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乏出洋留学经历或接受国内新式学堂教育的反清志士可望正中下怀，从而乔装打入新军。他们一旦走进营伍，又很容易在既年轻又有一定文化的同伍者中宣传反清思想，甚至组织反清团体。像吴禄贞那样带着传奇般的反清履历而手握镇统兵权的高级将领固然罕如凤毛麟角，但同属留日学生出身或国内新式学堂出身的中下级新军军官就比较普遍，他们对历史发展潮流、国家政局与皇朝的腐败都比旧军官看得更清楚，其中有的已开始将效忠国家同效忠皇朝两个并非同一的概念适当区别开来。因而，当反清革命的高潮到来时，欲期他们把自己的前途在末日皇朝身上下赌注，死心塌地同清朝当局站在同一战壕作战，那是很困难的。他们至少可以先持冷静观望态度，然后决定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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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力的“新政”（2）
再拿实业建设来说，工商业在本质上属于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君主专制统治的异化物。历代专制皇朝之所以鄙视工商、严控工商和压抑工商，咸以重农抑商为国策，而且还“教化”出重义取利的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应该说是事出有因，并非纯属统治者的愚昧或个人偏见所致，但是新政的实行却出现了南辕北辙的情况，而这一点是晚清政府无力驾驭的。新政期间，既然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有了比较明显的增长，资本家阶级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阶级和社会群体以商会与市场为纽带而基本形成，那么，作为典型商品经济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还要求有更多的自由空间，而经济上的自由发展又必须以政治上的自由和民主为保障，光靠高高在上的皇朝恩赐还远远不够，而且还不乏随意性和可塑性，没有比资本家阶级自身参与政权更令人放心。对于以精打细算为职业特征的新生资产阶级来说，此中道理也是无师自通的。基于此，他们借助于日俄战争对中国朝野的强烈刺激，有感于孙中山领导的一次又一次反清暴力斗争对清皇朝政治命运的预示与挑战，有感于启蒙思想家梁启超站在温和的君主立宪制蓝图与激进的民主立宪制蓝图变动区间的阵阵政治呼喊，正式提出了关于深化“新政”内容，切实实行君主立宪制的政治要求。如果说“戊戌维新”思潮兴起期间，这种政治要求还只能仰仗思想激进的康有为等爱国书生为之奔走呼号，先声夺人，那么，此时此刻已今非昔比。既然拥资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的资本家都已出现，他们的羽毛开始变得相对丰满起来，他们已经可以由自己直截了然地向当权者提出既利于自己，也利于皇朝，更利于国家的政治要求了。尤其是自1904年5月开始，状元出身的资本家张謇几乎就没有闲着，为君主立宪制而四处奔走联络。他先是为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魏光焘代撰《拟请立宪奏稿》，继而受张之洞之托，北上联络直隶总督袁世凯，资本家阶级之于清朝政治体制改革阶级主体意识已开始向世人露脸了。
教育体制改革的结局与影响尤其值得注意。“新政”期间的教育体制改革使中国近代教育在早期现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非同小可的一步，但它也未必有利于维护清皇朝的专制统治。
从社会变革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1905年废除科举制的决定无疑是革命性的”，这不仅“因为它体现出中国不加批判地就从经典标准转到了外国标准”，而且因为它加剧了传统社会结构的分解与转型，其影响远远超出了教育改革本身。但对于一个百孔千疮的清皇朝来说，用迅速扩大留学生派遣规模与普设新式学堂的办法来填补因科举制的废除所出现的传统教育体系的空白面，这未必是一种好事。因此，“随着科举制的废除，整个社会失去了作为自己特色的制度。……终止科举制度的行动，斩断了2000多年来经过许多步骤而加起来的社会整合制度的要基。这个行动逐渐呈现出来的事与愿违的后果，远比推行这一改革的士大夫在1905年所明显预见到的及引进的后果来得严重，舵手在获得一个新的罗盘以前就抛弃了旧的，遂使社会之船驶入一个盲目漂流的时代。”（怀特语）
固然，清皇朝公布的《奏定学堂章程》仍以忠君和尊孔为先，强调“中小学堂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还规定学生每日读经的时数与字数，学堂仍设君主牌位与孔丘牌位，而问题在于，既然要求“中学堂以上各堂必勤习洋文”，既然要求“参考西国政治法律宜看全文”，承认“外国之所以富强者，良由于事事皆有政治法律也”，既然要求“各种科学同时并讲”，既然对中外差距耳闻目睹，怀抱切肤之痛的留学生纷纷归国，那么，对于那些易于接受新思想、新事物的青年学生来说，所谓“不准予闻不干己事；不准干预国家政治及本学堂事务；不准离经叛道，妄发狂言怪论，以及著书妄谈，刊布报章；不准充报馆主笔及访事人；不准私自购稗官小说谬报逆书；不准联盟纠众，立会演说及潜赴他人党会……”等条规，只能吓唬那些地处偏僻、风气未开之区的青年学生。即使是在参与制订上述禁令的张之洞身边，他所自鸣得意的武昌两湖书院和文普通学堂就曾是培养第一流的反清革命家黄兴和宋教仁的摇篮。黄兴还是由湖北当局选派留学日本的。宋教仁在武昌文普通学堂求学期间，就读完了被称作“鄂省学堂……人人秘手一册，递相传播，皆欲奋起”的反清读物《革命军》、《猛回头》和《警世钟》，常与同窗好友田桐等人畅谈时事，交流反清思想。留日归来的吴禄贞担任武昌文普通学堂教习期间，更是以学堂为基地，撒播暴力反清的思想火种。后来，他的名字就同湖北反清革命运动的光荣历史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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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力的“新政”（3）
清皇朝连国内新式学堂的学生都无法一一牢笼之，欲期出洋留学生成批地培养成效忠清廷的奴才，那就如同“蜀道之难”了。留学生中像曹汝霖、金邦平那样公开的效忠者只是极少数。况且，曹氏等人也并非传统专制政体的吹鼓手和殉道者，而是君主立宪纲领的呼应者和清廷预备立宪的敦促者。年轻学子无论是受官方外派，还是自费出洋，大都怀抱报效国家之念，潜心探索救国之道。当他们目睹日本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达、国力强盛、中外差距越拉越远的严峻事实时上下求索，左右对比，一致认为君主专制主义乃导致祖国积贫积弱的总根源。他们要么希望清皇朝尽快着手政治体制改革，实行君主立宪制，要么主张通过暴力把君主专制制度连同清皇朝一同粉碎，以民主立宪制重建家园。梁启超也算是明人不说暗话，他在1902年就提醒“当道者”：“欲闭关，则宜闭之于举国无一洋人之时；欲窒新说，则宜窒之于举国无一思想之际。而今晚矣！诸君欲行伪改革，而不能不求人才相助也，于是乎派学生于外国。凡人之思想，莫患夫长困于本社会，苟使之入他社会而与之相习，则虽中下之材，其思想亦必一变，今吾青年之在海外者已千余人矣。拔十得五，则其力已足动全国之思想界而有余。”
改革是时势所迫，不改不行。改革使腐朽的清朝统治者困难重重，不乏风险。这也是一种两难抉择。“然当过去已去、将来未来之际，最为人生狼狈不堪之境遇。譬有千年老屋，非更新之，不可复居。然欲更新之，不可不先权弃其旧者。当旧者已破、新者未成之顷，往往瓦砾狼藉，器物播散，其现象之苍凉，有十倍于从前焉。寻常之人，观目前之小害，不察后此之大利，或出死力以尼其进行；即一二稍有识者，或胆力不足，而不敢轻于一发。此前古各国，所以进步少而退步多也。故必有大刀阔斧之力，乃能收筚路蓝缕之功。必有雷霆万钧之能，乃能造鸿鹄千里之势。若是者，舍冒险末由。”这是在逃钦犯梁启超出的主意，也是清朝统治者别无选择之途。“新政”的最终结局究竟如何，将主要取决于清朝统治者在稍后的政治体制改革即“预备立宪”中，拿出诚意和魄力来刷新自己的形象，取信于民，取信于社会，一同渡过难关。
很显然，晚清这次是败下阵来了，中国的国力走到了它的谷底。
现代化：80余年的“时间差”（1）
19世纪中叶前后，在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咄咄逼人的挑战面前，中日两国先后发起了富国强兵的现代化运动。在这场决定两国命运的世纪性挑战中，日本巧妙地摆脱了民族危机，成功地实现了资本主义现代化，而中国的现代化则严重受挫，深深地陷入了半殖民地的泥潭。在大体相同的时间和背景下，中日两国现代化的命运为何如此不同？
中日两国的现代化进程不是同步的，比较观之，早在现代化的启动发轫阶段两国即存在着80余年的“时间差”。从历史上看，中日两国同属“后发外生型”现代化。而对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启动运行来说，往往是先有现代化意识，后有现代化运动，即哪个国家首先对西方文明产生了科学的感性认识，便会在现代化进程中捷足先登，占据领先位置。从这一意义上说，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不是以“有形”的现代化改革运动开其端绪的，而是以传统世界秩序观的解体和新的世界观的确立这些“无形”的变化揭开序幕的。在日本，其具体标志性事件是1774年兰###动的兴起；而在中国，则是以19世纪四五十年代“世界史地研究热潮”为标志性事件。日本在与西方接触之前，其传统的“三国世界观”非常狭隘，认为世界是由中国、印度、日本三国构成的。而自1543年葡萄牙人始通日本后，随着西方“拉丁文明”的陆续传入，日本的精英阶层开始敏锐地意识到在三国之外，还有一个文明的西洋世界。由此，日本人传统的崇拜中国的“慕夏”世界观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1774年，以杉田玄白为代表的兰学家翻译出版了《解体新书》，证明了荷兰医学的正确性，纠正了传统中医理论的错误，由此引发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怀疑和激烈批判，揭开了日本学习西方、追求现代化的序幕。相比之下，中国对西方文明的感应则比较迟钝，直到19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开眼看世界的史地著作诞生作为标志，才摆脱了华夷观念和“中国中心论”的束缚，承认西学的先进性，完成了由传统世界观到现代世界观的转变，早期现代化才得以启动。可见，从两国现代化的起点看，日本现代化的启动发轫比中国早了80多年，这种往往为人们所忽略的“时间差”，正是两国现代化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与日本早期现代化“先难后易”的推进路径相比，中国早期现代化是循着“先易后难”的路径向前推进的。日本明治时代思想家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一书中曾提出一种“先难后易”的现代化方略。他认为：“外在的文明易取，内在的文明难求，谋求一国的文明，应该先攻其难而后求其易。”具体程序为：“首先变革人心，然后改革政令，最后达到有形的物质。”这实际上是根据文明诸层次的主辅地位，将文明分为“器物”、“制度”、“精神”三个层面，主张循着精神、制度、器物这一“由难到易”的路径来推进现代化。从历史上看，19世纪下半叶日本社会的现代化变革虽然没有完全按照福泽设计的方案推进，但大体上是以观念革新为前提，制度变革为基础，辅之以器物文明的移植输入，全面、有序地向前推进的。由于明治维新前日本已有三百多年学习移植西方文化的历史，解决了世界秩序观的转化问题，所以维新后执掌政权的日本社会精英人物对现代化已有较为深刻的理解和认识。明治初年，他们便制定了“求知识于世界”、仿效欧美各国制度、殖产兴业的现代化方略，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建立了具有日本特色的立宪君主制，同时还学习西方经济、法律制度，大规模地引进、摄取西方“器物”文化，完成了产业革命，在“制度”、“器物”层面实现了巨大的变革。反观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自19世纪四五十年代“世界史地研究热潮”兴起以来，地主阶级改革派虽然已初步打破了华夷观念的束缚，实现了世界观的转换，为早期现代化的启动提供了条件，但由于明清封建统治长期奉行闭关政策，漠视西方文化，导致西学积累严重不足，文化观念的变革幅度不大，使得统治阶级内部的精英人物对现代化的理解极为肤浅，遂导致中国早期现代化带有层次低、推进速度缓慢的弱点。其具体运行轨迹与同期的日本相反，是沿着“器物”、“制度”、“精神”这一“先易后难”的路径前行的。60年代，洋务派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咄咄逼人的挑战面前，首先意识到从技术上模仿西方文明的必要性；但直到甲午战争失败后，维新派和革命派才开始认识到制度变革的必要性，掀起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谋求制度变革；在政治革命屡遭顿挫之后，五四文化精英才在苦闷困顿中萌生文化启蒙的念头，掀起思想革命的狂飙，企图从思想文化角度入手，推进现代化。从中日现代化的早期推进历程可以看出，早在现代化发轫之初，两国便存在着明显的“层次”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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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80余年的“时间差”（2）
与日本相比，中国早期现代化缺乏一种“自下而上”的现代化的“承载者”和呼应力量。在非西方后发现代化的行程中，由于其社会内部缺乏自发产生工业文明的主体，因而，其现代化只能“自上而下”地进行，这就使其社会精英人物的主导意识，深刻地影响着现代化运动的进程，往往起着推进或迟缓的作用。但事实上，中日现代化不仅在政治统治者和社会精英的现代化“发动力”层面存在着差异，而且在“自下而上”的现代化的“承载者”和呼应力量方面存在着更大的差异。从总体上看，这一“差异”主要表现为：在日本除了“自上而下”的现代化推进力量之外，还存在着“自下而上”的现代化“承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