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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宋玉体貌容冶,见遇俳优;东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马长卿,窃赀无操;王褒过章《僮约》;扬雄德败《美新》;李陵降辱夷虏;刘歆反复莽世;傅毅党附权门;班固盗窃父史;马季常佞媚获诮;蔡伯喈同恶受诛;吴质诋许乡里;曹植悖慢犯法;杜笃乞假无厌;路粹隘狭已甚;陈琳实号粗疏;繁钦性无检格;刘桢屈强输作;王粲率躁见嫌;孔融、祢衡,诞傲致殒;杨修、丁廙,煽动取毙;阮籍无礼败俗;嵇康凌物凶终;陆机犯顺履险;潘岳乾没取危;颜延年负气摧黜;谢灵运空疏乱纪……”
按他的这个逻辑,一部上古文学史,几乎是洪洞县里无好人了。
应该看到,颜之推这种比较偏激的评价,是对自魏晋以来那些放达自命、不修边幅、率意任性、狂悖荒谬,以致越出常理的文人们的否定。琅玡颜氏当然是沿袭东汉的马融、郑玄的经学传统,推崇儒术,埋头学问;但从曹魏时期的何晏、王弼、阮籍、嵇康起,就不愿意钻牛角尖,做老雕虫,而是走出传统,反对礼教,崇尚性灵,追求自我。越不为世所容的行径,越不为人所接受的奇谈怪论,越成为他们浪漫的目标。风气所及,一个个身体力行,甚至在家里连裤子都不穿,一醉三个月不醒,服用那种绝对是属于自虐的五石散,男性以涂脂抹粉为荣……诸如此类的表演,比之现在那些泡吧、玩妞、唱怪调、做鬼脸的文坛新秀,不知风流放荡多少倍?
博士买驴(2)
也难怪这位颜夫子看不惯,到了南北朝,尽管战乱频仍,好像也并不影响士人们的快活,甚至做皇帝的,也兴致勃勃地舞文弄墨,如梁文帝萧纲,就大力提倡写淫艳的“宫体诗”,搞Se情文学;如梁元帝萧绎,颜之推曾经侍候过的君主,最后失败时,归咎自己读书太多才丢了江山,一气之下,把历年收集的公私图籍付之一炬。这些人,只要战火不烧到屋檐下,利刃不架在脖子上,都是倜傥不群、傲视万物、佻达自由、洒脱不羁的风流种子。
宋刘时的谢灵运,是最为典型的例子,他自称,天下的才华总量只有一石,曹子建得八斗,他得一斗,余下的,众人分之,狂得实在够可以的了。他在浙东地区游山玩水,差不多要一个营的兵力,为他开山辟水,搭桥铺路。那一份兴师动众,使得深山老林里的老百姓,直以为来了打家劫舍的匪盗。若是他不这么求快活,而且官瘾也不这么强烈,他的一斗之才,说不定会有更辉煌的成就。
所以,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总势,前不如汉,后不如唐。看来,作家们太潇洒了,神采俊逸是有的,但指望深沉凝重,就未必如此了。酒足饭饱、一劲儿打嗝,是无法体会饥饿是什么滋味的;帷幄重裘、熏笼香浓,哪里能知道数九寒天薄衣单衫的可怜。对作家来讲,太快活了,说不定倒是文学的厄运。
从《颜氏家训》一书,我们知道,造成这一时期的士风,也就是今之所谓知识分子一群人的颓唐习气、浮华文风,有其客观上所给予的物质条件:
南北朝169年间,双方时有夺城掠地、生灵涂炭的战争,也有相安无事、互派来使的和平。那个写过《哀江南赋》的庾信,就担任过南朝梁国驻北朝西魏国的大使。在相对平静的日子里,两边都照样地歌舞升平,吟诗唱和,游山逛水,欢宴不断,而江南,斯风犹盛。因为,“晋朝南渡,优惜士族,故江南冠带,有才干者,擢为令仆以下尚书郎中已上,典掌机要。”
但大多数“文义之士,多迂诞浮华,不涉世务”,加之这班人,由于“中兴渡江,卒为羁旅,至今###世,未有力田,悉资俸禄而食耳。假令有者,悉信僮仆为之,未尝目观起一拨土、耘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安识世间余务乎?”整个社会,从统治者,到豪门贵族,到士大夫,竞相侈靡、贪图安逸、淫奢享乐、空谈误国。杜甫称“庾信文章老更成”,所谓“老”,是指他逗留北方,不得回归的时期中,在怀念故国和感伤身世的情绪中,才形成他苍劲悲凉的独特风格的。像这样的文章高手,在未“老”之年,青衣短袖,面白唇红,出入梁国宫廷,在那样的脂粉香腻、玉体横陈的氛围中,也不过是一位在追星族的包围中,擅写绮丽诗文的“青春派歌手”而已。
至于那些等而下之的快活文人,颜之推是这样描写的:“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时明经求第,则顾人答,三九公宴,则假手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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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联想起时下明星出书,全赖枪手操刀;作家炒作,忙于抛头露面;江郎才尽,犹在制造泡沫;美人迟暮,奔走声名更急的文坛众生相,这一切,与颜之推在书中所言,简直不谋而合。“当今文士,此患弥切,一事恰当,一句清巧,神厉九霄,志凌千载,自吟自赏,不觉更有旁人。”“夫学者所以求益耳。见人读十卷书,便自高大,凌忽长者,轻慢同列;人疾之如鸱枭。如此以学自损,不如无学也。”“校订书籍,亦何容易,自扬雄、刘向,方称此职耳。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
更有甚者,一些半瓶子醋,尤为可笑。“近在并州,有一士族,好为可笑诗赋,撆邢、魏诸公,众共嘲弄,虚相赞说,便击牛酾酒,招延声誉。其妻,明鉴夫人也,泣而谏之。此人叹曰:‘才华不为妻子所容,何况行路!’至死不觉,自见之谓明,此诚难也。”
博士买驴(3)
想到当代文坛的式式种种,原来都不过是古已有之的现象翻版,也就不必大惊小怪了。
但是,我始终在琢磨,沉醉于优裕的生活之中,对作家而言,也许会衍生出一种文学上的催眠作用。曹雪芹为什么在喝莲叶羹时不写《红楼梦》,偏要饿到只有稀粥咸菜可吃时才写?饿,不一定就产生文学,但饿与饱比,可能靠文学更近一点。南北朝文学,比之他朝,相对来讲,较少大家力作的主要原因,不知是否与那时太甜美、太甘醇、太轻松、太舒服的日子使作家多了些惰性有关?
颜之推说:“梁朝全盛之时”,“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乘舆,入则扶持,城郭之内,无乘马者。”弄得满城的人,都不识马为何物?最好笑者,建康令王复,也就是当时梁国的首都市长,不但没有乘过马,更未骑过马,有一天,牵来了一匹马,咻咻嘶吼,四蹄跃跳,把他胆子都吓破了,于是埋怨他的下属:“你们怎么搞的,这分明是老虎,怎么骗我是马呢?”
所以,到了侯景之乱,建康从被围到城破,“数月之间,人至相食,犹不免饿死,存者百无一二,贵戚、豪族皆自出采稆,填委沟壑,不可胜纪”(《资治通鉴》)。这样,那些潇洒惯了的文人雅士,“肤脆骨柔,不堪行走,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
到了如此性命攸关的时候,这位买驴的博士官,还有兴致写上三大篇字契,炫耀肚子里那点学问吗?一般来讲,文人太快活了,写东西就玩形式,就耍技巧,就讲性灵,就要搞一些翻新的花样;精致的把戏,散淡的笔墨,隽永的余韵,这也是需要的,甚至不可少的一种文学,若全是清一色的黄钟大吕,也是会令读者头疼的。文学,既不能全是沉甸甸的,也不能全是轻飘飘的,一个时代,最后留下来的全都是像《花间集》那类休闲恬适的,怡心悦目的作品,怕会给后世的读者生出许多错觉。似乎王建、王衍的前蜀,是五代十国时一块伊甸园,这当然是天大的误会。
全轻不行,全空就更不行。前不久,在路上碰到一位并非文学界的朋友,以前,因我编过选刊,他总是关心地问我有什么好的小说,要我推介,以便找来一读。大概如此问过多次,我的答复使他感到不得要领。这回,索性向我提了一个问题:“老兄,你说说,现在,是读小说的人多呢?还是写小说的人多?”
我望着他那张表面平静的脸,品着他这句内含机锋的话,反问这位朋友:“我要回答么?”
他点头,作天真无邪状。
我揭穿他:“其实,你已经有了答案。”
这一下,他露出诡谲的笑容。然后,他告诉我:“我已经不看小说,尤其是鼓吹得很厉害的。”
当然,他不看小说,不会影响小说的生死存亡,即使所有人都不看小说,也不会影响小说家在那里埋首疾书、下笔千言。
近年来,我确是不大读小说了,不完全是因为好的小说少才不读的,而是由于视力日益地不肯合作,多看一会儿小说,两眼就怠工,铅字就模糊起来,只好掩卷作罢。但这位朋友的话,使我想起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想起那位博士到牲口市买驴写文书的故事。
老作家施蛰存说了,大意是,现在的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他老人家只消二十万字就解决问题。话说得有些伤众,但我相信他能办到。这位在三十年代就玩现代派的老先生,既然敢端起枪来,肯定是弹无虚发的。
但我倒不是嫌长,好小说你是惟恐很快读完的。只是看了半天又半天,找不到那条驴,那才痛苦,所以,小说无论长短,你得给我们拉出一条活蹦乱跳的小毛驴,庶几不辜负我那可怜的视力了。
驴啊,驴啊,拜托你,快一点出来吧!
得意与忘形(1)
公元四世纪末,少数民族拓跋氏的北魏政权在北方崛起。
鲜卑族的拓跋氏这一支,好战尚武,以骑掠剽劫为生,旷居漠北,封闭阻隔,愚昧落后,拒绝开化。因此,其野蛮程度也甚于其他边外民族。他们对于汉文化,采取绝对的排斥态度;并且顽固地坚持旧习俗不变,甚至到了很晚的时期,才禁止同姓通婚。所以,越远离文明的人,也就越害怕文明,有机会摧毁文明时,也就越是残忍,必然要把体现文明精神的一切,视作烧杀抢掠破坏毁灭的对象。
历史上不时出现的文明倒退,就是这样产生的。欧洲十字军的东征铁蹄,将埃及、拜占庭文明消灭殆尽;汪达尔人从西西里杀来,辉煌的罗马文明便毁于一旦。同样,中国的每一次劫难,也都发生在外来的低文明的少数民族政权,和无文化的农民革命政权,进行野蛮和半野蛮的统治时期。回顾“文革”十年,以破“四旧”为名,进行打砸抢者,一大半是无知的红卫兵;提倡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论,残酷折磨知识分子者,都是些文化低下的造反派。撇开特定的政治条件,与这些人肆虐文明、摧残文化的野蛮心理是分不开的。
像羯族的石勒,氐族的苻坚,由于长期统领部落,居游在汉民族的边境内外,虽然不断骚扰中原,但由此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和感化也就相对多些,并由此产生出对于高级文化的亲和性和企慕性,所以,他们更追求民族的文明进步,甚至禁止穿胡服、用胡语,努力融入中华文化。拓跋氏则不同,胡服骑射,游掠虏获,许多陋习,迄无变化,抱残守缺,恐惧文明。
民族如此,具体到一个人,甚至一位作家,也是如此。
在这些人的头脑里,对于接踵而来的现代文明,时代进展,新鲜事物,生活变化,由于来不及适应,便产生所谓的“拒绝投降”的怨尤情绪。有的作家发思古之幽情,留恋昨天那其实一点也不愉快的贫穷生活,好像春节到了,才供应一把炒花生,倒是最公平的黄金时代,于是像古人怀念葛天氏之民的原始岁月,将满目疮痍的昨天,涂上乌托邦的理想色彩,以阿Q式的精神来对抗现实。这和远古时期的拓跋氏,把同姓能婚、翁媳同庐、奴役制度、掳掠人口,视作正常现象甚至还引以为荣一样,完全因为变革而打乱了秩序,使他失去了往日的被尊崇的殊荣,也缺乏与新生代在同一起跑线上冲刺的力量,才对新时代带来的文明变化,像面对洪水猛兽似的畏忌。
因此,野蛮落后而顽固保守的拓跋氏,凭藉武力,统治中原,必定忌恨文明。作为战胜者,就要进行残酷的报复。文化上的差异,也形成可怕的压迫。弱的劣势文化,便要凌驾于强的优势文化之上,这就是中国文化史上时常出现空白的由来。拓跋氏以人数不多、文化低下的游牧民族,统治人多地广文化较高的汉族地区,不得不使用汉族的官吏、士族和文化人,但又十分忌畏这些文化教养高于他们的被统治者。于是,猜疑忌畏,动辄问罪,大张挞伐,殃及无辜,便成为文化低下的主子们的发泄肆虐的手段。
北魏崔浩的悲剧,就是这样产生的。杀他的同时,不但“诛清河崔氏无远近”,连“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一下子,就把那些名门望族,比拓跋氏文化层次要高得多的汉人,一网打尽。因此,强劣而汰优,便是野蛮战胜文明的苦果。
所以,人类历史,就是文明与野蛮的较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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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想陈寅恪那样的大知识分子,在“文革”间受辱于无知的群氓之辈,也就不以为奇。凡落后者,无不反对开化;凡愚昧者,无不仇恨文明;凡文化处于低下状态者,无不对拥有文化的人,好的,采取戒备疑惧的态度;糟的,就是敌对仇视,欲除之而后快。这些人手中,一旦握有生杀大权,他的第一假想敌,就必是知识分子无疑。哪怕知识分子已经匍匐在他面前,输款纳诚,三跪九叩,吾皇万岁万万岁,他也不放心,视那个磕头如捣蒜的文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