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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洛克风格之所以得到发展，或许是要跟东正教教堂内的“金匣子”或“蜂房”一争高低（金匣子里的歌唱、焚香与礼拜仪式上的祝祷取代了神学与基督教福音的布颂）？对此我一无所知。我只知道在10世纪，当基辅骑士攻入拜占庭最大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时，他们不知道自己是置身地上，还是已进天国。据传说，这影响了大公的决定，遂将基督教引入罗斯。无论如何，巴洛克天主教在竞争中胜过了东正教，也压制住了宗教改革的势头，这也许是因为新教教堂内素朴的墙壁无法显示天国的许诺。
第19节。
BAUDELAIRE；Charles（夏尔波德莱尔）。不幸的一生，才智卓绝，一位重要的诗人。其他国家或许也产生过具有如此才华的诗人，但波德莱尔是个法国人，在他生活的年代，巴黎被认为是世界文化之都。这座正在进行工业技术革命的城市，一座地狱般的城市，lacitéinfernale，作为大城市的象征，是波德莱尔的诗歌与其精湛画评的主题。
从神学角度看，他非常有趣。他处于信仰与无信仰的边界地带，在这一点上他有别于他的美学继承人斯特芳马拉美和保罗瓦莱里。他完全处于罗马天主教的氛围中，身上还深深烙着摩尼教的印记，对于“地狱”的力量—俗世（城市）溪谷中的地狱，以及死亡之后的所在—他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敏感。他对大城市的神话意象做出的贡献，丝毫不亚于巴尔扎克。在这一方面，T．S．艾略特的《荒原》和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都是对他的承继。ノ米ノ花ノ书ノ库ノ ；www。7mihua。com
波德莱尔忠实于法语诗歌格律。亚历山大瓦特有一回把一首波德莱尔的诗和一首16世纪的十四行诗一同摆在我面前。他并不告诉我谁是作者，作于何时，却要我猜。很难猜。法国的先锋派之所以要造反是因为他们有着悠久的韵律传统。他们决心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将自己从亚历山大诗体的暴政中解放出来。至少圣…琼佩斯（St。JohnPerse）在谈话中是这样解释的，他言辞激烈地说到其他语言中的现代诗模仿者，他认为那些人完全不了解促使法国人这样干的原因是什么。
波德莱尔很难译成波兰语。为什么？如果某人想就此写篇文章，他将不得不从逐字对照波兰语译文与原文开始，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两种语言的发展不均衡。1936年我曾花很长时间翻译波德莱尔的诗《阳台》。我自认为这是我最成功的译作之一。
他论绘画的文章，包括《1846年沙龙展》和其他评论，其敏锐度始终如一。其中最重要的一篇评论，在我看来，是《康斯坦丁居伊：现代生活的画家》。那位“现代生活的画家”实际上是一位不使用照相机而使用素描本和铅笔的报道员。这篇论文一般以单行本发行，读到它对于生活在华沙的我至关重要。那是何时？就在战前。我开始认识到文明乃是人为构造的，是一种假托，一场戏剧，其中的女人正如画中所绘，是涩情的神秘女祭司。我太喜欢这本书了，便把它译成了波兰语。但译稿遗失在我华沙寓所的废墟下。后来，乔安娜古泽翻译了这篇论文。
BEAUVOIR；Simonede（西蒙娜德波伏瓦）。我从未见过她，但我对她的反感直到现在也没有减弱，即使她已死去并迅速滑入她那个时代的历史脚注。我们姑且说，我对她的反感是一个来自穷乡僻壤的男人对于一个时髦社会中的女士的不可避免的情感。我为自己在面对一种优雅精致的文明时所表现出的怯懦而愤怒，我对她的反感被这种愤怒所强化。作茧自缚于法兰西的小天地，她甚至不能想象茧子外面的人会怎样评价她。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三个叫西蒙娜的同学中—她、西蒙娜薇依、西蒙娜贝忒蒙—她相信自己这个西蒙娜是最解放的一位，最能代表法国式的“资产阶级审慎的魅力”。我不能原谅她与萨特联手攻击加缪时表现出的下作。这是道德故事中的一幕：一对所谓的知识分子以政治正确的名义朝一位可敬的、高尚的、讲真话的人，朝一位伟大的作家吐唾沫。是什么样的教条导致的盲目，使她居然要写出一部名为《名士风流》（LesMandarins）的长篇小说，来诋毁加缪，将他的观点与人们对他私生活的流言蜚语搅在一起。
在女权主义者中，波伏瓦的嗓门最大，败坏了女权主义。我尊重乃至崇拜那些出于对妇女命运的体认而捍卫女权的女性。但在波伏瓦这里，一切都是对下一场知识时尚的拿捏。这个讨厌的母夜叉。
第20节。四 词条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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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BROWSKA；Maria（玛丽亚东布罗夫斯卡）。战争期间我们经常见面，要么在她位于波尔纳街上的住处，要么在齐格蒙特和富塔蓬尼亚托夫斯基（FutaPoniatowski）位于凯尔采街16号的寓所里。这是我们讨论小组的聚会地点。（注意：华沙起义的头两周，我们是在蓬尼亚托夫斯基家度过的。起义就发生在他家附近，让我们意外赶上了。后来我们一起徒步穿过田野，去了奥肯切。）我在东布罗夫斯卡面前要命的失言令我心怀愧疚。尽管她说起我来冷若冰霜，但一想到我对她犯下的罪过之大，我便不把她的话放在心上了。我对玛丽亚东布罗夫斯卡怀着恰如其分的尊敬，尽管如此，我脑子里从不认为谁会把她当做一个女人看。这个小矮个，隐约有点斗鸡眼，一头鬃毛剪成向内卷的发型。我的情欲无论如何也不会以这个活物为对象。我完全不知道在她那些日记的读者中间最终会形成什么样的普遍看法，我是说，就其晴色的一面。她在她的日记中写到，她的伴侣斯坦尼斯瓦夫斯坦鲍夫斯基（Stanis…awStempowski）不喜欢我。这我不信，因为他对我挺好，还曾托我将一封信转交给华盛顿一位共济会核心会员。Ж米Ж花Ж书Ж库Ж ；www。7mihua。com
后来，东布罗夫斯卡显然被我冒犯了。我在一篇文章里将她比作19世纪的小说家伊莱萨奥泽什科娃（ElizaOrzeszkowa）。那实际上是赞扬她的话，但她认为她是一位更伟大的作家—这一点我过去和现在都不相信。
DASTRE；Anka（安卡达斯忒）。她过去随夫姓拉维奇（Rawicz）；我再也想不起她做姑娘时的名字。她的家乡在小镇杜鲁亚（Druja），那原本是米沃什家的族产，一度属于萨佩哈家族。所以我们有些共同语言。她参加过位于苏可夫大道上的帕洛提尼长老会举办的晚间讲座。除此之外，我和她没有什么密切的联系。她毕竟是毕业于一所波兰的预科学校（gymnasium），波兰语说得极好。我对她的勤奋感到惊讶。她以一个假姓氏达斯忒在巴黎开办了自己的电影制片公司，主要是拍广告片，经营得相当不错。她从发型、妆容到服装都完美无瑕—一整套职业妇女每日汲汲于挣钱所需要的行头。这一切都是为了掩藏起她跌宕起伏的私人生活戏剧。她与彼得拉维奇（PiotrRawicz）的婚姻在任何一点上都显示出深厚的爱和理解。两人都曾在索邦大学读书，趣味相投，过去的经历也一样，都是幸存下来的波兰犹太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彼得拉维奇出身于加利西亚一个殷实之家，老家在利沃夫；他在父母家里受到了高雅文化的熏陶，掌握了多种语言。他从德国集中营走了出来，但那段经历萦绕在他的脑海里，成为其小说《天空之血》（Lesangduciel）的素材，小说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后来还出了英文版）。他在巴黎得到认可之后一直为《世界报》撰稿。他是科特耶伦斯基的朋友。他与安卡的婚姻由一系列令人难以置信的情景组成，分分合合。最终他们还是分了手。
巴黎是我常落脚的地方。有一次，很有可能是在70年代，安卡请我去她新买下的寓所。寓所位于圣米歇尔大道上端一个大富人的居住区。房子确实可爱，里面摆放着雕塑和新家具，布置精美。但是为什么一个人要把房子装点成这样然后马上赴死呢？她与彼得之间一定存在着一种强有力的精神维系。她死后不久，彼得也开枪自杀了。发生了这样的事，人们不可能不作感想。从犹太人大屠杀中生还的人，没有不带着心理创伤的。这一对的故事可以写成一个动人的电影剧本，但无人会写。
第21节。
DEMBI…SKA；Zofia（索非娅丹比尼斯卡）。没错，她是个狂热分子。如果不是对其事业抱有绝对的信念，她不会那么拼命。她与耶日博热依沙一起组织了采特尔尼克出版社和整个出版帝国。她的姐姐同样信念坚定，但信的是另一个东西，天主教；她是个修女。
战后初期，所谓的维尔诺集团在波兰影响巨大。共产党的一些大人物多出自这个群体。让我列举出他们的名字：斯蒂凡英德里霍夫斯基、耶日什塔海尔斯基、其妻杰维茨卡–什塔海尔斯卡（穆塔杰维茨卡）、耶日普特拉门特（又名杜鲁托或杜鲁塔斯，一个当了波兰驻法国大使的立陶宛人），还有其妻古加萨维茨卡，还有卡齐米日彼得鲁塞维奇，最后还有索非娅维斯特瓦莱维奇，婚后随夫姓丹比尼斯卡。在这些人中间，没人比亨利克丹比尼斯基更有个性。他被德国人杀害于白俄罗斯波莱谢省的汉策维彻，他是被苏联当局派到那里去出任一所白俄预科学校的校长一职的。由于维尔诺集团成员相互支持，展现出一种强大的团结精神，一些维尔诺的无党派人士也聚集在它周围。比如说瓦迪斯瓦夫瑞尼卡和“灾祸派”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耶日扎古尔斯基和亚历山大雷姆凯维奇—一句话，全抱在一块。
毫无疑问会有一天，历史学家们要对维尔诺集团进行研究。在那些日子里，共产党的大人物中很少有人不是犹太人。这个集体的显著特点之一，是集团成员都出身于大户人家或基督教中产阶级家庭。一般说来，他们过去都具有很强的天主教色彩，索非娅就是一例；毕竟，她死去的丈夫原先属于天主教里名为“再生派”的组织，而他们两人几乎走过相同的道路，然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所以说，该集团的特征是在成员们承自家庭的宗教与革命之间存在一种紧张感。这与犹太马克思主义者们的经验有相像之处，只不过对后者而言，斗争矛头指向的是犹太教，时常还指向犹太复国主义。
丹比尼斯基身上燃烧着一种社会改革者的如火炽情。他是一个属于过去时代（比如1848年人民之春时代）的革命者。在战争刚刚爆发的岁月里，他对席勒充满激情，谈话中大量使用浪漫主义修辞。在声讨资本主义制度给人民造成的不幸，以及波兰滑向法西斯主义，以及政客们无法看出德国对安全构成的威胁时，他的观点完全正确。但是他那“崇高的炽热”使我只好以一种怀疑的眼光来看待他。
在华沙的废墟间，维耶斯卡街有如砾石之海中的一座岛屿。博热依沙和索非娅坐镇位于那条街上的采特尔尼克出版社。在于连图维姆从美国回来以后，博热依沙给了他一间街对面的寓所，正对出版社（我看到过图维姆在纽约写给博热依沙的一些信件）。
索非娅每天大概要工作十四个小时。从她的工作看，从她写下的无数便笺看，她就像19世纪小说中的一个人物。我这样说是因为在波兰，实在找不出另一个妇女社会改革者和女强人的榜样。作为她和博热依沙旗下曾经的一名作者，我感到有必要提醒人们，不应将波兰人民共和国的开始归因于纯粹的政治游戏。像这两位共产党员，一方面显然希望通过报刊、出版社来控制社会思想，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对国家作为艺术赞助者的角色感到骄傲。花政府的钱，下大力编辑出版的世界文学经典的长长的书单，足以驳斥那种一概而论地说波兰作家“叛国”的责难。他们毕竟还翻译、编辑了数不清的西方当代作家的作品。其结果是莫斯科人和列宁格勒人纷纷学习波兰语以阅读那些在俄国被禁的作品。索非娅丹比尼斯卡为后来的出版运动做了重要的准备。
第22节。
DISGUST（厌恶）。是约瑟夫恰普斯基给我讲的这个俄国革命时期的故事。在火车站的自助餐厅里，一个人在吃晚餐。其服饰、举止使他区别于周围的环境，他显然属于战前的俄国知识界。他引起了坐在餐厅里的几个流氓的注意。他们走到他的桌子边，开始嘲笑他，最后还向他的汤里吐痰。这个人根本没有反抗，也没想把那几个闹事者赶走。场面持续了很长时间。突然，他从兜里掏出一把左轮手枪，把枪管插进嘴里，开枪打死了自己。很明显，他在此遭遇的事情，是往一盏已盛满厌恶的水杯中投下的最后一滴，那些丑恶行径在他心里引起的厌恶已达到极限。不用说，他细腻敏感，在一个温文尔雅的环境中长大，受到较好的保护，远离社会底层习以为常的残酷的现实。那种残酷和庸俗随着革命翻腾到了生活的表层，变成了苏维埃的生活品质。
到1939年，维尔诺和利沃夫的人们忽然发现了这种生活的灰暗和丑恶。关于斯坦尼斯瓦夫伊格纳齐维特凯维奇的自杀，我的观点也许耸人听闻：他自杀的原因中有恐惧的成分，但更多是出于他对他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的厌恶。这一点他写进了小说《告别秋天》的最后几章。乔治奥威尔不曾读过维特凯维奇的小说，却在《一九八四》中用同样的笔调描述了新秩序统治之下的日常生活：灰暗，四处尘垢，了无生趣，还有从廉价自助餐厅飘出的气味。将这种感受划入美学范畴并不会使事情好转。我们最好想一想，在人类的生存中有什么是无法忍受的，而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无法忍受的因素全汇集到一起。这样一想我们便会得出结论：有必要保护人类，需要的话，甚至应该用幻想的蚕茧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