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妇女脸上挂不住，急的指着窗户说：“你嘴里胡突噜的是什么，屋里有人家同志！”“同志也不是外人，”中年妇女说，“同志也爱听这个。”
青年妇女跺跺脚，背起口袋来，嘟念着：“我是为的快交公粮，谁来和你斗嘴致气呀！”
“你说什么？”中年妇女格登一声把碾子停了。
“公粮！”青年妇女喊叫着。
“你的嘴早些干什么去了？”中年妇女赶紧扫断了推得半烂的粮食，“你呀，总得吃了这不好说的亏！来，你快先推。”
青年妇女转回来，把口袋里的金黄的谷子倒在碾盘上，笑着说：“醒过人味儿来啦！”
“我是看在那些出征打日本的人们的脸上，”中年妇女说，“这年头什么也漫不过抗日去！”
她头上顶着一个簸箕，左胳膊挟着一个簸箕，右手拿着笤帚，挺挺直直的走了。走了几步，又转过身子来，说：“大妹子，你可把米碾细点。你的汉子和我的汉子全在前方。他们穿的还是我们织的布，吃的还是我们种的谷。”
“你那高粱还推不推？”青年妇女问。
“不推了，这样贴饼子正合适。”中年妇女走着说，“为了他们呀，我在家里吃糠咽菜也甘心！”
青年妇女默默的把谷铺好。她的身子很单薄，推着碾子有点吃力，天快黑了，有几只麻雀飞回来，落到碾棚的檐上，它们唧唧的叫着，好像在催促。
一个女孩子跑来。这女孩子穿的衣服很瘦很短，裤子又狠狠的往上兜着，身体显得格外结实俐落。她过去一帮手，大石碾立刻就轻快起来了。
“你不来，我着实费劲哩，”青年妇女高兴的说，“你今天怎么回来的这样晚？”
“考试来呀！”小姑娘笑着说，“题儿很难答。我到家放下书包就跑来了。”
“回头和我一块吃饭去。”青年妇女说。
天黑了，她们要点着碾棚里挂着的小油灯，小女孩扒着变吉哥的窗台来借洋火。变吉哥问她：“你和她是一家？”
“不是。”小姑娘说。
“你们经常互助？”变吉哥又问。
“嗯。”小姑娘笑着答应，“我这个嫂子是抗属，我应该帮她做活。你问我们这个干什么呀？”
“唔，”变吉哥说，“我可以给你们编写一个剧本。”
六十六
变吉哥也常常编写一些小剧本。
变吉哥编写的剧本，在题材上，虽然也不外是青年参军，妇女支前，拥军优抗，送交公粮，但是在他的每一个小戏里，都有真实的群众生活的情调。
他的编剧和他的绘画一样，并没有经过多少明师的指点，差不多都是自学自纂出来的。
幼小的时候，他跟着一个堂叔父，在冬闲期间，学习过一本千字文，没有纸笔，他用镰刀在村边的土寨墙上习字。后来学习绘画，他才认识和积累了更多的文字。在他的生活里，凡是遇到印着和写着字的东西，他都非常尊重和珍惜，对于学习文字，他有超过一般人的热诚。
村中街头上的公私告白，粘在人家立柜上的喜帖，他都认真的去读。
流浪画庙的年代，对于那些用木炭或是粉块题在破庙墙壁上的诗句和谜语，尤其感到兴味，总是尽情的欣赏和批注。至于那些躺在道路上的残断的古碑，庙宇里悬挂的匾额，他就更当做伟大的作品来仰慕了。
结婚的那年，他称了几斤旧报纸，自己裱糊的新房，乡间的画匠都兼有纸匠的技能。在风雨天不能外出的时候，他在炕上，仰着立着，挨篇挨段，读完了所有报纸上的文字。这间用废报裱糊的小屋，成了他的藏书库和文化宫，等到报纸被烟熏火燎，不能辨认的时候，他还能指出在屋顶上有一篇什么故事，炕头上有一则什么新闻。包了杂货的旧书篇页，他也是仔细的读过，然后保存起来。
他喜欢听人讲说故事，在外边画庙那些年，冬天的夜晚，他常常和那些小贩，同宿在山村的小店里。他有机会听到了很多很好的故事，有时也受骗。一天下了大雪，小店的炕上早早的就挤满了人，后来的一个卖线货的客人，只好蹲在地下，他看见变吉哥睡在热炕头上，很是舒服自在，就说：“这样冷天，我们来说个故事吧？”
“你会说故事？”变吉哥一翻身坐起来。
“我会讲《西游记》。”卖线货的说，“平常忙着做买卖，我轻易不说罢了。”
“那太好了，”变吉哥催促着，“你快讲吧，人们一定爱听。”“这样公平吗？”卖线货的说，“你们睡在热炕上，叫我这说书的蹲在地下。”
“说的有理。”变吉哥说，“伙计们，那我们就给说书先生挤出一个地方来吧！”
可是，那些客人们都纹丝不动。他们好容易睡下了，宁可放弃听书，也不肯缩小自己既得的地位。
“这样吧，”变吉哥说，“你上来在我这个地方睡，我下去在你那个地方蹲着。”
他们换了一个位置。实线货的拿着会讲故事的架子，安排好自己的行李，慢慢的脱了衣服，钻进被窝里，眯缝上眼。
“你可讲呀！”变吉哥说。
“唔，”卖线货的说，“讲什么？”
“西游。”变吉哥在地下冻得直打颤。
“好。我讲。话说：唐僧取经到东天，骑着草白呜哇大叫驴？？”实线货的并不会讲故事，他不过借这个名义，骗取一夜的热炕，而且当别人指出他的错误，他终于生了气，说：“我不会讲。你会讲，你就讲给我听吧！”
等到别的人真的讲起来，才证明他既不会讲故事，也不是一个真正的鉴赏家，他睡着了。
变吉哥更好看戏，他能看到的只是在乡间跑大棚的那些戏班。只要戏唱得好，不分寒暑，他可以跑出二十里外去看夜戏。看完戏走回家来，天就亮了。前些年，这一带来了一个唱青衣的，叫小出云。变吉哥看她看的入了迷，他制了一些卖给小孩们的耍货，跟着这个青衣跑了四个台口。戏班在一个地方唱完四天，当夜就坐上接戏的大车，赶到另外一个地方演出，有时竟在一百多里以外。变吉哥也就背上他那不值钱的耍货跟了去，耍货里有红油的小轿车、小皮鼓，黄油的小碌碡、小木枪，把它们摆在戏台旁边，做着买卖听小出云的戏。在这十几天里，变吉哥完全忘记了道路的远近和自己的饥渴。
他同情和帮助那些出门卖艺的人，年节时候，凡是街上来了唱独角戏的，唱十不闲的，说书为了卖针的，变戏法带着卖药的，都找他担任散筷子的职务。当演唱终了，再由他收回那些插满过年的饽饽的筷子，卖艺的人对他十分信任和感激。
六十七
十月，武汉失守。十一月，冀中区的敌情就很严重了。敌人在正面战场对蒋介石诱降，并在蒋介石节节败退的形势下，抽调大批兵力，进攻八路军，认为这才是它的真正的心腹之患。敌人又是先从东北角上蚕食，侵占了博野、蠡县，这次并用公路把据点连接起来。不久，深县也被敌人侵占了。
学院转移到深南地区。一天，变吉哥，春儿，还有教“抗战文艺”的张教官，接受一个任务，到滹沱河沿岸，慰问一支新来到冀中的部队。起初领导同志并没有告诉他们是什么部队。他们要通过敌人的封锁公路，要预先计划好可以依靠的社会关系。在路上，张教官提议第一天晚上，就宿在他的家里。
张教官家中有一个很好的媳妇，参加工作以后他很爱回家，每逢行军，只要向着他的家乡的方向前进，他就走着特别有精神，说话也多；如果是反着方向，他就觉得腿脚沉重，因而也就沉默寡言。这次，他这样说服春儿：“按说，我们的感情并不错。不过，她有些落后。”
“谁呀？”春儿正在望着前方警戒的走着。
“我的老婆。”张教官说，“她有些落后，不愿意出来工作。我们那里的妇女工作同志，能力很弱，她们说服不了她。我更说服不了她，她只是和我打哈哈。我好久就想：只有你能够帮助她进步。你有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
这是一个好机会，宿在我家里，你可以和她彻底谈谈。”
春儿笑了笑。张教官又说服变吉哥。变吉哥替张教官背着东西。他虽然道路不熟，却好跑在头里。也不爱打听，常常钻错了胡同，又退了出来，还是急忙忙走到别人的前面去。
张教官叫住他说：
“变吉，我知道你喜欢书画，可是因为生活条件不好，你见过的好书好画并不多。我家里书画很多，有一柳条包，还有一火柴箱。我也是一个穷学生，隔二跳三的才上完了大学。
我家里是一个富农。一个普通的富农，只能供给一个中学生，上大学就要省吃俭用，我这些书画得来的实在不易。你去了，可以翻着看看，对创作有帮助。我家里还有些颜色纸张，都是现时不容易买到的，我们可以拿出来用。”
变吉哥高兴极了。他帮着张教官说服春儿，春儿说：“走着看。”
现在，田地里已经没有庄稼，眼界很宽。农民害怕敌人进村放火，把秫秸、棒子秸、谷草和豆蔓，分散的垛在地里，不往家拉。道路上很少行人，地里跑着很多野兔。抗战以来，硝磺贵重，就是在初冬，也再看不见有人在漫地里踢跶着打猎了。野兔们变得胆子很大，可以沿着道旁，和人们面对面的行走，等到你伸手去捉，它一闪就窜到柴火垛后面去了。
在黄昏时候，他们过了公路。应该记住，他们还是第一次在自己家乡的土地上，通过敌人修筑的公路。天空很晴朗，四野里没有一个人，离公路还有好远，他们就快跑起来，跳过公路的封锁沟，变吉哥还跌了一脚，春儿走到公路中间，立住，向东西两方面张望了一下，她看见公路翻掘起家乡的土地，伸延过来，就像敌人在母亲的胸膛上，狠狠的砍了一刀，心里骤然的搅痛起来。
张教官的村庄，四面叫白沙包围，在本县的地图上，称做“沙漠”。原有几处树林，都被敌人砍伐了，今后几十年，在这一带就会看不见参天合抱的大树了。村边，正在刮着一个旋风，那旋风像一条直直立起的长蛇，脚踏着白沙地面，头顶着晴朗的天空，它漫过小树，坟丛，沙岗，摧残着一切，滚滚前进。到了村庄的东头，忽然有一股黑烟火烬，卷进它的身体，其中夹带着哭喊的声音。
“情况不好。”张教官说，“我们在村边找个地方躲避一下吧。”
他们跑到村西南的一座砖窑上来，一窑砖刚刚烧好，窑工们爬在窑道上，偷看村里的事变。
张教官认识这里的掌作张老冲。这老头子到这个时候还光着脊梁，白胡子飘洒在黑胖的胸膛上，抽着一条宽大的绣花围腰，站在窑顶后面。他指挥着张教官他们爬下，春儿感到身子下边滚热。
“我们的一个小队被敌人包围在村里了，”老头儿说，“他们本来可以撤出来，也可以隐蔽起来。他们叫敌人的疯狂劲儿气坏了，就打了起来，敌人太多，现在是撤不出来了。”
窑工们都焦心的望着村里。打水坯的模子翻在坯场上，闷窑的水担和水桶扔在窑道上，他们关心的不只是自己家里的老小，现在主要的是这一小队战士的命运。
敌人早已经攻进了村子，但村子里很沉寂，除去不断升起来的烟火，简直听不到什么声音，也看不见有人往外跑，这种沉寂是可怕的。田野紧张起来，太阳停在远远的村庄上面，收敛了光辉，像一块烧红了又离开了风炉的铁。窑的附近，就连那一排排整齐的水坯，一垛垛高耸的柴火，都像在那里激动着。
“我们的一个战士上了房，”老头子提高了声音说，“咳，他受了伤，他躺在房顶上了。”
别人却望不见。
“他没有命了。两个鬼子上了房。”老头子的声音低下来。
接着，他喊叫，“好！他站起来了，他和鬼子拚了！”
人们听到了一颗手榴弹的爆炸，一家房顶上冒起一股黑烟。
村里又沉寂起来，那些房屋和树木好像僵直的一样。可是，街道上和房屋里正遇到了多大的灾难呀！
“跑出来了一个！”老头儿说。
这次人们都可以看见：我们的一个战士从村南头一条小胡同里跑出来，他的腿部受了伤，他不断的跌倒。有一个日本人追他。
“奔这里来吧！”老头子喊叫了一声。
那战士好像并没有听见，但是他奔着这里跑来了。日本人也跌跌撞撞的跟上来。战士的血滴在白沙上，窑上的人也可以看见。他挣扎到窑坑旁边，就倒在地上了。
日本人站在那里望着窑顶。
“我们不能放这个鬼子回去，他会报信。”老头子说。“战士身上有一枝枪，我们这里的人，谁会射击呀？”
望着那些窑工，他知道他们都不会，就叹了口气。
“我会。”春儿说着就从窑顶上滚下去了，她从战士身上摘下枪枝，在烂砖堆后面卧倒。日本人并没看到她。她瞄准的时间很长，最后枪声响了，老头子叫了一声好。
他们把战士埋葬在砖窑的附近。
六十八
他们等到天黑才进村。张教官的家是四合砖房，一个黑油梢门。他们到家时，张教官的父亲正要关门，看见儿子回来，有些吃惊也有些高兴，看见后边还跟着两个人，脸上又一冷，说：“怎么你们就赶这么个日子？日本人刚走！家家拾掇了个落落翻，在东头烧了好几家的房子，杀了四五口人。”
“我们还是往前走走吧！”春儿说。
“不要紧，”张教官的父亲怕儿子也跟着走，就说，“既然来了，就好歹在家里住一宿吧。敌人今天来了，明天不一定再来。家来吧！”
二门外边有一大架葡萄，月光从落了叶子的架上洒下来，使得庭院的景象阴森，人的心情不得安定。走进二门，张教官的老婆站在院子里，在月光照耀下，她那秀丽的脸上，带着亲切的笑容。
“给他们烧壶水喝。”张教官的父亲说，“赶上这个时候，家里也没好吃的。”
媳妇很怕难为了自己的丈夫和他带来的客人，她低声说：“爹！你到东头老马那里称点挂面吧。”
“我去换点。”张教官的父亲，在一条蹲在灶火旁边的破麻袋里掏摸着，“卖挂面的掌柜就是喜欢这个，这一本，你看不厚，能换一斤。”
“那不是我的书吗？”张教官跑过去，翻着麻袋，“怎么都装在这里面？”
“再别提你这书，差点没叫它要了我的命！”张教官的父亲两只手抖擞着，“东头你姐姐家，就是因为几本书，叫日本烧了房！眼下，这是顶犯病的东西！”
他又从麻袋里掏出几本，一起夹在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