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谁记得住他们。
李煜要是始终只做诗人，不做皇帝，或许最后的结局，不至于那么悲惨；那样，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说不上中国第一，举世无双，至少其精品佳作的数量，能与本土的李白杜甫苏东坡辛弃疾，西方的拜伦雪莱歌德普希金，不埒上下。可是，近人编辑的《全唐五代词》，只存其词40首，其中尚有一些存疑之作，实在是太令人惋惜了。
作为皇帝，他输得很惨，作为文人，他死得很惨，真是令人悲哉哀哉的事。
那个鸩死李煜的宋太宗赵炅，其歹毒，其残忍，也极其不是东西。从文学史的角度考量，他除掉皇帝事小，除掉诗人事大。皇帝这个差使，谁都能干，“黥髡盗贩，衮冕峨巍”，那么，阿猫阿狗，白痴呆虫，坐在金銮殿上，同样人模狗样，挺像回事的。而能留下璀璨篇章，千古传唱的不朽诗人，却不是随便拉一个脑袋来就能充数的。
可惜，他死时才四十二岁，今天看，只能算“知青后”一代作家。
在中国，皇帝写诗者，颇多，不过都是当上皇帝以后，附庸风雅，才做诗。李煜不然，他是先当诗人，再做皇帝。别看次序先后的颠倒，差别却是很大，先做皇帝，尔后做诗人，属客串性质，不过游戏而已；先做诗人，接着再做皇帝，就不能客串，不能游戏了。可李煜一直在客串，一直在游戏，当专业诗人，做业余皇帝，最后只有亡国灭命一途。
他全部的错，就错在这里。
诗人就是诗人，诗人的最佳生存方式，就是写诗，皇帝，是当不得的。凡诗人，其感情特点有三，一，沸点低，容易冲动；二，脆度低，容易沮丧；三，耐力低，容易泄气，把国家交到他手里，非砸锅不可。曹操就非常明智，他的诗写得绝棒，在皇帝诗人行列中，不排第一，也排第二。可他说什么也不当皇帝，孙权蛊惑他，老兄干吧，他说，得了吧，你要把我架在火炉上烤啊！所以，他虽然比皇帝还皇帝，硬是不上轿。李煜受命之初，也晓得自己不是这块材料，可他实在无可推托，同时，我估计此君大概也不想太推托，怎么说，皇帝也是个美差，于是，走上了这条不归路。
宋？蔡涤《西清诗话》载：“艺祖云‘李煜若以作诗工夫治国事，岂为我虏乎？’”
赵匡胤的事后诸葛，看似有理，其实，这位大兵，还是不甚懂诗，不甚懂得诗人。一个真正的诗人，从头到脚，从皮到骨，甚至到骨头缝，到骨髓，都是诗人气质。也就是王国维在《人间诗话》里所说的那个“真”，他认为“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所以，即使按艺祖所云，李煜悉心治国，不做诗，不做诗人，可他只要血液中诗人的“真”去不掉，就当不好南唐国主。
隔岸相望的赵匡胤，虽然篡了后周帝位，但却继承周世宗柴荣的遗志，一直厉兵秣马，要将南唐灭了。可南唐国主，诗人第一，皇帝第二，不是不知道处境危殆，而是知道了也无所作为。一不积极备战，二不养精蓄锐，三不奋发图强，四不全民抵抗，“日与臣下酣饮，愁思悲歌不已，”（《新五代史》），沉湎于酒中、诗中、歌舞中，脂粉气中。如此这般，诗人啊，你不完蛋，焉有他哉？
李后主之死（2）
孔夫子认为，君子应该“放郑声，远佞人”，李煜恰恰相反，一方面，声色犬马，骄奢淫逸，缠绵后宫，荒疏政事；一方面，吟唱酬和，品评诗词，琴棋书画，赏鉴推敲，只顾忙自己的，将国事托付给只会坐而论道的文人学士。长江天堑，从来为江南屏障，赵匡胤攻打南唐，便有了在江上架桥的构想。南唐的君臣们，听到这个传闻后，不但毫无警惧之意，竟哄然一噱，看作天大的笑话。“煜初闻朝廷作浮梁，谓其臣张洎，洎对曰：‘载籍以来，长江无为梁之事。’煜曰：‘吾亦以为儿戏耳！’”（《宋史》）
这个一块儿跟着打哈哈的文人张洎，就是十足的害人精了。后来，城陷，他说他要殉国，大家等着看他如何杀身成仁，一转眼，他又不打算死了，他说，我要当了烈士，谁为国主写投降书啊！就是这位投降派，“为江南国主谋，请所在坚壁以老宋师。宋师入其境，国主弗忧也，日于后苑引僧道诵经、讲《易》，不恤政事，军书告急，皆莫得通，师傅城下累月，国主犹不知”。（《续资治通鉴》）
李煜，作为诗人，一流，甚至超一流，作为皇帝，三流都未必够格。说是庸君，对他客气，说是昏君，也无不可。他所干过的残害忠良，屠杀直臣，宠信小人，依赖奸邪的累累恶迹，不比历史上别的混蛋皇帝差。
不信，抄下面几段，以作佐证：
南郡留守兼侍中林仁肇有威名，中朝忌之，潜使人画仁肇像，悬之别室。引江南使者观之，问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将来降，先持此为信。”又指空馆曰：“将以此赐仁肇。”国主不知其间，鸩杀仁肇。
“国势日削，用事者充位无所为，江南内史舍人潘佑愤切，上疏极论时政，历诋大臣将相，词甚激讦。”后因牵连，“国主疑佑之狂悖，收佑，佑即自杀。”
时宿将皆前死，神卫统军都指挥使皇甫继勋者，年尚少，国主委以兵柄，继勋素贵娇，初无效死意，但欲国主速降而口不敢发，每与众云：“北军强劲，谁能敌之！”闻兵败，则喜见颜色，曰：“吾固知其不胜也！”偏裨有摹敢死士欲夜出营邀战者，继勋鞭其背而拘之，由是众情愤怒。是月，国主自出巡城，见宋师立栅城外，旌旗满野，知为左右所蔽，始惊惧，乃收继勋付狱，杀之，军士争脔割其肉，顷刻都尽。
遣使召神卫军都虞侯朱全赟以上江兵入援。全赟拥十万众屯湖口，诸将请乘江涨速下，全赟曰：“我今前进，敌人必反据我后。战而捷，可也，不捷，粮道且绝，奈何？”乃以书召南都留守柴克贞使代镇湖口，克贞以病迁延不行，全赟亦不敢进，国主屡促之，全赟不从。（以上均《续资治通鉴》）
性骄侈，好声色，喜浮图，为高谈，不恤政事。（《新五代史》）
八年春，王师傅城下，煜犹不知。一日登城，见列栅在外，旌旗遍野，始大惧，知为近习所蔽，遂杀皇甫继勋。（《宋史》）
江南李主佞佛，度人为僧，不可数计。太祖既下江南，重行沙汰，其数尚多，太宗乃为之禁。（宋？王泳《燕翼诒谋录》）
江南李氏进贡中国无虚月，十数年间，经费将竭。（《江表志》）
虽然此君为帝，很糟糕，但比之历代穷凶极恶的独夫民贼，李煜属于既无大善，也无大恶的一个。加之大家对他的诗怀有好感，对他的死抱着同情，也就不咎既往。而且，为帝之初，大概还是做了一些不庸不昏的善政，陆游在《南唐书》里说，“境内赖以少安者，十有五年。”江南这块地方，只要不打仗，就丰衣足食，也许由于短暂的偏安小康局面，拿进贡的银子买来的和平，诗人又不安生了，领导潮流，别出心裁，异想天开，匪夷所思地兴起一股缠足之风。
饱暖思淫欲，也真是拿这位“食色性也”的皇帝无可奈何。
据清？钱泳在《履园丛话》中考证：“裹足之事始于何时？《道山新闻》云：‘李后主窈娘以帛绕足，令纤小屈足新月状。’唐缟有诗云：‘莲中花更好，云里月常新。’因窈娘而作也。张邦基《墨庄漫录》，亦谓弓足起于南唐李后主，是为裹足之始。”由他始作俑，直到辛亥革命才终结的缠足陋习，据西方学者霭理斯认定，这是一种性虐待的变态行为。竟折磨汉族妇女，达一千年之久，这位诗人皇帝，按上海话讲，可就是真正的作孽了。中国出了三百多位皇帝，独他这个举动，是最出格的，最具其个人色彩的，称得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哪怕全世界的皇帝加在一起，也找不出一位用这样方法青史留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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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后主之死（3）
上有所好，下必甚之，故尔“越王好勇，而民多轻死，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韩非子》），中国人习惯了上面咳嗽，下面感冒，皇帝放屁，臣民就是五雷轰顶，诚惶诚恐。要是这位情圣兼诗人，不当这个国主，没有这份最高权力，会弄成举国皆小脚娘子，蔚然可观的盛况来吗？所谓群众运动，说到底，是运动群众。如果李煜仅仅是一位诗人，有这种变态心理，顶多骗骗几个没头脑的女孩。但他是至尊至贵的天子，发出史无前例的缠足号召，马屁精跟着起哄，御用文人跟着鼓吹，可怜的老百姓敢不雷厉风行么？
所以，权力这东西，很怪，很可怕，它具有一种催化剂的作用，能将人性中的最本质的恶，释放出来。释小恶，则斤斤其得，孜孜其欲；释中恶，则不择手段，无所不为；释大恶，则恬不知耻，倒行逆施。这公式就是：“权力＋诱惑=邪恶”。越大的权力，越大的诱惑，也就产生越大的邪恶。私欲膨胀到了极点，野心萌发到了极点，最后就成了晚期的癌症患者，转移扩散，不可救药。
李煜做一个纯粹的诗人时，顶多是优哉游哉的公子哥儿，石头城中的第一情种；可一当上惟辟作威，惟辟作福的皇帝，权力使他往昏君方向发展。提倡缠足，就是他的恶的一次释放。
老实讲，手中握有权力，是了不起的，神气活现，吆五喝六，前呼后拥，屁股冒烟；对有些人来讲，是祸，是福，还得两说着呢？这些年，冷眼旁观周遭的文人，当官当得###不离十者，固然有，而当官当得声名狼藉，顶风臭四十里者，好像更有。小人得志，蝇营狗苟，欺世盗名，永无厌足，在权力催化下引发的人性畸变，哪里还有什么文人品味，一张肉脸上活生生写着名利二字，令人惨不忍睹。
继而一想，这班人写不出东西，不捞名谋利，又能干什么呢？
王国维所说的“真”诗人，那是有“真”本事的。治国为其短，写诗为其长，打仗是其短，作画是其长。《珍席放谈》一书说：“江南李后主善词章，能书画，尽皆臻妙绝。”作者高晦叟，为宋代人，距李后主不远，有这个评价，足见诗人风流绝世，才华绝代，并非溢美之词。
公元962年（宋建隆二年），李煜继位之时，给赵匡胤打了个报告，他对他自己不适宜当皇帝，更适宜当诗人，很清楚地表明了内心的苦衷。“臣本于诸子，实愧非才，自出胶庠，心疏利禄，被父兄之荫育，乐日月以优游，思追巢许之余尘，远慕夷齐之高义……”（《宋史》）本来，李煜毫无继位的可能，其父皇李璟之后，说好了的接班人，有两个“兄终弟及”的叔叔，还有一个立为太子的哥哥，怎么也轮不着他，注定要当一辈子闲云野鹤，所以，他思想上没有一点点储位的准备，也不存有丝毫觊觎皇位的野心，他一天到晚，美女，醇酒，吟诗，作画……享受生活，徜徉在诗歌和美学的王国里。
他排行老五，那龙椅根本轮不着他坐，他就成了金陵城内的王孙公子，风流情圣，桂冠诗人，快活神仙。但是，上帝爱给人开个玩笑什么的，很快，将其接位途程上的障碍物，一一请到了天国。阁下，你就等待着加冕吧！一个写长短句的闲散之人，偏要他去日理万机，“一种心思千万绪，人间没个安排处”（《蝶恋花》），只好硬着头皮，在金陵登上帝位。
他喜欢南京，不愿意到他父王的都城南昌去。宁可在南京向赵匡胤称臣十五年，也不到南昌去当更独立一点的皇帝，这就是诗人的抉择，也许石头城钟灵毓秀，能给他更多诗的灵感。
我记得，八十年代中期，到南京去过一次。那时，张弦还健在，作为热情的东道主，定要陪着逛逛六朝故都，都是五十年代开始写作的老朋友，也就无须礼让的了。出发前，他说，客随主便，我不让你们看大家一定要去看的那些名胜风景，何况你们也都去过，我想领你们看大家几乎不到的一个地方，如何？
我们说，反正也已经上了车，只好悉听君便了。
李后主之死（4）
车子出城，往栖霞山方向驶去。暮春三月，莺飞草长，柳枝摇曳，菜花吐黄，身后为巍巍钟山，眼前乃滚滚长江，真是好一派江南风光。我每到龙蟠虎踞的石头城，总能感受到一种生发出思古幽情的“场”，令我怦然心动。只要站在江水拍岸的土地上，只要稍稍掀起古老历史文化的一角，就会涌出“惆怅南朝事，长江独至今”（刘长卿《秋日登吴公台上寺远眺》）的悲怅感。
忽然，张弦招呼停车，说到了到了。
在一片秧田中间，我们看到了一尊石马，孤零零地兀立在那里。
这是一尊南唐的石刻，张弦要我们注意，这匹马的秀美姿态，妩媚神情，以及清俊宛约的丰采，和行云流水般的动感，他若不说出来，也就一眼掠过，经他一煽情，果然有与常见的石翁仲截然不同。这尊骏马，通体洋溢出浪漫而又多情的南人气韵。
有人问，确实是李后主那时代的石刻吗？张弦说，这是经过文物专家鉴定的，但不知为什么，只有茕茕独立，形单影只的一匹，也许是一篇只写了开头，而没有写到结束的文章。
清人沈德符在其《敝帚斋余谈》中，为李煜抱不平：“南唐李昪，固吴王恪之后也，据有江淮，垂四十年，史家何以不以正统与之？”正统不正统，由史家推敲去，姑置勿论。营造帝王家的山陵，其工程之浩伟；往往要穷毕生之力。但即位后只坐了十五年江山的李煜，活着都难，遑顾死者？也就只能是这种虎头蛇尾，不了了之的结局。
事隔多年，旧事重提，难免有时光无情之叹，张弦早已作古，同行者也都垂垂老矣，但嫩绿秧苗中的那匹石马，也许就是《玉楼春》中：“归时休照烛花红，待放马蹄清夜月”的那一匹吧？却会永远兀立在那里。
远游归来，夜色朦胧，挂在女墙之上那一弯浅月，犹历历在目，真是“六代绮罗成旧梦，石头城上月如钩”（鲁迅《无题》）。也许，往事总是不堪回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