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气真正，有空还向我宣传共产党的好处。他出斩的那天，我不敢见他，我请了几天假，害了一场大玻”“我就是为那些人掉泪。”李佩钟整整衣服和头发说，“我们进去吧！”
“县长，有人来打官司！”老差人低声叫，“你快进去，等着击鼓升堂。”
李佩钟往外一看，一个女孩子走进来，后面跟着一个中年的农民，都很眼熟。原来是春儿和婆家的领青长工老常。
她跑上去；拉住春儿的手说：
“进城干什么，妇救会的事儿吗？”
“我们来打官司，”春儿说，“告的就是你公公！”
李佩钟的脸上发烧，老差人给她搬来一张破椅子，放在审判桌案的后面，她摇了摇头，问：“为了什么？”
“派了他军鞋他不做，我去催，他推了我一个跟头，还踢伤了工人老温，你说该怎么办？”春儿说。
老常说：
“我就是证人。”
“他是咱村新选的工会主任，他什么也见来着。”春儿说，“你公公也来了，就在后面。”
“喂，这位小姑娘，”老差人招呼着春儿，“你是来打官司，又不是在炕头上学舌儿，什么你公公你公公的，被告没有名姓吗？”
“我们不知道他的学名儿叫什么，那不是他来了！”春儿向后一指。
田大瞎子到了。他从小没有走过远道，十八里的路程，出了浑身大汗。
他穿的又厚，皮袍子和大棉靴上，满是尘土。他喘着气，四下里找外收发，可是一个熟人也看不见，上前一步，才看见他的儿媳和对头冤家们。他面对着正堂站住，大声说。
“现在打官司，还用递状纸不用？”
看见公公，李佩钟心里慌乱了一阵，她后退一步，坐到椅子上，掏出了笔记本，说：“不用状纸，两方面当场谈谈吧！”
“两方面？哪两方面？”田大瞎子问。
“原告被告两方面！”李佩钟说。
“谁是被告？”田大瞎子又问。
“你是被告，你为什么推倒抗日干部，并且伤害工人？”李佩钟红着脸问。
“好，你竟审问起你的公爹来了！”田大瞎子冷笑一声。“这是政府，我在执行工作。”李佩钟说，“不要拉扯私人的事情。”
“政府？”田大瞎子说，“这个地方，我来过不知道有多少次，道儿也磨明了，从没见过像你们这破庙一样的政府。”
“我们都还没见过。”李佩钟像在小组会上批驳别人的意见一样，“你看见上面这四个字儿吗，这是人民政权的时代！”
田大瞎子死顽固，从来不看新出的报纸，对这些新词儿一窍不通，不知道怎样回答。这时不知谁传出去的消息，大堂上围满了人，来看新鲜儿，高庆山讲完了话，也赶来站在人群里看，芒种挤到前面，两只眼睛盯着春儿，使得春儿低头不好，抬头也不好，红着脸直直的站着。可是她觉得胆壮了，她问：“李同志，我们这官司要落个什么结果呢？”
田大瞎子的脸一红一白，他觉得在大众面前，丢了祖宗八代的体面。
他要逞强，他说：
“不能结案，我还没有说话哩！”
李佩钟说，
“准许你悦。是村里派了你做军鞋，你到时不交吗？”
“我没交。”田大瞎子说，“为什么派我那么多？”
“这是合理负担，上级的指示。”春儿迎上去。“合理？”田大瞎子说，“你们都觉着合理，就是我觉着不合理。”
这是一句老实话，李佩钟听了差点没笑出来。她瞟了高庆山一眼，看见他在那里严肃的站着，静静的听着，她又镇下脸来问：“是你踢伤了长工老温吗？”
“那是因为他多事，一个做活的哪能干涉当家的？”田大瞎子说。
“你动手打人，他就有权干涉，做活的并不比当家的低下。”
李佩钟说，“你推倒了春儿吗？”
“那是因为她骂了我的客人！”
“什么客人？哪里来的？有通行证没有？”李佩钟紧跟着问。
田大瞎子沉了一下，说：
“你这叫审官司吗？你这是宣传。你专门给他们评理，他们是你的亲人，我连外人都不如！”
看热闹的人们，全望着李佩钟，李佩钟站立起来，说：“既然都是事实，你也承认，我就判决了：不遵守抗日法令，破坏合理负担，罚你加倍做鞋。推倒干部，踢伤工人，是严重的犯罪行为，你回村要在群众面前，向春儿和向受伤的工人陪不是。你要负担工人一切医药费用。
工人伤好了，只许他不干，不许你不雇，还要保证今后不再有这样的行为发生！”李佩钟宣判完毕，转身问春儿：“这样判决你们有什么意见？”
“意见倒没什么意见了，”春儿说，“只是受伤工人的吃食上头，坏的他吃不下，好的我们又没有。被告回到村里，要逢集称上几斤点心，买些鸡子儿挂面什么的送过去，这才算合理。我就这么点，看看俺村的工会主任还有什么意见？”她回头看看老常。
老常赶紧摇了摇头。田大瞎子说：
“像你说的，我还得买点干鲜果品，冰糖白糖哩！聘闺女娶媳妇，我也没有这么势派过！”
“势派势派吧，从前你拿着工人不当人看待，好东西都自己吃了，你既然愿意多送点东西，我们赞成！”老常的庄稼火上来，也气愤愤的说了一套。
“就像春儿说的那样办。”李佩钟说着退了堂。
人们哄哄嚷嚷的走出来，议论着这件事儿。一个年轻人和一个老年人抬起杠来。老年人说：“我看这女县长有点过份，栽了你公公，你脸上也不好看呀！”
年轻人说：
“你看的是歪理，当堂不让父，王子犯法还一律同罪呢，做官最要紧的是不徇私情儿。”
二十三
李佩钟送走春儿，回到自己屋里来，兴奋的坐不下，走动着唱起歌儿来。不多一会，高庆山来了，她赶紧止住，笑着问：“高同志，我处理的问题怎么样，站的稳立场吗？请你不客气的提些意见。”
高庆山笑着说：
“处理的不错，群众看来也很满意，春儿她们也会满意的，在今天，这样判决也就可以了。谈到立场，我们还有机会经历一些锻炼哩。你想：田大瞎子踢伤了工人，我们只是判他道歉和负担一些费用。假如在旧政权的统治下面，一个工人踢伤了田大瞎子，他们该怎样判这个工人的罪呢，恐怕要重得多吧？”
他望着李佩钟，李佩钟一愣，着急的说：“叫你说，我还袒护了他哩！”
“你没有袒护。我知道你倒是存心要左一些的。”高庆山说，“改变人们传统的观念，是长期的事情。你的判决有积极的影响，它已经使劳动人民抬头，这个判决会很快的在各村流传，使我们的动员工作更加顺利。不要谈这个了，我要和你讨论一件工作。”
“我想休息休息，”李佩钟没精打采的说，“可是你说吧！”“今天夜里，我要带队伍到前方去。”高庆山说，“这次打仗，是看机会消灭一股敌人，增加人民抗日的信心，兴奋抗日的情绪，另外就是掩护我们的首脑机关顺利转移，司令部可能到咱们县里来。留给你的工作是积极动员老百姓破路，更重要的一件是准备把这县城拆除！”
“破路可以，为什么要拆城？”李佩钟问。
高庆山说：
“我们不能固守着城池作战，我们要高度的分散和机动。敌人可能占领县城，我们把城拆除，使它没有屏障，我们好进行袭击。”
李佩钟说：
“还没有打仗，我们就准备放弃县城？这几个月的工作不是白做了？”
“工作怎么会白做呢？”高庆山说，“我们初步完成了战争的动员，人民有了抗日的要求和组织。我们放弃的是城池，并不放弃人民，打起仗来，我们和人民结合的就更密切了，更血肉相连，更能进一步组织和动员。我们要有胆量和信心，不能张慌失措，要组织群众的力量，巩固他们的战斗热情，使人民的生活，渐渐适应游击战争的环境。”
李佩钟说：
“破路还容易，这样高的城墙怎么个拆法，砖拉到哪里？土放在哪里？
我的老天，三年的工夫也拆不完呀，哪里找那么些人呢？”
高庆山说：
“修这城的时候，恐怕更费力，可是人民到底把它修成了，为什么现在就没有力量把它拆掉？好好动员群众，还要进行说服解释，不然全县的群众会反对，他们认为这是破除风水。说通了以后，砖呀，土呀，群众都有办法解决。动工的时候，村中出差要公平，各村负担的尺丈要合理，县里要解决民工吃饭喝水住房的困难。”
“你留给我们工作太多，我一想到那几千年的老厚老高的城墙就头晕。”
李佩钟笑着说。
高庆山说：
“又不动脑筋想办法，又不找群众商量着解决，那心里就只有叫困难堵塞了。这是战略任务，一定要完成！你计划计划吧，我要回去吃饭了！”
“你不要走，”李佩钟跳前一步用手拦住他，“晚上你就出发了，今天下午我请请你。”
“请我吃什么呀？”高庆山说。
“请你吃十字街路北的羊肉饺子，好不好？”李佩钟说，“我知道你不愿进馆子吃饭，咱们叫他煮好了送来，就在我这屋里吃。我叫老头儿要去，你可不许走！”
李佩钟跑了出去，高庆山在屋子里溜达着，他看见了放在南窗台上的那盆花儿。
等李佩钟回来，他说：
“同志，真是小姐脾气，还有时间养花儿呀？”
李佩钟说：
“那是刚才一时高兴弄的，现在叫你给压上了一大堆工作，什么心情也没有了。”
高庆山说：
“正在打仗吗，枪炮砰拍响，花儿朵儿的就不时兴了。我并不反对文化生活，有时间唱唱歌儿，吹吹口琴还是有意思，李同志在这方面很有天才。”
“地才！”李佩钟笑了，“豁着嗓子瞎喊罢了！”
“现在我欢迎你来一个吧！”高庆山笑着鼓起掌来。“我不！”李佩钟笑着扭了扭身子，“两个人有什么唱头？”
“两个人听的清楚。”高庆山说，又接连鼓掌。
李佩钟背过身去，刚唱了一句，送饺子的就来了，赶紧红着脸停止。
她坐在对面，照顾着高庆山吃饭，她拨拨拣拣，推推让让，叫高庆山吃饱。
她笑着说：
“自从上级给我们提了意见，不再吃大柜的菤子和大锅的猪肉，一下改变的过了劲儿，顿顿小米干饭，不是夹生，就是糊爆。看见你盛饭的时候一皱眉，大师傅和管理员还说你不能艰苦，享乐腐化，思想意识成问题，气都把你气饱了。还有那白菜汤，连把盐也懒的放，用杓子一搅，菜叶儿一个赶着一个跑，哪里是吃饭，简直是捞鱼。”
她自己吃的很慢很少，那样小的饺子，要咬好几口，嘴张的比饺子尖儿还小一些。高庆山是一口一个，顿时吃了一头大汗。李佩钟把自己的干净手巾送过去，带着一股香味，高庆山不好意思大擦，抹抹嘴就放下了。
吃完饭，李佩钟低着头，收拾了碗筷。她坐在床上，好久没说话。把头靠在那厚厚的松软的干净整齐的花布被子上。
高庆山站起来说：
“时间不早了，我该走了，这顿饺子真香！谢谢你请客吧！”“你不批评我就行了，还谢什么呢？”李佩钟说，“等一等再走，我有句话儿问你。是你们老干部讨厌知识分子吗？”她说完就笑着闭上了眼睛。
“哪里的话！”高庆山说，“文化是宝贝，一个人有文化，就是有了很好的革命工作的条件。我小时没得上学念书，在工作上遇到很多困难，想起来是很大的损失，遇到知识分子，我从心里尊敬他们，觉得只有他们才是幸福，哪里谈得上讨厌呢？自然知识分子也有些缺点，为了使自己的文化真正有用，应该注意克服。”
“高同志，我还有一个问题。”李佩钟说。
“什么问题？”高庆山问。
“我的婚姻问题，”李佩钟坐起来，“我想和田家离婚，你看可以吗？”
“这是你自己的事情，”高庆山说，“我很难给你提意见。可是我相信在革命过程里，你会解脱了这种苦恼，完全愉快起来。这是一个应该解决的、不能长期负担的问题。”
“你同意我离婚？”李佩钟笑着问。
高庆山点点头，走了出来，在大院里，他吸了一口冷气，整了整军装。
李佩钟送他到大堂上，又叫住了他，说：“你抬头看看我写的这四个字儿怎么样？”
高庆山回转身看了看，说：
“字写得不错，不见这块匾，我还不知道你是个写家哩。
不过，现在上级没这样提，我们还是叫抗日县政府吧！”
二十四
黄昏时候，李佩钟站在十字路口，送走那些出征的战士，他们是第一次去作战，一个紧跟一个，急急的走着，举手向女县长告别。高庆山在最后拉着一匹马，沉静的走着。李佩钟望着他走尽了东大街，走出了东城门，才转身回到了县政府。夜晚，她一个人在这大院落里，在南窗台点起一支红蜡烛。她好像听见了寒风里夜晚行军的脚步，霜雪在他们的面前飞搅，骑在马上的将军，也不会想到爱情。她振作自己，在一张纸上，描画拆城破路的计划。
她一个人在夜晚工作，在这样的夜晚，有的母亲正在拍哄着怀里的孩子，有的妻子，正把头靠近她的丈夫。很长时间，李佩钟心里不能安定，拿起笔来又放下。她听着院里的一棵老槐树发出的冬天的风的响声，她把想念引到那走在征途上的人们，她必定拿他们做自己的榜样。眼望着蜡烛的火苗，女人的青春的一种苦恼，时时刻刻在心里腾起，她努力把它克服，像春雨打掉浮在天空的尘埃。
她在一张从学校带出来的图画纸上，设计着农民破路的图样。她用修的尖尖的铅笔，细心的描画，好像一个女学生在宿舍里，抱着竹绷子做绣工。
现在是严冬腊月，冰雪封冻着平原，从她们这一代青年起，今后经历的冬天，都要是残酷战斗的季节。她想，不过几天，农民们就要抱着火热的心肠，背着大镐铁铲，破路拆城，用一切力量，阻止进犯的敌人。这是历史的工程，她竟是一个设计人。在工作里，她忘记自己的痛苦，充满了高尚的希望。
隔着五尺砖墙，县政府的东邻，是一个小印刷厂。半夜里，那架人摇的机器，正在哗哗的响动，工人们印刷着动员会编的抗日小报纸。李佩钟想：等她把图样设计好，再加上一个说明，可以在小报上登载。
机器的响声停止了，接着是工人们的嘈杂。不久，那个印刷厂的负责人，细高个子秃头顶的老崔，跳墙跑到她的屋里来。
“你们出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