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李鸿章，沈葆桢又上书请派学生到欧洲留学。他们认为，法国的制造技术最好，英国的水师操练最精。因此主张派留学生去法国学制造，去英国学驾驶。按照规划派30名学员出国，学习3年，期满回国任用。
1898年的6月，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革新运动。在短短的103天内，光绪皇帝连续颁布了83道除旧布新的上谕，而其中有关文化教育的多达32道，所占比例是最高的。32道上谕包含了下面的内容：提倡西学，把原有的封建书院一律改成新式学堂，学习西方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知识；在北京创办京师大学堂，各省兴办高等学堂，各州府县分别设立中、小学堂，并开办各种专业学堂，如北洋矿务学堂、医学堂、编译学堂，茶蚕桑学堂等；奖励，鼓励地方有产业的士绅在各省府县开办与国计民生相关的农务学堂、工学堂、商学堂，以学习、引进和研究西方的农业、工业方面的新工艺、新技术，并鼓励在外国的华侨回国创办新式学堂，带回西方先进的思想和科学；在上海成立译书局，翻译西方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教书籍，同时命京师大学堂和各省高等学堂以及华侨所办学堂也要从事翻译西方著作的工作；废除八股文，一律改试策论，并且为选拔时务人才，在政党的考试取仕外，诏举经济特科，要求各省的主要官员，各举新知，保荐人才，探讨日本明治维新如何在短短30年内改变了日本的历史，学习日本已经超过中国的先进科学技术与军事技术。
戊戌政变后，维新派的改革措施基本上都被否定，但教育改革方面的重要成果却得以保留了下来，并为以后的清末新政奠定了基础。
1901年1月29日，清政府发布上谕准备改革，同年五六月间，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名上书《江楚会奏三折》，被视为清廷举办新政的指导性文件。第一折“变通政治人才为先”，主要论教育，主张教育改革为当务之急，并建议4条：一为设文武学堂，即广设新式学校；二为酌改文科，即改革科举制度，废八股，考试内容增加有用之学；三为停罢武科。即立停武科举；四为奖劝游学，主张多派学生赴日学习，并鼓励自费留学。
1904年1月，清政府颁布了著名的“癸卯学制”，模仿日本的成功经验，这是中国近代史上首次实施的正式学制。规定初等小学堂为5年制，高等小学堂4年，中学堂为4年，高等学堂及大学预科3年，大学4年，自进小学到大学毕业，共需21年。此外，初等小学堂之下有蒙养院，大学堂之上有通儒院。
1905年9月，清政府正式决定废除科举，这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可以说其重要性超过了后来的辛亥革命。科举制是维系中国宗法专制社会的重要手段，也是中国社会的重要特征，废除科举，标志着中国传统社会的近代转型走向深入。12月6日，领导全国教育事业的新机构——学部也正式成立了。从那时起，中国有了第一册全国统一的教科书，1907年春《初小国文教科书》第一册诞生了；从那时起，中国教育便有了视导，考试制度，这是清末教育革命的重要内容之一；从那时起，中国便有了全国范围内的学务统计。
教育：差距是什么（3）
３。 差距是惊人的
但是中日近代教育的差距是惊人的。
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的最初20年，日本的近代教育一直是有计划有目标的均衡发展，只用了六七十年时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一百多年甚至二百多年的发展历程，由教育落后的国家而跻身教育发达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行列。而中国在19世纪后半期，特别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前，近代教育发展相当缓慢，严格地说还处于启动阶段。尽管20世纪最后20年，近代教育发展迅速，但由于基础极端薄弱，仍是相当落后。日本领土只有中国的1/30左右，人口只相当于中国的1/8左右，而在1920年，它的在校小学生人数为8633000人，中国只有4852642人，只相当于日本的一半多一点；日本在校中学生为337300人，中国是117740人，只相当于日本的1/3强；日本在校大学生为70900人，中国为17262人，只相当于日本的1/4左右。中日两国几乎同时起步兴办近代教育，然而只过了短短六七十年时间，日本就把中国远远地抛在了后面，两国的差距是惊人的。其主要表现为：
第一、领导者的素质是导致中日近代教育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
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的领导者均是体制内的旧官僚，他们很难说有多少近代眼光和超前意识，而戊戌变法的领导人却是热情有余，能力不足，他们明显缺乏治理一个大国的素养，没有处理突发事件的经验。
相比之下，日本推动教育发展的主体是明治政府。这个政府是在与幕府的实际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其主要成员，大多是既有深厚学养，又有丰富的政治活动经验；既对本国事务了如指掌，又能清楚地认清世界形势的资产阶级改革家。我们如果把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大畏重信和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对比，把明治天皇和光绪皇帝对比，高低上下一清二楚。
第二、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国家经济发展一直比较迅速，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国家财力得到加强，投资于近代教育的经费不断增加。1873年，文部省经费在各省中最高，但只有138．2万日元，人均0．04日元。随着经济发展，教育经费大为增加，1907年度达到6273．3万日元，人均1．321日元，为1873年的35倍。
对比日本1868年以后相对和平的环境，中国可谓是风雨飘摇。危机四伏。外有西方列强虎视眈眈，内有各地反清势力层出不穷的威胁，特别是同盟会成立后，清政府的生存环境更是十分恶劣。《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的赔款加利息高达15亿两白银，完全超出了清政府的支持能力。经济落后影响教育进步，教育落后反过来又制约经济发展，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第三、日本新政权建立后，就立即派岩仓使团出访欧美列国，学习西方富国强兵的先进经验。“脱亚入欧”一直是日本孜孜追求的目标。日本的教育体制先后学习了法国、美国和德国，虽然基本上是在走下坡路，但毕竟是坚持不懈地学习西方。
清政府和中国人从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看到了日本的巨大进步和可怕实力，对日本的经验奉若神明，把日本当作学习的榜样，实际上日本的教育制度带有浓厚的专制色彩。继续学习只能是更差而不可能更好。日本可以直接从西文译书，中国人却经日文转译，日本青年直接去欧美发达国家学习，中国人却以去日本留学为时髦。结果可想而知。
第四、日本与其他国家隔着大海，处于孤立地位，这一点构成了它积极吸收外国文化的原因。从“大化改新”全面学习中国，到兰学兴起然后又在“明治维新”时期学习欧美，日本人感觉不到什么不适应，不认为是什么“奇耻大辱”。如果说是或者曾是文化的发源地、中心地会成为摄取外来文化的严重障碍，那么日本之所以能积极地摄取外国文化的原因之一，可以说它恰恰不是文化的发源地、中心地。
日本文化的基本形态属于“什么都可以型”，中国则属于“非并存型”。在日本，一个人可以同时信仰佛教与神道教而不受社会歧视，这在中国是无法想象的。日本在摄取外来文化时，不只是学习科学技术，而是全面学习包括文学艺术，思想文化在内的全部内容，加以全面吸收，而中国则是有区别，有选择地接受，结果并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日本关键时刻的“精神伟哥”（1）
在近代中日博弈的关键时刻，日本出了个“精神伟哥”。他就是被称作日本启蒙思想家的福泽谕吉，正是他引领了日本进入所谓“文明开化”国家的行列。
福泽如何形成其“文明开化”史观的呢？这跟他在幕府末年3次远赴欧美游历有密切的关系。第一次是在1860年，他以幕府的军舰奉行木村摄津中的随从身份前往美国。他乘坐从荷兰买来的小型军舰“咸临丸”号到旧金山，对大饭店里的豪华地毡、女士优先的习俗，以及美国建国之父华盛顿的子孙也过着常人的生活而大为惊讶。福泽到各地的制造工厂参观，并买了一本韦伯斯特所编的英文字典，回国后担任幕府的编译工作。第二次是在1861年到1862年，为幕府派遣到欧洲的使节团一员，搭乘英国军舰“奥辛”号，经香港、新加坡、埃及、法国、英国、荷兰、普鲁士、俄国等，详细地参观和考察欧洲各国的政情风俗，回国后执笔撰写其《西洋事情》初篇。1864年，他晋升后任职于外国编译局，年俸150袋米。第三次是在1867年，这是幕府快要垮台之前，因幕府购买军舰“吾妻舰”（后改称“东舰”），他作为购买团的一员再度赴美，经由巴拿马，历游纽约、华盛顿、波士顿等地才回国。明治维新以前，福泽的3次游历西洋都跟军舰有密切关系，这使得他经由西洋的“船坚炮利”，认识到西洋“文明开化”的真髓所在。在早期的《伦敦日本协会杂志》中，也特别指出福泽1867年赴美，为军舰购买团的一员，参与日本的海军建设，这跟他日后强烈地主张扩张军备论有密切的关系。
福泽的“文明开化”论，是与“野蛮末开”的概念成对比而展开的。他在1869年所著的《掌中万国一览》一书中，将人类分为“野蛮”和“文明”，由此再细分为混沌、野蛮、未开、文明开化四类，但他的文明概念可以说尚未成熟。其后，在1875年著《文明论之概略》，以骥左的《欧洲文明史》、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等，补强其“文明观”。依此文明史观，欧美列强为最高的文明国家，土耳其、中国、日本等亚洲各国为半开化国家，而非洲、澳大利亚等为野蛮国家。
据此，他将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区分为野蛮社会、半开化社会、文明社会三个阶段。然后说，日本经由明治维新，已脱离半开化社会，逐渐接近文明社会。
而当时的中国和日本，到底哪一国较接近文明的阶段呢？一般的说法是，中国虽然有独裁专制的政府，但是尚有易姓革命的事，而日本为天皇万世一系的政体，因之，日本比较“固陋”。然而，福泽反驳此为庸俗之论，主张“###人思想贫乏，而日本人思想丰富”，于是论断日本较接近文明的阶段。他具体地以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对欧美的态度来评论。英国堂堂正正地向中国要求开国贸易，然而，中国蔑视英国为夷狄而顽固不开，英国即以文明的利器“船坚炮利”攻击，中国一下子就被打垮。其后，中国的行动一直反复无信，而成为英国动用武力的理由，中国每战必败，接二连三签订不平等条约，支付赔偿金。
英国和中国这种一进一退的关系，福泽拿来应用在日本和朝鲜的关系上。他说：“日本是强大的，朝鲜是弱小的，日本已经进入文明，朝鲜则尚停留在未开化。”他慨叹日本和朝鲜的贸易，在釜山、元山的进出口，一年才300万日元，仍然是寥寥可数。法国、英国、俄国、德国、美国等西洋列强曾强迫朝鲜“开国”，然而，因其顽固的坚守“锁国”主义，并兴起“攘夷”运动而未能成功。但是，日本在1875年乘江华岛事件，派遣使节黑田清隆和井上馨，率领军舰，逼近其首府京城，以一朝之谈判，迫使朝鲜开放“和亲”贸易之路。因此，他主张“今后朝鲜即使与其他西洋各国缔结条约，因我日本为朝鲜最初的和亲国家，在交际上应占首座，此乃自然之趋势也”。
福泽的逻辑是这样的：英国由鸦片战争强迫中国开放门户，首先缔结和亲贸易条约，因此在中国占最优越的地位。同样地，美国以佩里率领舰队迫使日本开国，最先缔结和亲贸易条约，因此美国从日本的开国到幕府末年，常在日本居首座。因此，同样地类推日本和朝鲜的关系，日本也应该居首座。福泽的逻辑并不止于此，他主张从“首座”再一跃而为“首魁盟主”，并强制对方“文明开化”。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日本关键时刻的“精神伟哥”（2）
既然日本居“首座”的地位，则对朝鲜的内政，不论是治乱兴废或文明进步，日本都不能袖手旁观。他说：“如果其国势未开，则应该诱导其开化，如果其人民顽固，则应谕劝其开明。”这样日本干涉朝鲜内政也就正当化了。因为，“在亚洲东方，任此首魁盟主者，乃我日本也。”如果朝鲜或中国，拒绝日本为“盟主”，抗拒日本强制“文明开化”，日本应该采取什么手段呢？福泽的逻辑最后归结到战舰、大炮的“强兵”手段，谓“我在东洋之战略，终究非依赖兵力不可”。
法国使用新式蒸汽的军舰，不到二三个月就征服了越南，这使得福泽大为惊叹，他认为，世界各地的对立就如禽兽的弱肉强食，强食者为文明国，而弱肉者为非文明国，因此，日本应及早加入强食者的阵营，跟文明国人共同追求“良饵”。于是他主张，“应在亚洲的东边，创立一新西洋国（即日本）”。他预料中国迟早也会像波兰那样被瓜分，日本应加入法国、英国、德国、俄国等列强的阵营，割取中国的台湾和福建省的一半，他甚至野心勃勃地描绘“###帝国分割之图”。如此，西洋式的弱肉强食史观，就形成了他那有名的“脱亚论”。
“我国不可犹豫等待邻国的开明来共同复兴亚洲，毋宁脱离其队伍，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就是对待###、朝鲜的方法，也不可因系邻国而特别客气，必须依西洋人对待他们的样子加以处理。”福泽之所以被评论为日本卓越的启蒙思想家，是因为他在1883年的“外交论”中，主张日本应成为东亚的新西洋国；1884年10月的中国分割图上，预言日本将割取台湾；1885年3月的“脱亚论”中，从意识形态方面指导日本往后应走的方向。福泽在中日甲午战争和缔结《马关条约》的10年前，就能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