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论”中，从意识形态方面指导日本往后应走的方向。福泽在中日甲午战争和缔结《马关条约》的10年前，就能预先决定日本以后所走的路线，向日本朝野广泛地宣扬西洋“文明开化”的真髓，不愧是近代日本的“精神伟哥”。
福泽传播其思想的主要方法是，创立“庆应义垫”（今庆应大学），教育学生，同时大加运用当时算是新式传媒的《时事新报》。他从1882年3月创刊《时事新报》，到1898年9月罹患脑溢血为止的16年间，不停地在该报发表时事评论，持续地主张日本应采“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的政策，以成为西洋列强的一员参与竞争。他断定：“英国为世界第一的贸易国，也是世界第一的富国，因此，要使国家富强必须使贸易鼎盛。”他认为，“殖产为国之本”、“西洋的文明开化在于钱”、“日本尚非有钱国”、“要使日本变成有钱国”，这是他考究“富国”的思想动机。
国富是与外国从事贸易而产生的，而此国富又可以成为“强兵”之本。因为有钱财就可以制造武器、购买武器，也可以豢养士兵或雇用佣兵。在这卑鄙的世界，甚至连“公议舆论”也可以用钱购得，只要事先备妥武器和兵士，再加上公议舆论，则打胜敌人易如反掌。福泽深信“百卷万国公法不如数门大炮，几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筐弹药”，可以说一语道破了西洋“富国强兵”的真髓。
因此，落后国家日本如果要与西洋竞争取胜，应采取的快捷方式就是充实军备、增收租税、调和官民，从此变成兵力强盛、商业繁荣的大国。亦即，温和地协调国内的阶级倾轧，而集全力于对国外列强的竞争，这就是他的“内安外竞”之策。
福泽扩张国权的第一着棋，是为“朝鲜政略”布局，认为对朝鲜应该以武力保护、以文化诱导，使朝鲜迅速仿效日本，进入“文明开化”的领域。其后就把目光迅速瞄准中国。
1894年7月28日，当日本海军舰队在未宣战前偷袭胜利的第一道战报传到东京时，福泽谕吉和《时事新报》报社全体员工，在东京新桥的花月楼召开祝贺宴会。7月30日，福泽担任军费捐款运动发起人的总代表，跟财阀三井八郎右卫门、岩崎久弥、涩泽荣一、东久世通禧等连名，劝诱民间有志之士为军费捐款。8月1日，日本政府发表对中国宣战的布告，福泽在《时事新报》刊登“表诚义金”的募捐广告，亲自从私囊“义捐”1万日元。福泽从扩张国权的立场，策划对朝鲜的谋略，强烈地主张对中国开战，论断中日甲午战争是“文明”对“野蛮”的战争。当日本战胜，依《马关条约》日本获得两亿两白银庞大的赔款，加上吞并台湾、澎湖群岛的“良饵”时，福泽激动得掉下泪来。“日清战争是官民一致获得的胜利。啊……多么愉快，多么感谢，我简直不知怎么说才好。我活命到今天，才能见闻如此光荣的事，以前死去的同志朋友真是不幸。啊！我好想让他们看看今天的光景，每天掉眼泪哭泣。”以上这一段话，记录在《福翁自传》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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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关键时刻的“精神伟哥”（3）
福泽的“文明开化”论，不单单只是要日本脱离亚洲，加入西洋文明国家的阵营，而是更进一步要跟西洋角逐、蚕食亚洲邻国。当中日交战的1894年11月下旬，有美国报纸报道日本军队在旅顺进行大屠杀。单从日军11月21日占领旅顺以来，四五日之间便屠杀旅顺的非战斗人员，包括妇女、幼童等约6万人。美国的《世界日报》为此严厉指责日军的暴行，抨击日本为“披盖着文明皮肤而拥有野蛮筋骨的怪兽”，“日本现今脱下文明的假面具，暴露出野蛮的本性”。《时报周刊》的通信员也作证，日本军将俘虏捆绑起来屠杀，甚至还有将平民，特别是妇女也屠杀的事实。
对日本人来说，福泽谕吉是从幕府末年到明治时期一个最了不起的启蒙思想家。他的“文明开化”思想，严厉地批判日本的封建思想与制度，对培养日本国民“独立自主”的风气贡献良多。他之所以被称为“伟大的教育家”，并不仅只是因为经营“庆应义垫”这所学校，还进一步利用《时事新报》等大众传播媒体，以整个日本社会为对象，教育日本人成为“文明国民”。当时的日本，一方面要打破封建的身份制度，另一方面则要面对西方列强的外力压迫，因此，福泽鼓吹“独立自主”的精神，期待“个人独立”和“国家烛立”，可以说尽了其在历史上的任务。而寻遍整个晚清，却没有这么一个呼之欲出的一个人，完成一个时代的思想启蒙，林则徐不是，魏源不是，李鸿章更不是。
而历史的宿命终究走向了符合它逻辑的轨道……
百年恩怨说从头（1）
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一本书呢？在所谓中日两国关系“政冷经热”的今天？
或者，关于日本，我们到底还有什么话好说？
仇恨、友善、鄙视、尊敬、熟悉、陌生、钦佩、厌恶、羡慕、嫉妒……对日本这个国家我们张开口却说不出话。
因为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让中国人如此撕心裂肺。提起日本，恐怕大多数中国人的感觉都是如同“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这是我们最熟悉的一个国家，正如我们挂在嘴边的两句成语：同文同宗，一衣带水；这又是我们最陌生的一个民族，虽然有着几千年的交往可我们还是对他们所知甚少，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他们屡屡让我们震惊。当天朝上国在西方的坚船利炮面前焦头烂额受尽欺凌之时，我们身边这个一直不起眼的小国却在同样的挑战中迅速崛起，很快取得了和西方国家平起平坐的地位，让清朝上下大跌眼镜。崛起后的日本不仅轻易击败了清朝，而且不久就把庞然大物的俄罗斯放倒在地，又一次让全体中国人目瞪口呆。
上天眷佑，日本人获得了这样一群独特的岛屿，它背靠着世界上最宽阔的大洋，面对着世界上最繁荣的大陆。浩渺波涛给了他们2000年的安宁，海峡对面的人类历史上最灿烂的文化——中华文化的辐射，又早早地把日本人从蒙昧中唤醒。
这个民族的学习热情在他们亮相于世界舞台之初就不可扼止地显露出来。从来没有一个民族在学习外国时像他们那样热情，那样认真，那样到位。他们连续不断地派出遣唐使，把庞大的中国文明用他们那简陋的小船，分块装运，穿越海上的风涛，一点一点地，几乎完整无缺地运抵他们的小岛，然后再按图组装：政治制度、宫廷制度、租庸调制、建筑、宗教、文学、艺术……他们用借来的文化外壳漂亮地装饰起了自己，一夜之间，就在遍布荆棘的大和平原上建起了一座完全中国样式的首都，一个袖珍的“唐”在日本列岛出现了。
而两国更本质的相同点，是内在的精神气质。
两国人思维方式的特点都是注重形象思维和直觉感悟。“禅宗”在中日两国都很流行，两国人在精神发展中都注重克己反省，注重静思默想。日本人在枯山水、日本画、茶道、插花中表现出的简约、淡远、别致和中国传统艺术的美学取向完全一致。
两国人的性格都偏于内向，“面子”哲学是两国人共同的处世哲学。为人处世讲究含蓄忍让，说话都习惯于拐弯抹角，“一切尽在不言中”。日本人还发明一个专门的词汇“腹艺”，也就是说有些意思不用说出来仅仅通过感觉大家都能明白。
两国人都注重集体主义，倾向于压抑个性。中国人说“出头的椽子先烂”，而日本人有一个人人尽知的谚语：“出头的钉子要挨敲”。两国人在社会上都讲究论资排辈，这一点，在日本尤为明显。
正是有了这些相同点，中国也因此把日本列入属国的行列。在中国看来，这个汪洋大海中的岛国和它周围的任何一个小国一样，都是自己恭顺的学生。除了每年按惯例接受他们的“贡品”，中国人对日本没有太多的关注。我们只知道，这个岛国上的人个子矮小，所以给他们起了一个别名叫“倭”。
但日本人的独特就在于，他热诚地向你学习，却丝毫不影响他那极为强烈的自尊，而只是表明他的极为好强、不甘人下。事实上，他一丝不苟地向你学习，正是为了有朝一日超越你，把你甩在身后，或者把你吞掉。他们甚至在羽翼未丰之际就已经多次尝试向中国这个庞然大物挑战了。
在19世纪下半叶那场翻天覆地的文明大冲撞中，日本终于化蛹为蝶。迅速崛起之后，中国对它还是没有给以足够的关注。中国人只是惊讶于日本人的成就，却没有想到不久之后，这个昔日的学生就加入了欺辱自己的强国行列，而且比其他列强更无情更凶残。
由此，中国的近代化过程就成了一个十分苦涩的过程。
不妨把中日两国2000年的关系史看做是中日两国实力此消彼长的历史，而由此导致了两国在东亚竞争的历史。宋代以前中日之间中国的实力占绝对优势，日本被排除在东亚权利分配之外，但由于优越的地理，中国的权利也无法直接影响日本。宋代到明清中国实力优势逐渐减弱，万历朝鲜之役说明日本已经有能力向中国的大陆优势挑战。其后由于西方的影响中日间的竞争被冻结了200多年，但日本依靠本身的实力始终游离于中国建立的东亚国际体系之外。19世纪中期又是由于西方的影响，中日在东亚的竞争恢复，而中日两国选择的不同道路在30年内使中日实力对比变化加速，并最终导致中国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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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恩怨说从头（2）
可以说，在如何与强权打交道、如何在弱势中奋发图强这两方面，日本有资格做中国的老师。但是，日本的可怕就在于，它的崛起不仅未成为中国之福，反成为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大祸的根源。近代以来的日本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富强需要以中国的贫弱为基础，它的民族优越感需要以中华民族受虐受辱为代价，它的国内危机需要到中国来解决，它的国际地位需要牺牲中国来满足。
千年师生一朝易位，两国关系说到底和而不同。中日两国关系中的恩恩怨怨，许多是由双方文化认知的不同引起的。中国文化几千年来以儒家学说为主导，在对外交往中讲究王道、宽厚，有时甚至达到以德报怨之地步，无非是希望以王道感化对方，求一个“和”的境地。
但日本人另有自己的思维逻辑。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其名著《菊与刀》中十分生动地描述了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其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日本文化中的等级秩序观念。“日本人对国际关系的全部问题也都是用等级制这种观念来对待的。”此种观念之下，认错往往只是认输，是对强者权力的认可，而非对自己罪行的愧疚。基于这种思维，在近现代历史上，日本对中国伤害最烈却鲜有愧意。每当中国呈现出向前发展的良好态势之时，总是由于受到日本实质性的伤害而创业未半，中道崩殂。这样的伤害至少有两次。一次是洋务运动，虽然今天对这场运动或许会有诸多不同的评价，但毫无疑问，洋务运动还是开启了中国科技、工业，包括军事现代化的先河。当洋务运动小有成就时，日本发动了甲午战争，使其彻底破产。对一个“蕞尔小国”的战败以及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基本上阻滞了清政府自身现代化的努力，为其灭亡埋下了伏笔。另一次是在20世纪30年代，北伐战争之后的中国政局终于稍事稳定，1927—1937年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经济发展最快的阶段之一。但日本又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国人民遭受了极大的痛苦，使中国社会经济蒙受了极大的损失。
全世界的棒球都有一条普遍适用的规则，三次违规即出局——英文中常借此隐喻可以宽容再一再二，决不可饶恕再三再四之义。近代日本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时刻先后两次横刀隔阻，在21世纪，它会第三次亮刀吗？
《拐点》一书从历史的善意出发，百年恩怨，话说从头。主要的目的是认知，不是纠葛；是历史的记忆，不是现实的仇恨。是王道与宽厚，而不是化掌为刀。
老枪
2006年7月写于北京青年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