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自恭亲王、李鸿藻等一班原军机大臣在1884年4月被全班开缺后，新上任的醇亲王等人能力较前一班人马相差很大。其主持的北京中枢先是对战和犹豫不决，对于违反国际法（当时国际惯例，外国军舰驶入别国口岸，数量不得超过2艘，时间不得超过2周）的孤拔舰队不知所措，居然让其深入到本国军事要地40余天，这是令人难以理解的。
其次，在危机已然到来之时，福州方面屡屡要求先发制人的情况下，居然还下令“如有蠢动，即行攻击”，实际上彻底限制了福州方面的战争决定权；张佩纶在21日闻知谈判破裂后立即请求速派南北洋新式兵船4—5艘于4日内抵达马尾才能阻止法国开战，而如此紧要的军情，军机处竟然在23日才向南北洋转寄求援电报。如此的昏聩，如此的迟疑，不败，可能么？
而此后更为可耻的是次年2月南洋舰队与法国分舰队的交战。5艘新式战舰对6艘敌舰，吨位几乎相当，火力上略略超过的南洋舰队在遭遇法国舰队后竟然立即转舵而逃，其“驭远”、“澄庆”速度较慢，被围困于石铺湾后，未发一炮即放水自沉，其怯战之心着实令人无法容忍。结果导致法国舰队攻占澎湖，切断了台湾与大陆之间的联系。而清军虽然在3月24日取得镇南关大捷，导致法国茹弗里内阁倒台，也无法利用这一战果获得更多外交成果。
4月4日，双方停战，6月9日，《中法天津条约》签订，中法战争正式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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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狂热（1）
在日本，鉴于明治维新后军事实力较中国远为薄弱，因此，在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人仿效普鲁士推进政治改革的同时，西乡隆盛、山县有朋等人也以普鲁士为蓝本推进了新式军制改革。1878年12月5日，日本制定了参谋本部条例，将原陆军省内的参谋局独立设置为参谋本部，直属于天皇，负责用兵作战的军令。1879年。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派桂太郎、小川又次等数十名将校，以使馆武官和留学生名义来华调查华北一带的形势和中国兵备、地理情况。桂太郎因而提出《对清作战策》，并编纂《###地志》、《邻邦兵备略》等书。1880年11月，山县有朋又根据上述报告书向日本天皇提出《邻邦兵备略表》，明确表示：“邻邦兵备之强一者可喜一者可惧，以之为亚细亚东方之强援固足以为喜，若与之开衅则亦不得不戒慎恐惧……邻邦兵备愈坚，则本邦之兵备亦不可疏忽。”伊藤博文在其致藏相松方正义的函中，也指出日本所处国际环境危机四伏时称：“军备之事，目前邻邦（中国）之举止已不可坐视者固不待言，而且察欧洲当今之形势，其属地政略再起之情况，英法彼此相互竞争，如英国目前之处置埃及，法国之掠夺安南，几如狼奔豕突，无所不至。以今之势察时观变，其将发生何种事情，实难预料。”其目标直指中国。
1882年“壬午兵变”发生后，山县有朋提出了以对华战争为目标的军备扩充计划。其中陆军拟自1885年起增加两倍，海军则自1883起实施8年建舰计划，预计将建造各型舰艇42艘，至于扩军所需经费，则建议增加烟草税。此项建议于8月15日由内阁会议通过，11月24日天皇召集地方长官进宫垂询增税扩军计划。12月，政府再邀集地方长官来京开会，右大臣岩仓具视以下阁臣均亲临敦促鼓励赞助增税问题。至1893年10月，山县有朋就任枢密院议长时，进一步提出《军备意见书》，强调英、法、俄对亚洲大陆的侵略危机，日本在战略、战术上宜有适当处置。认为“东洋之祸机，可以想象在今后不出10年内爆发，而预先为之准备岂非国家百年之大计？——今后###年间整备充分的兵力，即使一朝有事，不仅可以不受其害，而且若有可乘之机，进而亦可有收其利之准备。”至于军备之扩充，山县有朋以为海军之强化为当务之急。日本当时之海军，“舰数与兵员防卫各要港尚且不足，况处东洋危机之中而欲制衡天下。”因此为未来战略战术之考虑，力倡海军扩张论，并获得日本天皇诏敕支持，其诏云：“至于国家军防之事，苟一日之缓，或遗百年之悔。朕兹省内廷经费，6年之间，每岁授给30万元。又命文武官员，除特殊情况者外，于相同时间内，约其奉给十分之一，以补充制舰费之用。”至第一届帝国议会召开时，军费所占比率已高达，此后明治政府更利用国内甚嚣尘上的对外侵略论而控制国会，通过军备扩张政策，所以军费大抵皆维持相当高比率。到1894年军费激增至万元，拥有22万人的新式陆军。海军拥有军舰31艘，鱼雷艇74艘，总吨位超过7万吨。
日本陆军的扩充更早于海军。1870年日本政府制定的《征兵条例》规定：人民不分阶级，男子身高5尺以上，年龄在20…30岁之间，均有服兵役的义务。1875年，日本仿效法国建立日本军官学校，培训大批接受近代化教育的军官，并在1872年依据传统的武士道精神制定的《军人守则》中列举军人的7大职责为：效忠、绝对服从、勇敢、善用体力、俭朴、荣誉及尊敬尊长，要求军人以死效忠于天皇。
1885年，北洋海军“定远”、“镇远”归国加入战斗序列，对日本震动极大，为抗衡定、镇二舰，当年日本河村海军卿即提出海军第六次扩张案并获得通过。根据此案，1886年，日本政府发行1700万元海军公债建造3艘针对定、镇二舰的二等海防舰，为此特聘法国白劳易主持设计，这3艘舰就是后来黄海大战中著名的三景舰，其中“严岛”、“松岛”在法国制造，“桥立”则在本国建造。4278吨的“桥立”的建成标志着日本近代海军造船工业的突破，较之中国自“平远”之后再不建造大型军舰相去甚远！3舰为克制“定远”、“镇远”上厚重的300mm装甲，专门各安装了1门320mm重炮，航速也较“定远”、“镇远”高出节，加之第五次海军充实案中向英国订购的“浪速”、“高千穗”（3790吨），使得海军力量大大加强。
日本狂热（2）
而“致远”等4舰归国后，对日本再次造成了强大的压力，1887年，在小川的《清国征讨方略》出炉后，明治天皇下令从内库拨款30万元作为海防补助费，全国华族和贵族也争相捐款，仅半年就捐款104万日元，均作为海军扩军所用。1888年，海军大臣西乡从道鉴于俄国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和中国加强北洋舰队，且可能有英国舰队支持，因而抛出第七次海军扩张案，随即于1890年又抛出第八次海军扩张案，购买或建造了“千代田”（2439吨）、“吉野”（4160吨）、“秋津洲”（3172吨）、“八重山”（1584吨），其中的“吉野”本为中国海军所订造，后因经费问题被迫搁浅而转售日本，是当时世界上航速最快的巡洋舰（23节）。至此，日本海军总吨位已经达到近6万吨，且舰龄短，性能先进，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北洋海军。
尽管如此，由于日本当时的国力仍不充实，因此自天皇始，通过舆论，于甲午战争前掀起了一个以筹措战费为主要内容的“军资献纳运动”和“义捐运动”。
首先积极响应，且积极投入这场运动的是日本财界。日本财界组织了“报国会”等团体，发布广告，捐款捐物，筹措战费，召开会议动员财界、实业界以实际行动支持侵略战争，无偿或低价提供船只，保障运输，捐献大量前线急需物资。其代表人物之一的福泽谕吉便表示：“日本国民应无官民朝野之别，同心同力，服务于国事。”另一代表人物涩泽荣一呼吁：“只有以勤俭济军费，方可保全我大日本帝国之权利。……愿四千万同胞奋起赞同之，以表忠君爱国之至诚。”
日本民众也在一片“报国、忠君”的狂热中纷纷投入到这场捐献中来，据统计，当时日本总人口为4181万，其中至少有％的人口献纳不同数量金钱，其中除富有者外，连一些贫困者，甚至儿童也将其仅有的储蓄钱捐献出来。据陆军恤兵部统计，各府县献纳金总数是，2164686人共捐献2209770元，平均每人元；寄赠品的总数是，949128人共赠送价值708634元的各类物品。此外，在町内、村内，对于出征士兵留守家族、战殁者遗族扶助、战殁者葬仪、出征及凯旋迎送、战捷祝捷会、纪念碑及墓碑建立等所用资金也大部出自民众。其军资献纳额也非小数。这种“百万一心”的氛围与当时的中国相比较，真可谓云泥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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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腾杀气下的生死大采购（1）
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这本该成为中国近代海军继续发展的基础，然而，在此之后，中国海军的发展却不可思议地就此停滞不前了。历史进入了1894年，清廷的一些封疆大吏们开始隐隐感受到了东邻日本的腾腾杀气，他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海军发展这一几乎被遗忘的问题了。
按照中国海军当年议定的战略规划，北洋先成一军，再逐次推广到南洋、福建等水师。然而就是北洋海军，每年所得的海防经费也严重短缺，更不消说在北洋地位之下的南洋海军了。1892年后，南洋只得“将现有兵轮暂减人数，以为节饷添船之计，仍俟等有款项购办铁甲等舰”。然而两年过去了，非但铁甲舰、快船毫无踪影，连原有的舰艇都朽坏不堪，所以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刘坤一决定“不得不就现时饷力，择要图维”。他把目光瞄准了鱼雷艇。他认为“鱼雷炮艇战守兼资，实为水师利器，购价既廉，养船之费亦省”。1894年2月24日，刘坤一以“南洋江南兼防，整顿水师实为当务之急”为名，上奏朝廷，提出向德国订购4艘鱼雷艇。清廷驻德公使许景澄经过向德国伏尔铿厂及硕效厂询价后，决定在两厂分别订购2艘。向两厂分别订购的好处是可以相互参照比较。两厂顾及名声，用工用料必定更加坚实，且伏尔铿厂在数年前因为无力承造“福龙”号鱼雷艇，眼睁睁看着订单被硕效厂夺去，所以“此次极欲承揽此订造合同，船价、运费等项，格外从减”。
向伏尔铿厂订购的两艇被命名为“辰”号、“宿”号。艇长米，宽米，吃水米，排水量90吨，航速18节，载煤20吨，载淡水3吨。1座3缸往复式蒸汽机，输出功率700匹，编制36人。装备3具356毫米鱼雷发射管，备雷3条，发射管安设在舰首两侧及后甲板。另配2门37毫米哈乞开斯速射炮（“宿”艇为3门）。两艇艇体造价为万马克。
向硕效厂订购的两艇被命名为“列”号、“张”号。艇长39米，宽米，吃水米，排水量62吨，航速16节，载煤18吨，载淡水3吨。1座3缸往复式蒸汽机，输出功率600匹，编制34人。装备3具356毫米鱼雷发射管，备雷3条，2门37毫米哈乞开斯速射炮。两艇艇体造价为万马克。4艇所需鱼雷发射管、鱼雷及机关炮、弹药等共万马克，以上共计万马克，折合白银40万两。
可惜4艇于1895年冬才建成回国，因而没能赶上甲午战争。
1894年，原任大清国驻英、法、比、意四国公使薛福成任期届满，清廷指派四川布政使龚照瑗接替薛福成出任驻四国公使。龚照瑗对此次出使任务可谓踌躇满志，在北京时就常常说：“赶凉遄发，以免薛使归帆受热。此时往还均便，务望电促。”4月初，龚照瑗终于登上了法国公司的轮船，启程赶赴欧洲。龚照瑗从上海出发，路经新加坡，穿马六甲海峡、入印度洋，经锡兰（今斯里兰卡）、埃及，穿苏伊士运河，途中数次遇到大风浪，最后终于在5月18日晚抵达法国马赛。这一路上可谓历尽艰辛，冥冥中似乎预示着他的这次欧洲之行必定充满了坎坷。
龚照瑗到法国后，与薛福成履行完交接事宜后，便开始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动。本来，他准备在法国的事务告一段落时转赴意大利。但由于法国总统于1894年6月24日在吕宋被暗杀，因此暂缓赴意。留在法国处理吊唁事宜。6月29日，龚照瑗向国内报告，“日本已在英订造两大铁舰，其坚利为东方海面所无。”（此即是后来的日本战列舰“富士”和“八岛”）7月10日，他又报告，“日在英购一大快轮，留船主，水手，已开赴日云。”（此舰即为“吉野”舰）这两条消息使得李鸿章如坐针毡，他决定派龚照瑗先行赴英，一方面协调英国调停事宜，另一方面打算在英国购舰备战。7月12日夜，龚照瑗到达英国。7月16日，李鸿章密电龚照瑗：“海军快船，速率过少。英厂如有制成新式大快船，多置快炮，行二十三四迈，望密访议购。趁未决裂前送华，迟则无及。”反应迟钝的清廷终于在国际军火市场上出手了。
其实，在英国的购舰活动早在7月5日就开始了，但操作此事的不是清廷，而是操纵在外国人手中的中国海关。曾在当年中国订购蚊炮船中尝到甜头的赫德、金登干以及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的总设计师伦道尔爵士早已嗅到了中日战争的硝烟，已经先于清廷行动起来了。伦道尔通过金登干率先向赫德抛来了“绣球”，称“中国应当增强海军，以与日本保持实力上的均衡。”“他的阿姆斯特朗厂愿以正在为别处订造的快速巡洋舰优先供应中国，其中快速巡洋舰10个月交货，小型捕雷驱逐舰，5个星期就能交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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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腾杀气下的生死大采购（2）
另一方面，龚照瑗得到李鸿章的密电后，即与阿姆斯特朗厂的董事瓦瓦士接触，商谈购舰事宜。其实，当时阿厂内现成的军舰仅一艘“吉野”的同型巡洋舰和一艘捕雷舰。（26日金登干从伦敦发回的电报也证实了此事）阿厂首先抛出了那艘捕雷舰。7月22日，龚照瑗向李鸿章电告称这艘舰“长20丈，带抓敌雷机，2门25磅快炮，4门3磅快炮”。售价54000镑（当时英镑与白银比价约为1：7），但不包括鱼雷。如果即时成交，可包送回国。但李鸿章嫌价格太贵，没有订购，于24日电告龚照瑗，让他重新觅购每小时航速20海里的新式小快船。8月2日，龚照瑗又称觅到一艘快轮，与前面提到的那艘捕雷舰为同型舰，航速26节多，4门炮，报价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