人带来的。为了提高江南的粮食产出，我在江南鼓励推广水稻种植，凡改粟为稻，可以在前两年减半纳粮。
而趁着战事不多………与和突厥、高句丽、倭国的战事相比，平闽、平吐谷浑，只能是小儿科，内政的革新，在灭蝗后更是稳步推进着。
我不是一个激进派，喜欢稳定。但来自二十一世纪的内心，却容不得我没有变革的想法。
大业二十年（公元六二四年）正月，在虞世南、杜如晦、房玄龄等一干朝中“新进”的主持下，河南等六道全面推行赋税改革。
不过，比起江南温和一点的，是在六道，对大户土地，实行了朝廷赎买再分发给农民的原则。
当然，朝廷是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钱的，所以，规定在十年内，通过对这些大户减赋税的方式进行“赎买”。
本着“受益者应当适当付出”的原则，新得到田地的农民，依其新分得田地的产出（有的是少地户，有的是无地户），十年内按百分之十二纳粮，超出的百分之二，一半归官府，一半归原主。
另外，作为一种妥协，朝廷允许大户人家“分户”，只要是已经婚配的子弟，均可分户，从而优先取得一份土地。
大户中的多数，特别是那些“大大户”，当然是贵族。
隋时的贵族，可以分三等。
最低一等，是南方“士族”，统一前南朝的贵族，隋是北方兴起的，统一后，南方贵族自然要低人一等。大业初年，杨广曾经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南方贵族的地位，但也有限，而我此前为了在南方“土改”，又刻意打压了南方贵族，并且得到了北方的关陇集团和关东大族的支持。所以，南方的“土改”，就没有北方那么客气。
南方“士族”中有一部分比较特殊………江汉地区的西梁（南梁的一个分支）皇族后裔，因为他们现在是“后族”，皇后的亲戚，所以江汉道的“土改”，不仅时间晚于江南，也比江南更温和更“斯文”。
第二等，关东大户。关东，就是函谷关以东，河南、河北、河东三道。这里曾经是东魏…北齐之地，在隋朝创立之前，北周已经灭了北齐，统一了北方。所以，关东的东魏…北齐贵族，自然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所以，这“土改”的第二招，自然奔着关东大户们去了。
但是关东大户中也有另类………河东贵族，这一类，虽然排在关东大户的队列里，却和关陇集团关系密切，沾亲带故，其中又不乏朝廷重臣虞世基、裴矩、裴蕴等。所以，本着“柿子先捡软的捏”的原则，这一轮并没有拿他们开刀。
最高的一等，自然的关陇集团了。西魏…北周…隋，可以说一脉相承，宇文、独孤、杨、李……要在他们身上打主意，可是不大容易，虽然我也做了一些“伏笔”。
关，就是关内、关中，陇，当然是陇右。
所以，在河东、关内、陇右三道，我只好先保持现状。
南方“土改”，我用北方平民出身的窦建德打头炮，北方“土改”，我用南方小士族出身的虞世南当先锋。我知道，在这个问题上，他们都会很尽心。
二月，颁布“义仓纳粮诏”，规定每户缴纳收成的百分之二入义仓，以备荒年，官府如果“借粮”，必须在三年内归还，也可以通过减免赋税的方式偿还。老实说，纳粮这事，应该说还是古人老实，只要官府不压榨，老百姓并无隐瞒，要是放在现在，可能就不好说了。
三月，颁布“乡里推举诏”。隋，在县下设乡、里、村，各设乡正、里正、村正，多由村中大户担任，不免有勾结官府，鱼肉乡里的事情。而在城市，则设坊（街道）、里（社区）。
“乡里推举诏”规定，乡、里、村设正、副各一，虽分正副，但正管民事，副专管监督，“均可上书言事，并无隶属”，由当地乡民自选，每任两年，可以连任一次，“乡民不满者三有其一（三分之一）者，可免之重推”，“乡坊里村推举正副，在村不可为兄弟父子翁婿，在里不可同村，在乡不可同里”，“丁男年十六，可推举，受推者需二十上五十下，人品方正，未受刑罚”，“民不可自推，而视本地民舆”。正副需要“安民、抚民，襄助官府征赋充役，乡里义仓，酌其自理，而乡民可督之”。正、副不给薪俸，但任职期间可免赋税、徭役，更重要的，是受到乡里尊重。虽然实行民主在一千多年前是不现实的，但我还是试图在基层来个“草根民主”，事实上，中国古代，基本是“村社自治”，虽然多受宗族势力的影响，但既然有“自治”的传统，就有“民主”的基础。况且，我早在移民的“屯”里就试行了“民选”屯正（理民事）、屯副（理军事，移民的屯带有“民团”性质），已经有近十年，积累了一些经验。
除了在农村，城镇也有一些举措。
首先，是鼓励工业发展，当然在当时主要是手工业。
无农不稳，无工不强，无商不富嘛。
还在征东突厥，我就采取了一个很重要的措施………将铠甲、弓箭、刀、矛、车辆等“军品”生产交给民间承办。
这一做法，借鉴于二十世纪的美国。
中国的传统观念，“国虽大，黩武必亡”，认为战争是劳民伤财的。
但美国却相反，每次打仗，反而要赚大钱。
美国的高科技、大工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生产“战争物资”发展起来的。
人类文明的早期，打仗的时候，武器需要自备，所以打仗的人，往往得是有钱的贵族。中国在很早的时候改变了这一做法，由国家组织武器生产，供给军队，从而也使得平民可以加入军队。秦国就曾经是战国时期武器生产的“大国”。
然而官营一定会有一个通病………贪污腐败，效率低下。
所以，我采取了民营，将武器生产通过“招标”方式“承包”给民间作坊，“生产商”按官府的要求生产，再卖给官府。
既然是“招标”，当然是价低者得。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质量可以低劣，根据规定，每件产品………每支箭、每张弓、每把刀……上面都要“铭记”上“生产商”的标记，而每批交割，都要有地方监督官员（通常也是“发包方”）检验签收，上交兵部进库前，兵部武库司官员又得检验签收，发放各部，还要检验签收，一旦发现质量问题，有严格的追究问责制度，无论官民，一律严惩不贷。
“铭记”这一招，并不是我的发明，秦国的吕不韦就用过，历朝历代，凡是修城墙，给皇宫烧瓷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