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得等一等，就要选举了。”青年民兵说，“我也要去投一张票哩！”
“我们也要去投票呀，”吴大印说，“赶上了，还能放过去？
我当了一辈子长工，还没有参加过村长选举哩！”“你刚来，你知道选谁？”青年民兵说，‘允许不允许你投票，我还得去问问呢？”
青年民兵说着就到台那里去了。这时台下放上了几张桌子，每个桌子有一位写票的，一位监视的。工农妇青，都按小组编好，拿着票到桌子前边，轻轻说明自己要选的村长，写好了，再投进台前的票箱里去。
那个青年民兵只顾自己投票，一直没有回来。吴大印着急，自己走过去了。春儿第一个看见，从台上跳下来。吴大印说：“春儿，别的事家去再说，我要写一张票！”
群众决定让新回到家乡来的吴大印参加选举，发给了他一张票。吴大印拿着票走到写票桌跟前，写票员小声问他：“你选谁？”
“我选老常。”吴大印说。
“他的大名叫常德兴。”写票员笑着说，“你真有眼力呀！”
选举的结果：老常当选了子午镇的抗日村长。老常站到台前来，讲了话，作了抗日的动员。去年冬天，高庆山在地里和他谈话，说工人可以当村长，他当作一个笑话听。现在，这是一个事实，不容他推托，他要担负起这艰难沉重的工作。最后，他约请他的老伙计吴大印发表一点回到家来的感想。
吴大印站到台上去说他的感想。他说，他出外不久，那里就叫日本占了，农民们更不能过活。在那里很受了几年苦，回来的时候，日本人又占了我们很多地方，他只能挑选偏僻的道儿走，整整走了三个月。可也见到很多新鲜事儿，在我们国家的广大地面上，不管是铁路两旁，平原村镇，山野森林，湖泊港汊，都有我们的游击队。凡是八路军到的地方，农民们就组织了抗日的团体，建立了大大小小的根据地。这些根据地，有时看着并不相连，有时又被敌人切断，可是，它们实际上是叫一条线连接着，这就是八路军坚决抗日的主张，广泛动员人民参加抗日的政策。他知道这条线通的很远，它从陕北延安毛主席那里开始，一直通到鸭绿江岸的游击队身上。他想，这条线，现在是袭击敌人的线，动员群众的线，建立抗日政权的线；以后，我们就会沿着这条线赶走日本。回到家来，看到村里的热烈的抗日气象，他要告诉大家的是：象我们这样同心协力坚决抗日的地面，是很宽广很强大的了。
他要求参加村里的抗日工作。
在他讲话的时候，人们都往台前挤，高四海和秋分也赶来了。只有田大瞎子和老蒋退到远远的地方，低着头抽起烟来，好像不爱听。这一天，春儿家里，亲人团聚。一年以来，在子午镇和五龙堂，发生了很多变化，过去流散在外的，像高庆山、高翔、吴大印，全都回来了，像芒种、老温，成群结队的从村里走出抗日去了。无论是回来和出去，分离和团聚，都是存了保卫乡土、赶走日本的一片热心的。
也有那走了又回来，回来又走了的，像田耀武和高疤。因为他们并不保卫乡土，只知道闹磨擦，乡土也就不再需要他们，不再在他们身上寄托任何的希望了。
五十九
这天下午，秋分又给爹娘送了一小笸箩白面来。临走，叫出春儿去说：“你的好日子到了，今天晚上。”
“在哪里呀？”春儿笑着问，她的脸有些发红。
“在我们家里，吃过晚饭，你就赶快去吧！”秋分说。
“为什么在你们家里，”春儿问，“我们村里没有共产党呀？”
“眼下，因为党员还少，两个村子合着成立了一个支部。”秋分说，“看你，哪村不是一样呀，普天下的共产党还是一家人哩，别说一条河隔不开，就是国家的边界也分不开、割不断呀？”
“还要开大会吗？”春儿问，“叫我讲话不？姐姐，你告诉我，到时候该说些什么呀？”
“从今以后，我们就是革命的同志，”秋分说，“同志的关系和姐妹不同。
它比起姐妹来，还要亲密。讲什么话，要出自你的心里，能叫别人教呀？”
春儿点了点头，姐姐走了。
春儿的心里，忽然觉着沉重起来。她想到入党不仅是高兴的事，从今天起，她是负起一种责任来了。一种重大的责任，她的生命，成了党的生命的一部分。党对人民所负的责任，她也要分担。她已经把自己的青春和将来，交给了党。党就要培养自己，使自己的生命发挥出最大的力量，完成最光彩最高尚的任务。
她告诉爹和娘，就到五龙堂来。
天快黑了，有三片红色的云彩留在西边的天空里。遍地是庄稼，一只鸟儿衔着一条青虫，正在吐着穗子的密密的谷丛上面飞腾，里面有新出卵壳的小鸟在啾啾叫唤。棒子吐出的红绒花，鲜艳得像结婚的新娘子头上的花朵。
小道旁边的园子里，已经搭起一个新窝棚，一对年轻的夫妻，并排坐在上面，把光着的脚板垂下来，共同看守着他们那已经结成的碗口大小的甜瓜。
“开园了吗？”春儿望着他们笑着说。
“还没有，”窝棚上的媳妇说，“瓜是熟好了，就等一个有福分的人了！”
“你还没有福分吗，”春儿说，“看乐得你快钻上冒天云儿里去了。”
那丈夫轻轻推了媳妇一下，那媳妇就笑着跳下来，摘下躺在垄沟边上的一个黄皮大甜瓜，跑到春儿跟前说：“今年算赶上吉幸了，你的小嘴儿顶有福，就请你给我们开园！”
“我有什么福呀？”春儿说。
“我看准了，”那媳妇说，“你今天一定有喜事。你吃了我们这瓜，管保我们今年能做好买卖，瓜园里，不涝不旱，不闹地羊，不出虫子！”
“好吧，恭喜你小两口儿发财，”春儿接过瓜来，打开就吃，“地羊虫子是你们管着，我只管不叫日本鬼子来糟蹋你们的瓜就行了！”
“我说你是顶有用，顶能叫我们幸福的人么！”媳妇高兴的跑回窝棚里去了。
一路吃着甜瓜，春儿也很高兴，她回头望望，那一对夫妻说笑着钻到窝棚里睡觉去了。
春儿觉得脚下的土地，头上的天空，庄稼和人民，都在自己的身上，寄托着亲密的希望。
春儿过了河，上了堤坡，天空出现了那颗大明星。姐姐正在小屋门口等着，领她到屋里去。
炕上地下全打扫了，靠南边的小窗户，摆好一张桌子，变吉哥正装饰着他画的毛主席像。一盏明亮的灯放在窗台上。
高四海严肃的望着毛主席的画像。变吉哥安排好了，回过头来笑着说：“大伯，你知道画这张像多为难呀，遇见从延安来的人我就打听，有没有毛主席的照片，后来还是庆山哥给我借来了一张，是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战士保存的，我高兴极了，买了好纸张、好笔墨，等到晚上，老婆孩子全睡下了，我安安静静的画，整整画了三宿才成功，你们看画得怎样？”“画得好，”高四海点头说，“他在望着我们，在鼓励我们，他经过了多年的艰苦的斗争，把党的事业领导到胜利。这些情景，从你的画像上，全可以看出来！”
“那样啊！”变吉哥高兴得红了脸，激动起来说，“大伯最能批评我的作品，秋分同志，你说哩，我愿意听听你的意见。”“是好。”秋分说，“面对着这张画像，就像毛主席亲自在前面指引我们！”
“春儿，你说说！”变吉哥说，“是为了你入党，我才精心画的呀！”
“我心里高兴极了，”春儿笑着说，“从今天起，毛主席来领导我这个穷孩子了！”
“那我们开会吧，”变吉哥立正了说，“我先向春儿同志介绍：高四海同志是五龙堂子午镇中国共产党的支部书记，我是支部的宣传委员，秋分同志是组织委员。同志们，我们今天举行春儿同志入党的仪式。我们接受春儿入党，因为她是一个敢于反抗地主压迫的雇农吴大印的女儿，因为她在抗日战争中勇敢负责的工作，对党的热情和忠诚。”
高四海讲话说：
“春儿！你还年轻，你要知道我们党的历史，要想念那些为党艰苦的工作和英勇的牺牲的人们，秋分！你把我保存的那面红旗取出来！”
秋分打开一只破旧的红油板箱，取出那面旗来。这是十二年以前农民暴动的时候，高庆山打着的旗帜。庆山把它插在堤坡上，在它的下面抵抗围攻的敌人，胸部的鲜血，染紫了红旗的一角。庆山出走以后，高四海叫秋分把它保藏了起来。它仍然完整，颜色凝重，十几年来，它不停的在这一带人民的心里招展。
高四海把红旗铺展在春儿前面的桌案上，它带着当年滹沱河边的风暴，壮烈的斗争和鲜明的理想，和这个女孩子的热情结合了。
春儿举起右手来，安静有力的说：
“我要做一个好的忠诚的、积极斗争不怕牺牲的党员！”
会后，高四海又谈了谈子午镇的政治情况，把党员介绍给春儿，把她编在老常领导的小组里。
回去的时候，姐姐送她，在河滩里，慢慢告诉她以后应该怎样做工作，怎样团结群众和领导群众。
六十
高庆山支队原有的骑兵连，新近扩充成了一个骑兵团，芒种是个班长。
老温参加部队以后，就在这个班里当了一名骑兵。他原来要求并不高，就是当马夫也乐意，可是到班里以后，芒种发给他一支新马枪，还把全班最好的一匹小青马交给他骑。在我们的部队里，对于新来的战士，就像对待最小的弟弟，是什么也要让他挑选的，虽然按年岁说，老温在这一班里要算是最大的了。
老温看养和驾驭了二十多年牲口，在他手里倒换过的骡马也有几十匹了。他被惊车的牲口轧伤过腰，惊了犁踢破过脸，可是，老温能使劣性牲口是有了名的。对于牲口，他不只能从口齿看出年龄，从眼色看出性格，从蹄腿看出快慢，从肩膀看出力量，还能一鞭子下去打倒直立起来的牲口，并不损伤它的毛皮。他对牲口的使用法是：能打也能喂。在他手里调理出来的牲口，真是力大膘肥，驯顺无比。
当了骑兵，他渐渐知道，军队里使用牲口，并不完全像庄稼主。对一个战士的要求也并不像对一个长工的要求。牲口要喂好，这是一样的，但主要是训练得它成为战士的肢体，对牲口的感情也要加重，对待它，就要像对待自己的腿脚一样。他骑在小青马身上，就把小青马当做自己最亲密的战友了，马能了解他的意图，很好的完成战斗的协同动作。
他要和小青马锻炼成一个整体。就像爱人们幻想把男女两个人扫乱重分一样。他身上要有马的感觉，马身上要能寄托他的想像。小青马，跃进飞扬吧，当他冲锋陷阵的时候；小青马，迅速卧倒吧，当他隐蔽作战的时候。
虽然这匹小青马还只有四岁，已经长的非常高大，今后转战疆场，老温和它就不只关心对方的饥渴冷热，灾病甘苦，也细心的听着战友的呼吸和心脏的跳跃吧。
不久就有大战到来，冀中军区正在利用战斗空隙，进一步整训部队。
高庆山支队就要调往河间去了。老温请了半天假，回了一趟子午镇的家，看了看他的妻子。他往返只用了三四个钟头，站在院子里说了五六句话，他的目的不过是穿着新军装，骑着小青马，在乡亲、伙计、妻子的面前，晃一下就是了。
部队夜晚出发，骑兵团走在前面。在满镇过滹沱河。在五毛营过沙河，在张岗休息十五分钟，半夜就到了河间。
第二天是七月七日，芦沟桥抗战一周年了。芦沟的流水和月光，石桥和芦苇，还披带着敌人侵略的创伤，但它有的已经不只是创伤，也有了动员起来的巨大的民族的信心和力量。
它已经在看着祖国儿女的英雄行为含笑了。
冀中军区的阅兵在河间东关的古教场上举行。初升的太阳的多彩的耀眼的光芒，射向平原晴朗的天空。在教场中间的墩台上，竖起了一面高大的红旗在飘展作声。新近训练的青年的号兵们，吹着集合号。在附近的古代遗留的残断的碉堡上，有一只苍鹰展翅飞起，所有这一切，都在兴起战士们对于敌人的愤恨，对于战争生活的向往；也强烈的吸引着周围那些从事耕种的农民。
祖国现在进行的，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规模巨大组织坚强的民族解放战争。吕正操司令员，高庆山支队长，高翔政治委员，站在墩台上检阅了他们所领导的、由冀中区青年农民组织成的抗日部队。
阅兵完毕，高翔作了政治报告。他说明抗日战争的性质，战争的过程，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和怎样才能争取到最后胜利。他打击了亡国论，揭发了投降论，也批评了速胜论。他的报告比起去年十月，更确切，更有事实的根据。他指出了持久战的三个阶段，描绘了大牙交错的战争，强调了政治动员的重要，又详细解释了游击战争战略战术的原则。
他讲的很生动通俗。经过一年实际战斗的战士们，都感觉政治委员是总结了他们每个人的经验，指出了军民全体奋斗的目标。这总结和每个战士的思想结合，加强了他们的信心，鼓舞了他们的力量。
他们能够理解，受到鼓动，听得十分入神。坐在地下，抱着枪枝，相互称赞他们政委的讲话的才能，分析的能力。部队里的知识分子，平日虽有些自高自大，一听这样卓识远见的分析，也感觉到自己的理论水平太低，和政委比较起来，是相差太远了。
高翔的报告，依据的是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八年五月发表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同年同月在延安讲演的《论持久战》。
这两本书，是伟大的抗日战争的指南针，是通俗的兵书战策，是必胜的决算，民族解放胜利的保证。
《论持久战》，在冀中军区最初只油印了几百本，随后由印刷厂大量铅印出版了。这本书由“钢板战士”们精细刻写，由印刷工人们夜晚赶印，它有各式各样的版本，用过各式各样的纸张。这本书由干部研究，向战士传达，由部队向老百姓宣传。随着它，部队前进，根据地建立，抗日武装扩大了。
它把必胜的信念注射到民族每一个成员的战斗血液里。
六十一
一九三八年七月，冀中区创办了一所抗日学校。这所学校，分做两院，民运院设在深县旧州原来的第十中学，军事院设在深县城里一家因为怕日本、逃到大后方去了的地主的宅院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