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儿干，这样你倒不喜欢？”“我不喜欢，”老蒋一摇头，“总觉着没有过去的势派带劲，咱们拿看戏做比：戏台上出来一个大官，蟒袍玉带，前呼后拥，威风杀气，坐堂有堂威，出行有执事，那够多么热闹好看？
要是出来一个像她这样的光屁股眼官儿，还有什么瞧头？
戏台底下也得走光了！”
“你这脑筋，该受受训！”那个民工不再理他，催着他赶快工作。
李佩钟喝了一碗开水，心里亮堂了一些。她整整头发，看见秋分坐在地上，正一手一个往下送砖头，她问春儿：“这是你大姐吗？”
“是呀，”春儿说，“你们见的面不多，过去，谁上得去你们家的高门台儿呀？”
“你就是高庆山同志的？？吗？”李佩钟又问秋分。
秋分笑了笑，春儿接过来说：
“啊，她是高庆山同志的‘吗’。‘吗’是个什么称呼呀？”“这是你们的孩子？”李佩钟笑着抱起秋分身边的小孩来。“别叫他弄你一身土！”秋分说，“是我们给人家养着的，他娘叫日本的飞机炸死了！”
“我说哩，”李佩钟说，“高同志回来还不到半年呀！这孩子很苦，好好的养着他吧。
我们给你妈妈报仇！你要在战争的炮火里长大成人呀！”她拍打着孩子的小屁股，孩子爬在她的腿上，啃着她的膝盖，她痒痒起来。
“高同志知道你来了吗？”停了一会李佩钟又问。
“还不知道吧！”秋分说，“我们还没看见他。”
李佩钟说：
“他正在开会，我回去告诉他，叫他来看你，你们住在哪一家？”
“住在西城根一家小店里。”秋分说。
“回头我给你们找间房子，你和高同志轻易不在一块儿，趁这个机会该团圆团圆了！”
秋分红着脸没有说话。春儿说：
“你看这县长有多好！”
一句话把李佩钟的脸也说红了。
太阳已经掉到西边的几块红色的云彩里，民工们吹哨子收工了。在城外野地里觅了一天食儿的乌鸦，成群的飞回来，噪叫着落在街头的老槐树上过宿。
晚饭以后，李佩钟在城里找好一间屋子，就去叫秋分，秋分嘴头儿上不愿意，春儿说：“既是县长好心好意的找了房子，你就去吧。我一个人睡在这炕上，才宽绰哩！”
李佩钟给她抱着孩子，把秋分带到房子里，又写了一个纸条，求老乡送到支队部，一会儿高庆山就来了，一看是这么回事，就说：“她们是来拆城的，这影响不大好吧？”
“没人笑话你们。”李佩钟说，“谁不知道你们长久分离，难得相见？要不这样，老百姓才说我们不合人情哩！”
“你这县长也太操心了！”高庆山笑着说。
“算我做了一件民运工作。你们安排着休息吧，我走了。”
李佩钟笑着出来，回身给他们关上了房门。
路过娘家的大门，李佩钟顺便看了看母亲。家里只有母亲一个人，刚刚点上了灯。母亲见了女儿，高兴的不知道说什么好，先抱怨起来：“你这孩子，早把娘忘到脊梁后头去了吧！你还有家吗？
走错了门儿吧！”
“没有。”李佩钟笑着说，“我爹哩？”
“你爹？”她母亲沉吟了一下，“无非又和他那些狐朋狗友们出去瞎逛吧，叫人捏好了饺子，他也不家来吃。你来的正好，等我通开火，煮熟了咱娘儿俩吃！你这是干什么去来呀？
看身上那些土，快过来，我给你扫扫！”
李佩钟背过身去，母亲给她打扫着说：
“我说钟儿，你到底还到田家去不去？”
“不去了。”李佩钟说。
“就这样疯跑一辈子？”母亲停下手来问，“一个女孩子家，能跟那些当兵的们跑到哪里去呀？”
“哪里也是家。”李佩钟笑着说，“根据地的地面儿大着呢，我到哪里工作，也是自由的，也是快乐的。在外面，有人照顾我，心疼我；也有人教管我，指引我。娘不用操心惦记我好了。”
“我管的了你呀？”母亲叹了一口气，“听！外面有人推门，准是你爹回来了。”
“他回来，我就该走了，”李佩钟说，“我们说不到一块儿！”“对了，”母亲小声说，“你们拆城，他们编法儿反对哩！
你做工作，也得多多留神呀！”
李佩钟刚转身要走，她母亲又叫住她小声说：“听人说，你和那个姓高的支队长很要好，是吗？”
李佩钟沉静的说：
“我自己已经饱尝婚姻问题的痛苦了，我不愿意再把这痛苦加给别人。
我和他只是同志的关系。他家里有女人，很好。”
三十四
父女两人，到底在院里碰上了，李菊人又喝了酒，酒气扑人的问：“是佩钟吗？”
“嗯。”李佩钟答应着，“父亲到哪里去来？”“到了个倒霉的地方，”李菊人很生气的说，“外国鬼子越来越不拿中国人当人，在他们眼里，我们简直连个猪狗也不如，要真的亡了国，这些玩意还不骑在我们的脖子上拉屎吗？”
李佩钟只有在父亲喝醉了的时候，才能听见一些入情入理的话，她说：“所以我们要坚决抗日呀！只有人人奋不顾身的斗争，我们的民族，才能扬眉吐气。你找的什么外国人？”
“啊！”李菊人醒悟过来，“为了一点闲事情，我同一个朋友到法国神父那里去了。我以前没到过这种地方，这回去了，亲眼看见那老家伙对待那些求见的教友们，不是爱答不理，就是骂个狗血喷头。当着我们的面，就还差没叫这些人给他磕头罢了！”
“你们找他干什么呀？”李佩钟问。
“不要说这个了，”李菊人说，“我净说问问你，可老是没有机会，你打算和田耀武怎么办？”
“怎么办哩？”李佩钟低头说，“各人走各人的路罢了。父亲再也不要干涉我。”
“我干涉你做什么？”李菊人很亲切的说，“蒋介石这个王八蛋，是成不了什么气候了，连我也不会对他再有什么指望，跟他跑到南边去的人，也不过像是道君皇帝的臣下，早晚给日本人纳贡投降完事。我主张你和他一刀两断！”
“父亲的思想，很有些进步了哩！”李佩钟笑着说。“谈不到进步，”李菊人说，“我是认命要当亡国奴的了，中国不亡，是无天理！”
“你还是亡国论呀！”李佩钟吃惊的说，“根据地的军民，这样热烈动员，毛泽东同志指示的那样英明详尽，你全看不到听不见呀？”
“我对你们没有信心，第一你们不会用人。”李菊人说，“地方上藏龙卧虎，像我这样的人才，竟引不起你们的重视，真真奇怪！”
“我们什么时候不重视你？”李佩钟说，“你什么时候想过做工作呀？”
“鸡毛蒜皮的勾当自然我是不干。”李菊人郑重的说，“我只想在司令部弄个参议干干，你对事儿可以和吕司令念道念道。有个附带的条件，就是我不能跟他们吃小米，另外得给我三件家伙两匹马，外带一个特务员！”
李佩钟失望的托个辞离开了他。回来的路上，她又经过高庆山和秋分睡觉的房子那里。
从矮矮的院墙望进去，屋里还点着灯。听见脚步声，院里的一只小狗吠叫起来，秋分的影子，在明亮的窗纸上一闪，把灯吹灭了。
李佩钟想去看看那些民工们睡下了没有。她奔着西关来，街上的店铺都上了门，只有十字街石牌坊那里，还有两副卖吃食的挑子点着灯笼。李佩钟在那里遇见了芒种。
“这样晚了，李同志还没休息？”芒种给她敬着礼说。
“还没有。”李佩钟说，“你干什么去来？”
“给支队长又送了一条被子去。”芒种笑着说。“你没事跟我到西关去一趟吧，”李佩钟说，“我们去瞧瞧那些民工们睡觉的地方。”
芒种高兴的答应了，这对他是一个愉快的差遣。他规规矩矩的跟在李佩钟后面，从身上摘下手电筒来，照明前面的道路。
“我用不惯这个，”李佩钟笑着说，“我道路很熟，摔不了跤，一照倒眼花起来。”
西关一带，虽说住下了这么多民工，街道上却非常安静，大家工作一整天，全安歇睡觉了。只有天主堂旁边，春儿住的那家小店房里，还点着灯火。
“春儿就住在这里，我们去看看她做什么哩？”李佩钟小声说着，轻轻的走到窗台外面。窗纸上的人影儿分明，春儿和店家老大娘，对坐在炕上说话儿。
“你摸摸，这炕热上来了。”老大娘说，“我特意给你烧了一把柴火，你小孩儿家，身子单薄，睡凉炕要受病哩！”
“大娘费心。”春儿笑着说。
“咱娘儿两个有缘，”老大娘说，“一见面我就喜欢你，疼你。我是六七十岁的人了，又住在城关，好姑娘好媳妇，看见的不知道有多少，说起来，哪个也比不上你。你是我心尖儿上的人。”
“大娘夸奖。”春儿又笑着说。
“我不知道你瞧得起这个大娘不？我满心愿意把你认成个干女儿。”老大娘仰着脖子说。
“只要大娘不嫌我拙手笨脚就行，”春儿说，“我是怕不能得儿的哩！”
“这就好了，一言为定。”老大娘很高兴的说，“咱娘儿俩都是苦命人，你从小孤身一人，我也是年轻轻就守上了寡，从今以后，我们就都有个亲人儿了。”
“干娘什么时候守寡的？”春儿问。
“就是有这个那一年！”老大娘用手一指，“修天主堂的那年，外国鬼子强占了咱那么大的一片庄基，还打死了你那干爹，又把我赶到这里来住，孩子，我有冤仇呀！”
老大娘呜呜的哭了起来，春儿劝解着，老大娘忍着泪说：“要不你一提说是抗日，我就喜欢哩，你经的事儿还少，外国人可把咱中国欺侮坏了哩！”
李佩钟和芒种只听见老大娘哭泣，听不见春儿说话。这女孩子正在沉默着。她几岁上就死去了母亲，正当她需要人教导的时候，父亲又下了关东。
最近一百年，在祖国的身上，究竟经过了多少次外人的侵辱，在平原农民的心里，究竟留下了多少悲惨的记忆，她知道得很少很少。这需要有一个经历多次灾难的母亲，每逢夜深人静，就守着一盏小油灯，对她慢慢讲解。可是春儿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母亲。现在，她受到这一种教育了。这是神圣的民族教育，当它输入到春儿心灵里的时候，正和她那刚刚觉醒了的、争取解放争取自由的尊严的要求碰在一起。立时，一股拧搅在一起的强烈的力量，就在这个女孩子的心里形成了。一百年来，农民们几次在反抗外人侵略的时候，在保卫家乡的战争里流了血。这里的农民，是因为历次斗争失败，受了压抑，意志消沉；还是积累了斗争的经验，培植了反抗的热情？是失去了信心；还是蕴藏下了更大的力量？两种情形都存在吧，但是，共产党来教育了他们，长久埋藏在平原上反抗的火种燃烧起来了。
最后，春儿说：
“干娘，所以说，我们要坚决抗日呀！我们的国家强盛起来就好了。”
“我也成天这么盼望，”老大娘说，“咱这里离圣姑庙不远，我每逢初一十五就去烧香磕头，求她保佑着咱们的军队打胜仗。刚才老道姑对我说，圣姑这两天不大高兴哩！”
“她怎么不高兴？”春儿问。
“她给人们托梦，说八路军不该拆城，拆了她的官墙，要犯罪哩！”老大娘说。
“干娘信不信呀？”春儿笑着问。
“我怎么不信？别的不信行，这圣姑的灵验，你可是不能不信呀！”老大娘把手合了起来。
李佩钟偷偷笑着，刚要推门进屋里去，忽然听见城墙边大榆树上的乌鸦飞腾了起来，在黑暗的天空里，盘旋惊叫。接着又有砖瓦从城门楼子上飘下来的声音，芒种抓起手电筒，李佩钟拦住说：“不要照！一照就惊走了。你轻轻爬上城墙去，看看是什么人！”
芒种掏出枪来出去了，春儿听见声音跑了出来，拿上自己的小镐，也跟到城墙上去。
他们在城门楼上捉住了两个人，一个拿着铁铲挖洞，一个正往里埋炸药瓶。
春儿说：
“这是汉奸来破坏我们！要不是看见的早，明天一拆城门楼，还不都把我们炸个粉碎！”
老大娘拽着一根柳木棍，也气喘喘的爬上来了，就近一看说：“我认的他们！这个是天主堂种菜园子的王二鬼，那个是圣姑庙的小道士，咳呀，我那老天，你怎么也跟着他们造孽呀！”
小道士哆嗦着说：
“我不愿意来，是老道姑逼着我来的呀！”
李佩钟叫把他们押到县政府，派人报告给高庆山，连夜又逮捕了主使的罪犯。
三十五
第二天，决定召开一个大会：宣布破坏分子的罪状和对他们的处罚，再向群众做一次动员，说明游击战争的道理。另外就是拆城的民工和驻防部队的联欢。
有人提议，把昨天晚上捉汉奸的故事，编成一个剧本，真人上台，在大会上表演。就叫政治部剧团的团长来负责组织这个工作。
这个团长在“七七”事变以前，就爱好戏剧，曾经在北平参加过青年学生们组织的话剧团体，抗战以后，抱着青年文艺工作者无比的热情，参加了人民自卫军的政治宣传工作，亲自背着幕布行军，到处在街头上张贴招收演员的红纸布告，不久就成立起一个战斗性的话剧团。
这天早晨，他接受了这个任务，背着一挂包化装的油彩从子午镇赶了来，到支队部找到芒种，带他来到春儿居住的小店。老大娘倒没的说，一口答应了，春儿一听说，叫她在大城里，当着这么些人演戏，说什么也不干，团长着急的说：“女同志，这是一件光荣的任务呀，你既然实际上做过这样一件工作，难道你就不希望把你的英雄行动，再用艺术的形象表演出来，教育更多的群众吗？”
“实际做，那倒没什么，”春儿红着脸跺脚说，”叫我演戏我干不了，一上台我连嘴也会张不开。”
“那有什么难处？”老大娘在一旁撺掇着，“我们在底下怎么说的，到台上也怎么说，不就行了吗？”
“是呀！”团长说，“不过也不能完全照样，这里还有一段艺术加工的创作过程。”
“你看难不难？”春儿说，“还没动手演哩，只是这个同志说的话儿，我就一门不摸！
还是叫我到城墙上搬砖头去吧！”
说着就抓小镐儿。
“不行，不行！”团长拦住她，“晚上我们就得演出，我已经给你请过假了。我们快来排戏吧，这就是舞台面。”他夺过春儿手里的小镐儿来，在老大娘的门口，画了一个四方形的界限。又叫芒种借了一张板床来，上面放好一台高高的灯盏。“剧情我已经了解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