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之罪也夫！”作为家学渊源的太史令，过着这种男不男，女不女的日子，“重为乡党所戮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西汉文坛的领袖，落到这等的境地，将何以堪，是可想而知的。
司马迁的悲哀（4）
对司马迁而言，创口之难以愈合，长期淌血流脓，腐臭不堪的苦难，也许能够忍受；那种“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的凄惶状态，“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独抑郁而谁与语”的羞耻，和被隔绝的孤独，才是他的最大痛苦。
然而，他在充满血腥味的污秽蚕室中，发愤著书。
记得在七十年代，“文革”狂，已是强弩之末，屠灭文化，也就中气不足，一些古籍，部分解禁，内部购书，网开一面。于是，我有可能一本一本读司马迁这部不朽之作，边读边也不禁惶惑。司马迁被“宫”后，肯定下体溃败，荫部朽坏，脓血弥漫，恶臭糜烂，他坚持完成这部《太史公书》，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伟大。但是，在敬仰他惊天地泣鬼神的艰苦卓绝同时，不由得想，老兄，你的皇帝都不把你当人待，把你的××割掉，让你人不是人，鬼不是鬼，你还有什么必要，替这个狗屎皇帝，尽史官的责呢？
后来，我明白了，这固然是中国文人之弱，但也可能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之强。
连我这等小八腊子，在那不堪回首的“右派”岁月里，还曾有过数度愤而自杀的念头呢！因为那些王八蛋作践得你实在不想活了。那么，司马迁，这个关西硬汉，能忍受这种度日如年，生不如死的苟活日子嘛？他显然不止一次考虑过“引决自裁”，但是，真是到了打算结束生命的那一刻，他还是选择了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无以为生时所走的那条路，宁可含垢忍辱地活下去，也不追求那死亡的刹那壮烈。一时的轰轰烈烈，管个屁用？
因此，我想：
第一，他不死，“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他相信，权力的盛宴，只是暂时的辉煌，不朽的才华，才具有永远的生命力。
第二，他不死，一切都要等待到“死日然后是非乃定”。活着，哪怕像孙子，像臭狗屎那样活着，也要坚持下去。胜负输赢，不到最后一刻，是不见分晓的。你有一口气在，就意味着你拥有百分之五十的胜出几率，干吗那样便宜了对手，就退出竞技场，使他获得百分之百呢？
第三，他不死，他要将这部书写出来，“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补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很明显，他早预计到，只要这部书在，他就是史之王，他就是史之圣；他更清楚，在历史的长河里，汉武帝刘彻者也，充其量，不过是众多帝王中并不出色的一位。而写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语）的他，在历史和文学中的永恒地位，是那个“宫”他的刘彻，再投胎十次也休想企及的。
所以，他之不死，实际是在和汉武帝比赛谁更活得长久。
越来越昏庸的刘彻，已经完全走向反面。唐朝司马贞在《史记？孝武本纪第十二》后的《索隐论赞》中，评价他“疲耗中土，事彼边兵，日不暇给，人无聊生，俯观嬴政，几欲齐衡”，认准他是与秦始皇一套号的人。而南宋洪迈在《容斋笔记？人君寿考》中说：“汉武末年，巫蛊事起，自皇太子、公主、皇孙皆不得其死，悲伤悉沮，群臣上寿，拒不举觞，以天下事付之八岁儿。”
被“宫”的司马迁，会看不出这位“宫”他的皇帝，已是伍子胥式“日暮途穷，倒行逆施”之人吗？他在《孝武本纪第十二》里，对这个一辈子信神弄鬼的刘彻，不无幽默地作了个总结：“天子益怠厌方士之怪迂语矣，然终羁糜弗绝，冀遇其真。自此之后，方士言祠神者弥众，然其效可睹矣。”（以上凡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司马迁《史记》）
这位“英主”真面目，在他笔下，一层层地揭了个底朝上。按中华书局出版的由顾颉刚分段标点的《史记》，汉武帝这篇《本记》，共49个自然段，其中，涉及神鬼祥瑞者19段，涉及封禅祭礼者12段，两者相加31段，字数超过全文的五分之四，这位“好神仙之道”（《汉武帝内传》）的皇帝，在司马迁的笔下，究竟是个什么形象，也就不言而喻了。
司马迁的悲哀（5）
对于司马迁坚持不死，哪怕糜烂到无可再烂也不死，有一口气，还要著《史记》的私衷，古往今来，只有一个人看得最清楚，那就是东汉的王允。在《三国演义》里，用连环计干掉董卓的那位王司徒，处决另一位也是书呆子的蔡邕时，旧事重提：“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受其讪议。”（《后汉书》）
王允明白，虽然，文人是极其脓包的，统治者掐死一个文人，比碾死一只蚂蚁还容易；但是，极其脓包的文人，凭借着那支秃笔，却能把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暴君，昏君，庸君，淫君，一一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受到千年万载的诅咒和唾弃。
到底谁更强些，谁更弱些？从比较长远的历史角度来衡量，还真得两说着咧！
司马迁必须活下去，只有活得比刘彻长，哪怕长一分钟，一秒钟，这个能“宫”他××的皇帝，就再无可能“宫”他的不朽之作。现在，“略输文采”的汉武帝终于真正输了，终于走向死亡，而在精神上彻底升华了的司马迁，此时此刻，那个早已不是他的，还给他带来羞辱的肉体躯壳，已无存在的必要。于是，我们这位史圣，遂不知所终地在人间蒸发了。
生年不详，卒年更不详，这或许治史的司马迁，故意留给后人的一笔告白：生在哪年，是不重要的，死在哪年，也是不重要的，活着，才是人生的全部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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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裙带风”考（1）
公元136年（东汉顺帝永和六年），大将军梁商临死时，对他的儿子梁冀说：“吾以不德，享受多福，生无以辅益朝廷，死必耗费帑臧，衣衾饭唅玉匣珠贝之属，何益朽骨？”他要求丧事从简：断气以后，马上拉到坟地，即时殡葬了事。但是，死之后，皇帝亲临梁府吊唁，颁下旨来：“赐以东园朱寿器，银缕，黄肠，玉匣，什物二十八种，钱二百万，布三千匹。”
“黄肠”，全称为“黄肠题凑”，为“天子葬制”。初见于《汉书？霍光传》：“光薨，赐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枞木外藏椁十五具。”颜师古注引苏林曰：“以柏木黄心致棺外，故曰黄肠。木头皆内向，所以为固也。”从北京大葆台西汉墓的挖掘发现，才明白梓宫里那些围绕着棺椁，许多整齐排列的整棵柏木，便是史书上所说的“黄肠题凑”了。这虽然是汉代帝王的专用葬制，不过，经天子特赐的皇亲国戚，高官大臣，死后也可享用。由此可见，梁商应该是与汉武帝的霍光一样，是个生前显赫，死后哀荣的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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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梁商有遗言，死后不要“百僚劳扰，纷华道路，祗增尘垢，虽云体制，亦有权时，方今边境不宁，盗贼未息，岂宜重为国损”？但皇帝不干，他之所以要大办特办，备极哀荣之能事，因为死者不但是他的老丈人，还是替他管理国家的大臣。此人虽说不上有什么大功劳，也没什么大纰漏。于公于私，他不得不如此做；何况在汉代，外戚，常常是左右朝政，操纵帝位的重要因素，他也不能不如此做。尽管如此高规格的对待，他的老婆梁皇后，梁商的女儿，还嫌不怎么满意。于是，她另行赏赐，手笔之大，骇人听闻，比顺帝差不多翻了两番，“钱五百万，布万匹。”
由此也就知道，梁商所以死后能够享用“黄肠题凑”的葬制，看来是女儿为皇后的缘故了。
而梁家的裙带风尤为厉害，他们家先后出过三位皇后：一位是和帝的生母，死后被追封为恭怀皇后；一位是现在顺帝的皇后；还有一位，就是皇后之妹，不久又将成为桓帝的皇后。所以，像梁商这样一位极有后台的大将军，能够在生命最后一刻，说出这番丧事从简的话，也颇能表明梁商此人，尽管做了很大的官，拥有很大的权，还能有一份最起码的知道自己为外戚的明智。
《东观汉记》对他的评价简直近乎溢美：“其在朝廷，俨恪矜严，威而不猛。退食私馆，接宾待客，宽和肃敬。忧人之忧，乐人之乐，皆若在己。轻财货，不为蓄积，故衣裘裁足卒岁，奴婢车马供用而已。”如果再以《后汉书》中对他的议论看，“自以戚属居大位，每存谦柔”，足以了解他检束自己的隐衷。在封建社会的宫廷斗争中，宦官是最为人诟病的一群，外戚的名声也好不到哪里去。这位大将军能有这点清醒，能有这点谨慎，也就难能可贵。
可是，他的儿子梁冀，却是一个浮浪子弟、不法纨绔，与他老爹完全不同，绝对是反其道而行之的恶棍歹徒。
有一次，他父亲与洛阳令吕放，也就是首都的市长聊天。其间，自是出于朋友的善意，吕放示意梁商，老人家，您要好好约束一下贵公子才是。梁商当即表示关注，连连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吕放当然不会和盘托出梁冀的恶行，只是点到为止。梁商回家以后，拍桌子把梁冀训斥了一通。史书称梁冀长得“鸢眉豺目，洞精矘眄”，这八个字形容这位大少爷，估计梁冀那一脸刁蛮，心存龌龊的样子，够让人倒胃口的。梁冀被他老子狗血喷头骂了以后，心想，你吕放给我上眼药，给我添堵，我就给你来一手绝的，派杀手在半路上把这个多嘴的市长干掉，要了他的命。梁冀怕他老子查出来，谎报是吕放的仇人所为，并推荐吕放的弟弟吕禹接任洛阳令。然后大肆捕杀，灭口无证，从此没有一个人敢在梁商面前说他的坏话。
梁冀在办完其父丧事之后，不到半年，就由河南尹上调中央，接替其父的大将军位置，同时参录尚书事，位极人臣。因为他的大妹妹，为顺帝皇后，是个精于权术，巧于谋算的女人，自是需要她哥哥在朝廷之中，为其羽翼。这个女人，醉心政治，酷嗜权柄，顺帝驾崩以来，她先后迎立冲、质、桓三帝，都是不超过十几岁的小皇帝，这样，她就顺理成章地得以临朝执政。梁冀由省而中央，掌握最高权力，更是肆无忌惮。
“裙带风”考（2）
梁商所以检束自己，因为他的诅父梁竦，“有三男三女，肃宗纳其二女，皆为贵人。小贵人生和帝，窦皇后养以为子，而竦家私相庆。后诸窦闻之，恐梁氏得志，终为己害。建初八年，遂谮杀二贵人，而陷竦等以恶逆。诏使汉阳太守郑据传考竦罪，死狱中，家属复徙九真。”所以，梁商幼年，是在这种宫廷斗争的阴影中长大的，领教过充军发配，家破人亡的苦痛，付出过沉重的代价。后来，窦家倒了，扫地出门，梁家平反，重新辉煌。也许看透了外戚家的兴亡荣枯，都是须臾间事，梁商备受外戚之苦，稍有自律，不敢作孽，直到临死，也没敢炸翊。梁冀则不同了，只知道外戚之得便宜，有后台，所以，恣意妄为，毫无顾忌，缺乏最起码的自知之明，最后自取灭亡。这样，梁商辛苦苦打下的基业，一转眼间，就在自己的第二代手中败了家。掘墓人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儿子。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儿子败坏老子的遗产，孙子颠覆祖辈的根基，尸骨未寒，江山易色，魂幡尚飘，旧调新弹。历史的颠覆，有时也来得太快，这也是所有第一代创业者始料不及的悲剧。一个土财主，出了个败家子，顶多破产而已，而偌大政权，毁在败家子手里，那就是国破人亡的灾难了。
《后汉书》这样描写梁冀：“为人鸢眉豺目，洞精矘眄，口吟舌言，裁能书计。少为贵戚，逸游自恣。性嗜酒，能挽满，弹棋，格五，六博，蹴鞠，意钱之戏，又好臂鹰走狗，骋马斗鸡。”如今，能知道“格五，六博，蹴鞠，意钱之戏”是怎么一个玩法者，大概是找不到的了。
李汝珍写《镜花缘》，就感慨古代若干游戏技艺的失传；有一次，我听一位研究清代宫廷的学者，论及时下的古装电视剧，大摇其头说，不是哪一点不像，而是压根儿就没有一点像。不过百年之隔，就生疏如此，汉代花花公子们的游乐，更是无法知悉。但以今譬古，估计也相当于现在流行的按摩，桑拿，蹦迪，酒吧，高尔夫，弹子房，卡拉OK以及三陪小姐的全套服务吧？
从这些细节来看，梁冀只能说是一个活生生的吃喝玩乐的衙内，如果仅此而已，他老子在地下也就可以长眠了。但是，从古至今，又有几个衙内仅仅满足于吃喝玩乐这四个字呢？权力这东西，是首先要把握在手里的东西。梁冀倚靠着他当皇后的妹妹，长期独揽大权，达二十多年，简直到了“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地步。当他炙手可热时，“其四方调发，岁时贡献，皆先输上第于冀，乘舆乃其次焉。吏人齑货求官请罪者，道路相望。冀又遣客出塞，交通外国，广求异物。”
有一个叫士孙奋的扶风人，很有钱，梁冀打他的主意，把自己的坐乘，连马带车强行抵押给这位富翁，要贷款五千万。这种勒索，与明抢也无什么差别。士孙奋没法，不敢不借，但借也等于肉包子打狗，有去无还。于是，给了梁冀三千万，以求消灾。哪知梁冀大怒，给你脸，你不要脸，于是一纸公文把士孙奋告到了扶风县，诬陷士的老娘，曾是梁府替娘娘管私房钱的女婢，偷了他们家白珠十斛，紫金千斤，逃跑在外的。官府哪敢忤违梁冀，他怎么说，就怎么办，“遂收考奋兄弟，死于狱中，悉没赀财亿七千余万”。
所以，大臣黄琼上疏：“诸梁秉政，竖宦充朝，重封累职，倾动朝廷，卿校牧守之迁，皆出其门，羽毛齿革，明珠南金之宝，殷满其室。富拟王府，势回天地，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荣，忠臣惧死而杜口，万夫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