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为布什政府出兵海外寻找理由。
布什政府还控制着一些与新保守主义观点相同或相似的新闻机构，借他们之口宣传自己的政策。比如，福克斯公司与媒体链接公司就经常受政府之托来搞宣传，福克斯公司有一个庞大的新闻网，它向其130家附属电视台提供的新闻录像很多都是政府部门炮制的新闻。一位从事新闻推销的公司经理大言不惭地说，任何电视新闻机构都不可能拥有充足的人力、时间或财力去报道所有有价值的新闻。90％的电视新闻编辑室现在都要依赖新闻录像。
2002年9月11日，福克斯公司下属的孟菲斯电视台播出了“9？11”事件周年特别报道，着重报道了美国如何帮助解放了阿富汗妇女。孟菲斯电视台的记者克拉克在报道中解说道，阿富汗妇女一度被禁止上学和就业，现在终于脱下了长袍，开始从事裁缝和面包师的工作，首次享受到了医疗保健，甚至得以参加新兴的民主。克拉克的报道似乎证实了布什的外交政策的中心论点：美国在国外的大力干预是在传播民主自由，改善当地人的生活并赢得朋友。然而，孟菲斯人不知道的是，此次采访节目完全是美国务院的承包商一手策划的，采访中的引语与解说词都是该公司提供的。
美国国务院有一个下属部门称广播事业管理办公室，大约由30名编辑和技师组成。2002年初以来，他们在白宫的批示下开始制作配有解说词的特写报道，其中大肆鼓吹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成果，为布什政府出兵找借口。然后，这些报道被广泛发往世界各地，供当地电视台使用。这些对外宣传的报道本属于《史密斯—蒙特法》管辖，也就是不得播给美国听众。然而，自从布什政府展开了反恐战争后，美国的宣传也不只是给外国人听了，这些对外宣传也开始“出口转内销”，因为美国国内的老百姓也需要进行一些“思想教育”。为此，美国务院的官员解释说，《史密斯—蒙特法》不适用于广播事业管理办公室。
当美国进行海外干预时，政府用来引导新闻报道的原则很简单，主要可以归纳为三条：
（1） 要树立敌人的形象，即需要动员一切力量来打倒的恶魔。从这一角度来看，布什在一次讲话中不经意地说出了“十字军东征”一词其实是故意的，因为它最能调动美国人的情绪，能调动起美国人的一种宗教狂热。为了树立恶魔的形象，美国媒体经常要把敌人描绘成极其残忍的暴徒，比如在科索沃战争前就把塞尔维亚人描写成搞种族清洗的暴徒，大肆宣扬他们发现的“万人坑”。在伊拉克战争前，美国媒体也把萨达姆政权描写成暴行累累的政权，还拿伊拉克平民当人肉盾牌去抵御美军的进攻。
（2） 把美国的军事行动描绘成正义的战争，把美军描绘成正义之师。在极度渲染了敌人的残暴后，美国媒体会让人感到，美国再不干预不行了，美国不能允许在这个世界上有这种恶魔存在。于是，美军的干预就成了正义行为。2003年美国打伊拉克战争，绕过了联合国安理会，但之后美国媒体却不断报道安理会事后的一些安排，似乎美国的军事干预行为还是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3） 要把战争描绘成“干净”的战争，即不会造成无辜死伤的战争。为此，美军提供给电视台的镜头往往是“精确打击”的镜头，炸弹如何打中了目标，轰炸机如何顺利完成了使命。
总之，美国政府在与新闻媒体打交道中培养了一套熟悉的技巧，知道如何控制并操纵新闻媒体去影响舆论。美国政府官员利用新闻媒体竞争的特点，控制报道机会的供给，只把采访的机会和机密的消息给一些听话的新闻记者，逐渐培养起了一批“御用文人”。当公众对电视画面上的刺激镜头很着迷时，美国政府更是拥有很大优势，政府官员控制着战场等实地拍摄的画面，想让观众相信什么样的信息，就能找到什么样的画面。
布什政府的智囊中有许多“新保守主义”人物，这些人深谙控制舆论的重要性。新保守主义第一次在美国政坛上露面是20世纪80年代，而从70年代末当时的新保守主义者们就开始着手准备新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攻势了。欧文？克里斯托尔是当时新保守主义的旗手，《公共利益》杂志的总编。他在1978年公开号召美国企业为一些学者与学术机构捐助，做些慈善事业，让那些学者与学术机构有能力为保卫强大的私营部门而呼喊。那些企业本来对学术研究不太感兴趣，在他的号召下也纷纷为那些倾向它们的学者们慷慨解囊。在企业的大量捐助下，一个在经济学界本来不太起眼的学派——“供给学派”——的研究突然占据了从学术刊物到大众读物的各种版面，一下子成为耀眼的明星。这一学派鼓吹政府减税，并用经济学的方法证明，减税不仅不会引起财政赤字的恶化，还会促进消费与投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快了，政府税收的盘子便做大了，财政收入也会随之增长。供给学派的观点是否站得住脚，经济学界尚未有定论，但供给学派的观点被里根政府接受后使美国企业受益无穷却是不争的事实。欧文？克斯托尔在1995年说道：“重要的是政治效率，而不是政府的会计差劲。”在企业的赞助下，美国的一些研究人员与研究机构开始向某些经典的科学结论挑战。在科学研究的幌子下，他们推翻了一些早已有了公认的常识。比如，他们说全球气候变暖是尚未有定论的研究，二氧化碳排放与气候变暖不一定有关系，等等。当然，这些研究是由美国的石油公司资助的。另外，新保守主义在政治上得势离不开基督教右翼势力的支持，而这些势力绝对反对达尔文的进化论。于是，就有些得到赞助的研究证明，达尔文的进化论尚有许多地方不清楚。美国的公众本来对这些科学辩论就弄不明白，认为那不都是些图表和数字吗？新闻媒体又参与了这些辩论的报道，并不时地引用一些研究人员的说法来证明自己的报道，那些早已被证明的事实却又变得模糊起来。新保守主义者们很会控制舆论，通过企业赞助研究的办法，他们制造出大量的“科研成果”，然后又拿这些“科学论据”来影响舆论，以达到他们的目的。
第八章：不宣而战的货币战争
《货币战争》第八章：不宣而战的货币战争
“我们就像狼群站在高高的山脊之上，俯视着一群麋鹿。泰国的经济看起来与其说是一头亚洲的小老虎，不如说更像一只受伤的猎物。我们选择病弱的（进行猎杀），是为了保持鹿群整体上更健康。”＇＇
美国时代周刊1997
本章导读
众所周知，谁能垄断某种商品的供应，谁就能实现超级利润。而货币乃是一种人人都需要的商品，如果谁能垄断一国的货币发行，谁就拥有无法限量的赚取超级利润的手段。这就是数百年来，为什么国际银行家要绞尽脑汁、处心积虑、无所不用其极地谋取垄断一国的货币发行权的原因。他们最高的境界就是垄断全世界的货币发行权。
为了确保控制世界货币发行这一金融战略制高点，国际银行家从７０年代起，发动了一系列旨在巩固美元信心、“肢解”发展中国家经济、和打垮潜在竞争对手的货币战争，其最终的战略目的就是：让世界经济“有控制地解体”，为完成一个由伦敦－华尔街轴心控制之下的“世界政府”、“世界货币”和“世界税收”奠定坚实的基础。
请注意，国际银行家是一个“超级特殊利益集团”，他们不忠于任何一个国家和政府，相反，他们控制国家和政府。他们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内利用美元和美国的力量，但是，当他们的准备工作就绪后，就可能随时攻击美元，从而制造世界范围内１９２９年级别的经济危机，以严重的危机促使和胁迫各国政府放弃更多的主权，施行区域货币和区域政府。
打击中国的金融体系，毫无疑问的是他们的重中之重。对中国下手，决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什么方式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任何侥幸的想法都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他们可能采取的的战略战术和打击日本的有着很大的相似性，首先是制造中国的超级资产泡沫，中国的经济在他们的“帮助下”，将会有几年的极度繁荣时期，类似于１９８５年到１９９０年的日本。然后他们将痛下杀手，实施“远程非接触式”的金融核打击，打垮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将国际和国内资金吓得四散奔逃。最后再以跳楼价收购中国的核心资产，并对中国经济进行“彻底解体”，完成统一世界过程中的最艰难的一步。
当然，要想经济上“肢解”中国，“民主化”是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没有共产党这个孙悟空，中国人民的唐僧肉吃起来就顺当多了。
年中东战争：美元反击战
其实，1973 年10 月6 日爆发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并不是偶然的。同年5 月的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年会上，84 位国际银行家、跨国公司巨头和被选中的政客会商如何应付令人头痛的失去黄金支撑的美元颓势。戴维。洛克菲勒带来了心腹谋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大家讨论的结果是必须重振美元信心，夺回业已失控的金融战场的主导权。
国际银行家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计划，让国际油价上涨400％！＇＇
这一大胆的计划将达成几个目的：一方面，由于世界石油交易普遍使用美元结算，石油价格暴涨4 倍，将导致世界各国对美元的需求激增，抵消美元失去黄金支撑后各国对美元抛售所产生的副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前几年“经济刺客”们的出色工作，拉美和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已经中了过度贷款的狠招，一旦石油价格猛涨，美国顺势大幅提高利率，这些经济落后而资源丰富的国家将成为一群肥美待宰的羔羊。
这个计划最出彩的地方就是“嫁祸于人”。挑动埃及和叙利亚进攻以色列，美国再公开支持以色列来激怒阿拉伯人，最后导致阿拉伯国家一怒之下对西方实行石油禁运，石油价格必将一飞冲天，而全世界的怒气全部都发到了阿拉伯国家身上。国际银行家们一面坐山观虎斗，一面清点着石油美元回流的钞票，不仅一举挽回美元颓势，重夺金融战场主动权，还顺手牵羊痛剪拉美印尼等国的羊毛。此计堪称妙到毫颠。
纵观历史上国际银行家的历次出手，可以发现他们始终遵循着“最优算法”，每一次重大战略行动都会同时达成３项以上的主要目标，用“一石三鸟”来形容也决不过分。国际银行家从来就是打“组合拳”的高手。
布热津斯基和基辛格两位国际银行家的哼哈二将全力协同，整个事件发展完全不出所料。布热津斯基出谋划策，基辛格作为尼克松政府的情报“沙皇”直接参与执行。威廉。恩格（William Engdahl）在《世纪战争》一书中尖锐地指出：
“基辛格持续地压制流向美国的（中东地区）情报，包括美国情报部门截获的阿拉伯官员对战争准备的确认。华盛顿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基辛格著名的‘穿梭外交’都精确地执行了彼尔德伯格5 月会议的路线。阿拉伯的石油生产国成为全世界泄愤的替罪羊，而盎格鲁…美国的利益却悄悄地躲在幕后。”＇＇
在基辛格的诱惑和威逼下，沙特是第一个与美国达成合作的欧佩克国家，用石油美元购买美国债券，从而实现“石油美元回流”。然后基辛格过关斩将，到1975年，欧佩克的部长们同意只用美元进行石油结算。世界货币于是进入了“石油本位”的时代。
石油价格暴涨导致了石油贸易结算对美元需求的暴涨，终于使美元在国际上重新获得有力支撑。
从1949 年到1970 年世界石油价格一直稳定在美元一桶。从1970 年到1973年，油价逐步上升到3 美元一桶。1973 年10 月16 日战争爆发后不久，欧佩克将油价调高70％到美元一桶。1974 年1 月1 日，油价又上涨了一倍，到美元。从1973 年彼尔德伯格会议之前的油价到1974 年1 月，石油价格果然上涨了近400％。
1974 年，不明就里的尼克松总统还试图让美国财政部向欧佩克施加压力，让油价回落，政府一名知道内情的官员在备忘录中写道：“银行家把这个建议置之不理，而强调用‘石油美元回流’的策略对付高油价，这是一个致命的决定。”
在随后而来的高油价时代，造成了西方各国高达两位数的通货膨胀，人民储蓄被大幅洗劫。更为不幸的是毫无防范意识的发展中国家，恩格解释道：
“石油价格400％的暴涨对于以石油为主要能源的经济造成了很大冲击。大多数缺乏石油资源的经济体，突然碰到了出乎意料和难以支付的400％的进口能源成本，还不必说农业使用的从石油而来的化肥等的成本上升。
1973 年，印度的贸易是顺差，处在一个健康的经济发展状态。到1974 年，印度的外汇储备为亿美元，却要支付两倍于此的进口石油费用，即12 亿4100万美元。同样到1974 年，苏丹、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非洲和拉丁美洲，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面临着贸易赤字。据IMF 统计，1974 年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赤字达到了350 亿美元，这在当时是一个天文数字。并不奇怪的是，这个赤字总和恰好相当于1973 年的4 倍，也就是说与石油价格上涨成比例。
70 年代初期强劲的工业生产和贸易，被1974 年到1975 年世界范围内的工业与贸易萎缩所取代，其严重程度是二战结束以来之最。”＇＇
70 年代中，许多正在实施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已经陷入对世界银行低息贷款的严重依赖，石油价格猛涨使得这些国家的大量资金被高油价所吞噬。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要么停止工业化进程，从而无法偿还世界银行过量的贷款，要么就得向世界银行借更多的钱来购买石油和偿还巨额债务的本息。
而与IMF 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