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却继续火上浇油。头脑发热的我一头撞进了校长办公室，于是我退学了。这是我生命中的一个关键时刻。
我离开学校的前夜，法哈德和我在当地一个酒吧痛饮庆祝。旁边一个身材魁梧的醉汉，说我勾引他老婆，他将我倒头提起，朝着墙壁扔过去。法哈德走过来将我们俩分开，掏出一把刀子，在那家伙脸上划开一道口子。接着法哈德拽着我离开酒吧，他将我从窗口推出去，推到酒吧外边的“水獭河” （Otter Creek）上一个突出的窗台上。我们跳下去，然后沿着小河一路跑回宿舍。
第二天早上，校警盘问我的时候，我撒了谎，我矢口否认法哈德干过那件事。不过，后来法哈德还是被赶出校门。后来，我们俩都搬到了波士顿，租了间房子住在一起。我在赫斯特的《纪录美国/星期天广告人报》（Record American/Sunday Advertiser）找到一份工作，给该报的总编当助手。
那一年下半年，我的几个同事被征召入伍。为了逃脱同样的命运，我到波士顿大学商业管理学院进修。那时候，安已经和前男友分手了，她经常从米德尔布里过来看我。我当然很感激她对我的关心。1967年，安从米德尔布里学院毕业，当时我在波士顿大学还有一年才能毕业。安坚持在我们结婚之前不和我住到一起。虽然我一边开玩笑说自己被绑架了，但是也对自己从父母那儿沿袭的古板、假正经耿耿于怀。我和她在一起很开心，可我想要更多，于是我们结婚了。
安的父亲智慧超群，是导弹导航系统的主要策划人，因此，他在海军中的地位非同一般。他的一位好友，安称之为“弗兰克叔叔”（非其真名）的人，是国家安全局（NSA）的最高级部门的官员。国家安全局是美国最不为人所知，也是最大的间谍组织。
结婚后不久，军队召集我去体检。不幸的是，我通过了体检，这也就意味着我毕业后有可能被派遣到越南去。尽管我对战争很感兴趣，可我非常不愿意到远在东南亚国家的战场上去。我是听着那些殖民开拓者的祖先们的故事长大的——像托马斯 &；#8226； 潘恩（Thomas Paigne）和伊桑 &；#8226； 艾伦（Ethan Allen）。我参观过位于新英格兰和纽约北部的很多战场，包括法国和印第安人作战的战场以及独立战争时期的所有作战场地。
我读过我可以找到的每一本历史小说。事实上，当读到相关陆军特种部队首次进入东南亚情形的时候，我倒是很想参军。后来，媒体曝光了美国政策的残暴和自相矛盾，我就改变了想法。我不知道潘恩会站在哪一边，可当时我想，他肯定会站在越共那边。
弗兰克叔叔救了我。他告诉我到国家安全局工作可将我的征召延期，他安排我和局里的人进行了一系列面谈。有一天我感到筋疲力尽，因为那一整天我都在测谎仪监控下回答问题。他们告诉我，这些测试能判断出我是否具备在国家安全局工作的潜质，如果我有这方面的潜质，他们将对我的优点和弱点进行测评，而这些测评是日后给我安排具体工作的依据。当时我就认为，鉴于我对越战的反对态度，我肯定通不过测试。
在测试中，我承认我是一个忠诚的美国公民，我反对战争。我很惊讶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穷追不舍。相反，他们更加关注我的成长经历，我对父母亲的看法和态度，还有我作为一个穷学生在那些有钱的预科生、富人堆里长大的心理情愫。他们也仔细探讨了我对缺乏女人、性和金钱的挫折感以及由此带来的幻想症等。他们对我和法哈德之间的友谊很感兴趣，尤其是我向校警撒谎，维护法哈德的那件事，这让我感到很纳闷。
一开始，我以为这一切都对我有害无益，我注定要被国家安全局拒之门外，但结局出乎我的意料。多年之后我才明白，从国家安全局的角度来看，我的反面性格特征正是他们所欣赏的。他们看重的不是我对国家有多忠诚，而是我在生活中所遭受的挫折的程度。对父母的怨恨、对女人的性幻想、对丰裕生活的渴求以及易被诱惑，所有这些“特质”让他们觉得我是一个可造之才。我在学校和体育上力求出众的决心、我对父亲的反叛、我与陌生人交往的能力、我对警察的谎言，都是他们看中的品质。后来我发现，法哈德的父亲也为美国情报机关在伊朗本土服务，而我和他儿子的友情无疑成了我进入国家安全局的一个重要筹码。
测试后几个星期，我被安排了一份工作并且开始了我的间谍技巧培训，当然这是从波士顿大学毕业几个月后才开始的。在我正式接到工作许可之前，我又冲动地参加了美国和平队（Peace Corp）招募者在波士顿大学的讲座。他们的主要“卖点”也和国家安全部一样——能去那里工作的学生也可延迟参军。
决定去听那个讲座也是我生命中的几个重要的“偶然”之一，当时看起来是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却决定了我以后的命运。招聘人员介绍了全球几个最需要志愿者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亚马逊热带雨林。在欧洲人踏足这片土地之前，当地人过着原始的土著生活。
从我的先人们在新罕布什尔安家时起，我就一直梦想可以过着像当地印第安阿布纳基土著人（Abnakis）那样的生活。我清楚我的血管里有着阿布纳基人的特质，我希望像他们那样对森林知识了如指掌。在讲座结束后，我走到招聘人员面前，问他我被选中派遣到亚马逊森林的机会有多大。他说，他们需要大量的志愿者，我应该有机会。于是我立刻致电弗兰克叔叔。
让我意外的是，弗兰克叔叔鼓励我加入美国和平队。他坦白地说，在攻克河内之后，亚马逊河流域将是下一个目标。
“那里石油资源非常丰富。”他说，“我们要派一些能人去那里——要能理解当地人的人。”他说和平队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场”，他还要我练好西班牙语和当地土著部落的方言。他笑着说，“你最后可能是给私人企业而不是给政府工作。”
那时候我还不理解他这句话的意思。不过现在看来，当时的我已经从一个间谍升级到经济杀手，尽管之前我从来就没有听过这个词，那之后的几年里我也没有听到这个词。那时候我压根儿就不知道，在全球各地分布着几百人，为咨询公司和其他私人企业工作，他们从未从政府那里得到一分钱，却在为建立全球帝国服务。我没有想到，这一群人会在20世纪末发展到如此大的规模；我更没有想到，我在这一支不断壮大的队伍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安和我都向美国和平队提交了申请，要求被派遣到亚马逊。接到通知书的那一刻，我感到极端的失望。因为通知书上说，我们可能被派到厄瓜多尔。
哦，天哪！我想去亚马逊地区，却让我去非洲！我连忙去翻阅地图册，查找厄瓜多尔这个地方，可是让我感到沮丧的是：我在非洲大陆上找不到它。我翻查目录，才发现厄瓜多尔原来在拉丁美洲。在其中一幅地图上，我看到，从安第斯冰川流出的冰雪融水汇成了气势磅礴的亚马逊河源头。我接着读下去，才知道厄瓜多尔森林是全球物种最多样化和最丰富的森林之一，几千年来，那里的土著人周而复始地过着他们朴实的原始生活。于是，我们欣然接受了。
安和我在加州南部接受了和平队的训练，1968年，我们一同前往厄瓜多尔。在亚马逊地区，我们与殊瓦原住居民共同居住，他们的生活方式确实与殖民者到达之前的北美土著部落无异；在安第斯山脉地区，我们和印加人的后代一起劳动。我做梦也不会想到地球上还有这样的地方存在。在那之前，我遇到过的唯一一位拉丁美洲人就是我父亲任教学校里那个富有的 “预科生”。我发现自己渐渐与当地以狩猎和种地为生的土著人产生了共鸣。奇怪的是，我还觉得自己与他们有某种不可言喻的血缘关系。不知怎的，他们让我想起了那些下贱的提尔顿“镇民”。
有一天，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艾纳 &；#8226； 格列夫（Enar Greve）乘坐飞机来了，他是查斯 &；#8226； T 。 美因顾问公司（Chas。 T。 Main； Inc。 MAIN）的副总裁。这个国际咨询公司当时正为国际银行调研一个项目——国际银行向厄瓜多尔和其周边国家贷款数十亿美元的可行性研究。该笔贷款用于修建水力发电站和其他基础设施。艾纳以前是美国预备军（）的上校，我告诉了他自己在加入美国和平队之前曾经被国家安全局相中，并正在考虑重新加入国家安全局。他也告诉我，他曾经在国家安全局当过 “联络员”，他看我的眼神让我觉得他肩负着另一个使命——评估我的能力。我现在才知道，他的确是在不断跟进我的情况，他要评估的是：在这种北美人认为是极端恶劣的环境下，我的生存能力究竟如何。
我们一起在厄瓜多尔呆了几天，后来就以书信来往。他要求我向他提供厄瓜多尔的经济评估报告。我正好有一部小巧的打字机，也正好喜欢写写东西，于是我欣然答应了他。在那之后大约一年里，我给艾纳发了至少15封长信。在信中，我预测了厄瓜多尔的经济和政治在未来的发展方向，评价了这里原住部族人日益高涨的反抗情绪——他们奋力抵抗国际石油巨头、国际发展机构和其他任何要将他们带进现代社会的力量。
我结束了在美国和平队的厄瓜多尔之行回到美国后，艾纳邀请我到美因公司位于波士顿的总部进行面谈。他告诉我美因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工程建筑，但他们最大的客户——世界银行，最近要求他们招募经济师，对某些相关的领域进行经济预测，并且就工程项目的可行性和重要性进行评估。他说，他之前聘任过3名高资历的经济师，他们都有无可挑剔的学历和资格背景——其中2名拥有硕士学位，另外1名拥有博士学位，可他们都惨败而归。
他说：“在这些国家，并不存在着可靠的经济统计数据，他们三人中没有一个人能够掌握在这些国家进行经济预测的方法。”然后他又对我说，除此之外，他们都觉得不可能按合同规定完成他们的使命，合同要求他们到遥远的国度，像厄瓜多尔、印度尼西亚、伊朗和埃及等，并亲自与当地领导人会面，向他们提供针对该区域经济发展的特征所作的评估报告。他们中有一个人被派到巴拿马荒芜的村庄，结果弄得精神失常，后来不得不由巴拿马警察护送到机场，坐上返回美国的飞机。
“尽管在厄瓜多尔你没有取得具体的经济数据，但从你的来信中，我觉得你是非常努力的。你在厄瓜多尔那样的环境里都能待下去，可见你在其他的环境里也不会有问题。”他还告诉我说，他已经辞退了一名经济师，如果我愿意到美因工作，他会解雇另外两个人。
就这样，1971年1月，我在美因公司得了经济师的称谓。那年我26岁——征兵这种事情再也轮不到我的头上。我向安的家人征求意见，他们都鼓励我接受这份工作，我想这应该也是弗兰克叔叔的态度吧。我回想起他曾提及我可能最后要到私人企业工作。尽管没有任何事实可以证明，但毫无疑问的是，我能在美因咨询公司得到这份工作，肯定是3年前弗兰克叔叔安排的结果，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如我有在厄瓜多尔生活的经历，以及我愿意动笔撰写那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报告。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一直头脑发热，自负得几欲膨胀。我只不过是在波士顿大学读了个学士学位，根本就不可能在那样高级的咨询公司获得经济师的头衔，但是我得到了。我知道许多大学同学在成功逃避参军之后，继续攻读工商管理硕士（MBA）或者其他硕士学位。如果他们知道我现在的头衔，也许会嫉妒我吧。我想象着自己是一个闯劲十足的秘密间谍，只身前往异国他乡，躺在豪华酒店的游泳池边晒太阳，身边围绕身穿比基尼、举着马提尼美酒的美女。
当时的确是种幻想而已，但在之后的许多时候这种幻想也在我身上应验了。虽然我的职称是经济师，但是我发现我的工作远远不只是做评估和预测那么简单，事实上，我的工作与詹姆斯 &；#8226； 邦德（James Bond）（电影《007》中的男主角）差不多。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第2章 一脚踏进泥淖
从法律上讲，美因公司的股东人数非常少，在这个有2 000多人的公司里，只有5％的人拥有公司的股权。他们被称为合伙人或合作人，他们的地位让人垂涎。因为合伙人不但对所有人有支配权，而且他们赚的钱也最多。“谨慎”是他们最大的特点。他们与国家元首以及其他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打交道；他们都希望请来的顾问能身兼律师和精神治疗医生的职责，遵守严格的纪律和绝对保密的原则。与媒体打交道是被禁止的，因此，美因公司以外的人几乎都没有听说过我们，但他们可能对我们的竞争者非常熟悉，例如亚瑟 &；#8226； D。 利特尔（Arthur D。 Little）、斯通—韦伯斯特（Stone &； Webster）、布朗—路特（Brown &； Root）、哈里伯顿公司以及贝泰公司。
“竞争者”这个词语我用得很广泛，因为实际上美因公司本身就是个自成一派的团队。公司的专业人士绝大多数都是工程师，但我们公司从来就没有任何一套设备，也没有承建过任何工程项目，哪怕是一个仓库。虽然许多美因人都是退役军人，但我们没有和国防部或者军队有任何合作项目。我们用来经营公司的设备与其他的公司完全不同，以至于在头几个月，我真的没法弄清楚我们究竟是做什么的。我只知道我的第一项任务是随一个11人小组到印度尼西亚，为爪哇岛开发电力系统做总体规划。
我知道，艾纳以及所有与我讨论过这个项目的人，都试图说服我：爪哇的经济会突飞猛进。而且我还知道，如果我想脱颖而出成为一个好的预测师（并且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