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了在世界结构运动所产生的特定地缘政治条件下，中国国民党左翼和中国共产党为了民族生存，为什么会必然走上联俄道路，而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右翼则对世界史的结构运动作出了根本性的误判，根本缺乏高屋建瓴的视野，甚至为了反对社会主义运动，不惜出卖民族根本利益，必然成为卖国贼。
伊原氏披露的材料还包括国民党###副部长，后来成为汉奸的周佛海日记中如下一段：
罗隆基来谈，谓如此拖下去，必定亡国。――共产党反对和平，坚持抗战到底，抗到亡国之论，不值一顾也。罗以为然。
而这位主张向日本投降，以免把中国留给共产党的罗隆基，也就是今天依旧被某些人称为“民主斗士”的那一位。它也从一个侧面表明，真正主张抗战到底，真正前赴后继追求中国崛起的究竟是中国共产党，还是别的什么人、别的什么党。
而从伊原氏的著作，我们还可以学习日本人的认真精神，比如日本人把甲午战争的赔款算到一钱、一厘。每一分，每一厘，每一个细节中，才包含着历史的真实，而也是布罗代尔所反复强调的。这甚至表明，也只有了解欧洲近代社会组织创新的历史，乃至英格兰银行的历史，也才能真正了理解甲午战争在何种意义上是鸦片战争的自然延续，才能了解我们中国近代以来究竟在哪里跌到，吃亏在何处。
笔者在另一篇文章中曾经指出：“综观百年沧桑，正是由于日本相对于中国所处的极其特殊的战略位置，才使得日本在西方列强向东方扩张，中国人民不屈反抗这一世界史“大博弈”中，成为利益最大化的受益者。”
1862年，大英帝国正是为了宰制、包围中国，才联合西方列强全力支持日本的明治维新，而这就是日本近代崛起的基本外部条件。而1894年，也正是在包括《日英通商航海协定》、《英日同盟协定》等条约的军事、财政支持下，日本才对中国发动了甲午战争，从此，日本就不断将战争加在中国头上，直到 1945年日本战败。
同样，1949年以来，如果没有新中国的诞生并坚持走独立自主的道路，作为占领国的美国，也就不会允许日本恢复其经济，允许日本重新恢复国家制度，允许西方国家接纳战后日本的作为战略伙伴而存在。而在长期的冷战过程中，如果没有中国坚定支持越南和亚洲人民争取国家主权的斗争，美国更不会将大批的资本和技术投向日本，不会向日本全面开放国内市场，并强制包括“亚洲四小龙”在内的冷战伙伴全面向日本开放国内市场。而恰恰正是这一切，为日本成为一个经济强国奠定了实实在在的基础。
&；<；60；&；<；60；&；<；60； 这再次表明一个国家的命运与其在世界结构运动中所处的战略位置的关系。而也许德国在欧洲的处境最形象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处于欧洲中心、罗马和斯拉夫两大集团夹击中的德国，其战略处境多少类似于“亚洲的中国”，正如近代中国一直处于英、日两大集团的东西夹击中一样，德国一直处于英法和俄国这两大集团的南北夹击中，国家统一和独立的道路步履维艰，因为哪一个集团都不愿意看到在亚洲或者欧洲的“中心地区”出现一个强大而自主的力量，看到这个力量主宰亚洲或者欧洲的命运的可能性。武汉大学教授李工真（《大国崛起》德国部分的作者）深刻指出，1853年以降，德国努力抓住历史契机，经历了痛苦而漫长的三起三落，才初步完成了国家统一：第一次是1853－1856英法一方与俄国一方进行克里米亚战争，给了德国第一次统一的机会，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和退出欧洲帝国主义争霸，则给了德国统一第二次机会，而直到1989年苏联解体，才最终使得德国完成了统一。从1853到 1989，德国大约用了大约150年才完成了国家的统一，这条道路不可谓不曲折。
相对来说，中国是唯一的一个没有通过内部解体的方式完成现代转化的古老文明国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完成了中国由王朝帝国向人民主权的现代国家的转化，这种转化被中国的末代皇帝称为“文明的复兴”。
1960年11月，当爱新觉罗溥仪第一次拿到选民证时曾经这样说：“我第四次当上了‘皇帝’，――我和我的六亿五千万同胞一起，成了自己祖国的主人。”使得末代皇帝发出这样感慨的是如下具体而微的事实：北京人知道排队上车，在商场里丢失的皮夹立刻被少先队拾到归还，新生儿死亡率为零，而清代皇族新生儿的死亡率是34％。在溥仪看来， 1949年中国的兴起，并非简单的富国强兵的“大国崛起”，而是一个伟大文明的兴起，是真理和正义的兴起。溥仪说：“我懂得了我历代祖宗所不懂的历史和人生。我懂得了人为什么而生活，懂得了真理和正义。”“真理和正义对于我，正如阳光对于生命一样是有意义的。” 从大国崛起到文明兴起，溥仪的感慨对于今天依然是有意义的。
反思500年世界史
历史学家首先是学者，并不是给政府拿主意的人，说《大国崛起》是中国崛起的宣言，这是捕风捉影的炒作。因为我们中国将长期是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离小康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这条路甚至要走一百年，任何头脑发热都不利于我们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和作风。用毛主席《论持久战》中最经典的说法就是：“趋同论”和“速胜论”，在今天同样都是有害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目前大概有5亿多农村劳动力，这相当于欧盟总人口的一倍，是美国和加拿大就业人口之和的两倍半，这才是我们一个最基本的国情。所以目前三农和就业问题是我们政府所关注的核心问题。这一切决定了我们必须走一条中国道路。因为我们不能走西方帝国主义当年把人送出去，把资源抢进来的老路。
这首先就包括国家引导财政和投资往这两方面倾斜，当然这种财政投入短期看起来是不赚钱的，是不太符合资本逐利的效益原则的，但是从长远看，它关系到中国的社会稳定，关系到中国经济能否可持续的发展，与此同时，国家目前节制、起码是力图节制在房地产和股票等领域里的短期逐利行为，这些都构成了当前经济宏观调空的主要内容。
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事实，但是诸如内需不振长期影响市场的扩大，这也是一个事实，这造成了我们庞大的农村人口起码是没有跟上经济进步的步伐，或者没有更多地分享到财富增长的好处，从而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特别是人们的意识之间造成了分化和差别，这种差别日益瓦解着、侵蚀着我们社会的共识，威胁着社会的凝聚力。今天很多人谈到软实力的问题、谈到创新社会的问题，我觉得软实力也就是指这个社会的凝聚力，这起码是我们要面对的一个重要危机。当然，国际风云变幻也是一个危机，自然条件更是，比如说我们是个土地和水资源十分缺乏的国家，广阔的西北地区的主要问题不是别的，而是缺水，这不是哪一代人造成的，也不是一代人就能解决的。
所以，我们不能仅仅从数字、图表和帐面上去看问题，特别是看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成就。许多经济学家批评经济学的门外汉没有实证的数字分析的本事，用我的朋友姚洋（北大经济中心的副主任）的话来说就是：这年头就是作贼也得有点手艺。但是，有些重要的、实质性的问题，却并不数字能说明的。比如说， 1830年，中国清朝的GDP占世界的三分之一，如果仅仅按照数字来衡量，要超过现在的美国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例。所以从数字上恰恰不能说中国目前处于历史上经济最好的时期，因为GDP还没有达到大清当年在世界上的地位。
而我觉得中国学术界当前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认识资本主义，怎么认识这个1500年以降向全世界扩张的“世界史”的进程，特别是怎么认识16世纪以来在欧洲、特别是苏格兰启蒙运动中所形成的那些基本的现代“范畴”，这包括：商品、货币、市场，也包括自由、民主和人权等等。我觉得，这恰恰也是《大国崛起》的主要作者所向我们提出来的一个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
我们是继续被动地把这些范畴作为普遍的概念接受下来呢？还是象罗荣渠先生、张芝联先生所作的那样，去反思这些范畴，并揭示其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进而将这些范畴看作“不自然”的呢？进一步说，是把今天中国经济的发展归功于人家教给我们的那些所谓“国际规则”呢？还是去致力于探索一条“中国道路”呢？我觉得这个基本问题如果没解决，或者没有把这个问题的解决放在首位，中国就不能从500年的历史中汲取真正的经验和教训，也就不会有真正的进步。
我的朋友黄纪苏在《我们走在大路上》曾经写到：“中华民族灾难深重而志向高远。我们跌到在1840，匍匐于1931，挣扎于1937，崛起于 1949，踉跄于1966，复活于1976”，大国兴起无坦途，但是我们毕竟有了“1949五星耀东方”，毕竟有了“1976我们走在大路上”，毕竟也有了2006关于和谐社会的构想。我最近听到中国最著名的企业家说过一段很深刻的话，一个月前在上海，我和这位企业家一起与汇丰董事局主席Steven Green先生谈话时，他曾经这样说：“今天对我们20多年经济成长，对大家发财原因的分析，如果大多数人都感谢美国，如果把它看作以美国为主的制度带来的，如果大家的感恩心往那边多了，那么我们自己就没了，因为我们其实不了解美国、英国发达的历史，也不了解你们汇丰的历史，甚至我们也不了解我们自己的历史。比如我们现在有些人一边感恩邓小平、一边批判毛泽东，我在一个多月前就想：毛泽东与邓小平是一致的，如果没有毛泽东，就不会有邓小平，如果没有毛泽东，谁没有了钱都可以到我们中国来要，连不如中国一个省大的国家，都被我们称为“列强”，说打我们一顿就打我们一顿，什么时候想打就可以打，我们哪会有今天的好日子？如果没有毛泽东，很多中国人就可能以为上车不排队是对的，拣了钱包不还是对的，甚至调戏妇女也是对的。那我们就什么秩序都没有，什么道德都可以不讲，什么国民意识都不会有！没有毛泽东，中国还是一盘散沙。如果我们的文化主流是庸俗，如果让港台的文化统治了我们，如果十几亿人如果连一点精神都没有，如果我们的文化就是追超女，就是炒股票，在这么庸俗的国民意识下，我们就根本不可能谈什么崛起，更谈不上什么大国。”――我觉得这些话说得非常中肯、非常心平气和。因此，照录于此，算作对“大国崛起”的一种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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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底将军韩练成
卧底将军韩练成
杜金玲
蒋介石的鲁南会战计划刚刚出笼；国民党46军军长韩练成便将这一绝密情报送到了华野司令员陈毅的手中。莱芜战役即将打响；韩练成却突然神秘失踪；致使国民党李仙洲部的六万人马全军覆灭。
韩练成（1908—1984）；宁夏固原县人。1925年参加西北军。曾任国民联军排长、连长；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营长、团长；参加过北伐战争。后任国民党第72师参谋长；独立第1l旅旅长；第170师副师长、师长；第16集团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国防部研究院研究员；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高级参谋；第46军副军长兼师长、军长；海南岛防卫司令官。1948年脱离国民党军队；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兰州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西北军区副参谋长。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兰州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史研究部部长、甘肃省副省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党中央给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送来一封密电：速以董必武的名义与国民党第46军军长联系。新四军联络部科长陈子谷奉命连闯三关；终于见到了46军长韩练成
1947年元旦；山东临沂地区下起了漫天大雪；放眼望去；山川、河流、树木、房屋白茫茫一片。华东军区机关和华东野战军指挥机关设在临沂的天主教堂内。这天下午；陈毅司令员在烤火盆边批阅文件；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张云逸推门进来；他拿着电报对陈毅说：“司令；这是党中央转来的一份密电；你看如何处理？”
陈毅接过电报；电文大意是：国民党第46军已从广东海运到青岛；该军军长有起义的可能；望华东局迅速派人；以董必武名义与该军军长联系。
陈毅看了一遍不放心；又反复看了几遍；然后思量着说：“如果能与该军军长联系上；那真是一件大好事。但是；电报文字简短；有些问题说得还不太明白；比如军长是谁、他是何方人氏、是不是中###员；等等。电报只说46军军长有可能起义；其他都是问号；如何联系？”
张云逸说：“这份电报我也看了好一会；看不出什么名堂。”考虑了片刻；他提出将“敌工专家”刘贯一叫来；一起研究研究。
“好吧；”陈毅说；“你赶快叫他来一趟。”
张云逸应声出门；又被陈毅叫住了：“云逸；你将政治部主任舒同也找来；他对敌情也比较了解；多一个人多一个主意。”
转眼工夫；张云逸和舒同、刘贯一都来了。陈毅将电报递给他俩；待他俩看完后；陈毅说：“你们谈谈看法吧！”
刘贯一和我党创始人李大钊是同一时期的老党员；曾在冯玉祥部做地下工作；又先后在新四军4师、新四军军部担任联络部长和敌工部长；熟悉国民党军各军沿革及人事情况。他在策反工作中成绩突出；被陈毅称为“敌工专家”。
刘贯一说：“据我了解；46军是广西部队；属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管辖；是美械装备的精锐部队。”他思忖着说：“电报上说要以董老的名义联系；我分析董老和该军军长见过面。”
舒同习惯性地推推架在鼻梁上的眼镜；说：“依我之见；这是个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