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不能抽身出城，那为什么不激励绅民伸讨呢？倘粤东人民出面伸讨，柏贵等不要禁阻，等绅民们闹得差不多了，柏贵出面调停，夷人庶可就我范围。
第二道，密谕前户部侍郎罗惇洐、前太常寺卿龙元僖、前工科给事中苏廷魁等三士绅：听说柏贵不但允许通商，还贴出告示，夷务已有办法，勿许妄动云云。看来是被夷人挟制了。你们三个不要听柏贵的，按我一贯的指示，办理团练，把夷人撵出省城。
第三道，密谕骆秉章：把我的谕旨秘密转给三士绅，千万不要让夷人知道。
咸丰又开始玩他的阴阳两手及民为邦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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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6节：广东三绅：将团练进行到底（1）
4．广东三绅：将团练进行到底
由绅士组织的、地方上的自卫力量，叫做团练。广东的团练，并不是起于三元里事件，它们是有传统的了。对于广东民众，日常生活中除了对付传统的中国叛乱之外，还要对付沿海的盗匪以自保身家，所以团练组织自古有之。三元里事件后，广东的团练大大发展。但是政府对于团练，心态是矛盾的：既希望它为自己的社会稳定出力，又怕他们与叛乱分子结合，甚至担心他们自身就会发展成为不稳定力量。
鸦片战争结束后，有个名叫田润的御史向道光上奏，建议大力发展团练，既可御侮，还可节省政府的国防经费。于是道光下发折件，让大家自由讨论。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回复说：英夷虽然就抚，但团练似不可废。只是团练的经费需要大家摊派，乡下愚民，斤斤计较，如果团练头头们再不公正，那就累官病民了。所以，经费让他们自己办，头头让他们自己选，官方不管，也许差不多。
两广总督祁贡回复说：粤民原先勇于私斗，现在把他们引到公义的方向，既能固藩篱，又能节经费，何乐而不为呢？三元里民众歼灭英夷，就是明证。民为邦本，民心坚定，则国势日张，英夷之所惮者在此，咱们之所恃者也在此。接替伊里布到广州做夷务钦差的耆英虽然没有参与讨论，但是把广州1842年11月8日火烧夷馆者之流统统称作〃无赖游棍〃，即民间俗称的〃烂崽〃，对于民间的排外情绪明显持反对意见。凑巧的是，大讨论的前后，刑部与道光正在处理钱江案呢。
钱江，浙江失意文人，鸦片战争之后，发现做团练事业可以名利双收，于是在广州四处忽悠，据说广州火烧夷馆之事就是他领导干的。但是这人是个爱国贼，不但把大家的捐款用于喝酒嫖娼了，还以团练首领的身份闯入总督衙门要挟祁贡总督封他为更大的官。祁贡与巡抚程矞采以造谣生事、煽惑人心、大为地方之害等罪名，把他逮捕并上报道光。道光一看，团练除了用来唬夷人，还可能影响政局……团练，原来它是个双刃剑啊，遂不再倡议团练，但团练并没有消失。相反，他们成为广州反入城的主要力量，以至于耆英夹在民夷中间左右为难，1848年，他灰溜溜地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代替他的，是徐广缙。徐广缙不是傻瓜，他知道耆英成了〃广州暴民的牺牲品〃，①于是他采取了与耆英相反的政策，从儒家传统思维出发，试图利用这种团练的力量，但是这种力量在现代敌人之前，是虚幻的，更是自残的。正如魏斐德所言：〃排外的情绪散布开来，徐广缙试图去驾驶它，而在它的背后，人们可以看到圆明园废墟上摇曳的火光〃。②幸亏徐广缙后来也离开了两广总督之职，否则就轮不上叶名琛身败名裂了。徐广缙之后，叶名琛继承了这种儒家衣钵，结果把自己给继承到英夷手里了。
问题是咸丰看不到叶名琛失败的真正根由，正如他看不到清政府对付不了英夷的真正根由一样。他以为，叶名琛失败就败在刚愎自用，没有充分利用民心民力。现在，他想利用民力了。现代化战争，跟民力无关，只跟国力与民心有关。
国力的体现是多方面的，既有硬力量，也有软力量，清政府软硬都没有，没有现代化武器，没有现代的民意政府，没有普世的价值观，整个一三无政府。它靠什么来抵抗外夷呢？
议会的通过就是民心的表现，问题是清政府没有议会，就连传统的民心也不剩多少了。1850年，广西太平叛乱，广东的凌十八支部跟着起义；1854年，广东红巾起义大爆发。按叶名琛自己所说，亲自下令处决了十万叛民。在这种战乱中，团练为了保卫身家，重新兴起，而且官方也开始重新支持团练了。它最冒险的举动，就是打破了回避制，直接让官员回自己老家做团练大臣，利用血缘及关系网，组建团练。后来的湘军、淮军就是按这个套路来的。这个时候的咸丰，把希望寄托在了广州三绅身上。
第一绅是龙元僖，一直做翰林院编修、国子监祭酒、太常寺卿来着，1853年，被任命为家乡顺德县团练大臣，到家后很受百姓欢迎。问题是，团练的维持需要长期的捐款，百姓的欢迎与支持是有限度的，而绅士们的热情也是有限度的，到最后，第二次鸦片战争发生前，捐款早已变成摊派甚至勒索了。以至于魏斐德认为〃战争的迟来削弱了官方的团练运动〃。也许是这样，1857年底，英法进攻广州时，几乎没有遇到抵抗。正规官兵本就不指望，但是团练的力量也没有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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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7节：广东三绅：将团练进行到底（2）
第二个团练大臣是龙的同学兼同乡罗惇洐，从翰林院编修一直做到刑部侍郎，这会儿正在家服丧呢。
第三个团练大臣是龙、罗的同年兼同乡苏廷魁，1835年入翰林院，与龙、罗同事。1854年，他丁忧在籍，也没闲着，既热心帮助政府镇压广东的红巾起义，还组织团练前往广西帮助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于是，这三人顺理成章地成了咸丰在广东驱逐洋人的三根支柱。三根支柱本想设局东莞，可是东莞离广州太近，遂选在了离广州100余里的比较远的花县，这样就安全多了。
他们所能做的事，就是敌后骚扰：第一，对外国人头制造了赏格；第二，制造恐怖主义，不时的杀人放火；第三，利用宗族势力与宗法，勒令那些在广州、香港为英夷打工的打工仔打工妹们自动回家，否则您全家就都是汉奸了，后代还不让参加高考。如此高压之下，光香港就有两万名打工者被迫回家了。没有人侍候，英国人的日子就很不好过了。这就是广东三绅的团练运动。但是，它离驱逐英夷还远着呢。
广州的英夷没有驱逐，这边，天津的大沽又要开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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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8节：俄国公使狡猾：最先换了约（1）
第六章换约换来了第二次大沽口之战
1．俄国公使狡猾：最先换了约
俄国大大地狡猾，抢在英法之前率先和清国互换了天津和约。他们的换约使节是新任驻北京东正教会监护官彼罗夫斯基（P。N。Perofski）。
提到沙俄驻北京东正教会监护官，我们这里得补充两句。中俄关系在当时，相对于其他西方列强有与众不同之处。因为别的国家在北京既没有东正教会，更没有监护官。沙俄能弄这么个驻京办，着实占尽了先机。那么沙俄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
17世纪40年代起，乘大清入关之机，沙俄开始侵入黑龙江流域，占领尼布楚和雅克萨等地。期间，沙俄政府也不断的向中国派出商团与使团，要求中俄建交通商云云。但由于沙俄在黑龙江的非法侵扰；由于沙俄拒不引渡出逃俄国的偷渡犯……居住在嫩江流域的索伦部头人根忒木尔；更由于清政府只认朝贡外交……对俄使拒不叩头却要求亲递国书的执拗很恼火，所以双方总是谈不拢。
虽然有些使团代表回去后向政府汇报：拥有大炮、火绳枪的中国，并不懂得按照军事科学的要求行动，因此，一支不大的欧洲军队就可以把他们制服。但是，大清毕竟是个新生的政权，军队战斗力还是可以的，何况沙俄当时在南方正忙着夺取克里米亚，在西方正准备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人力物力有限，在中国边境投放的侵略人马那是相当的少，一支侵略人马，少者二十来个人，多者六十来人。
著名的1685年的第一次雅克萨（俄方称雅克萨为阿尔巴津）之战，沙俄方面顶多一千人马，清方出动三千人马；1686年的第二次雅克萨之战，沙俄方面八百来人，清方出动二千人马。①除了人力悬殊之外，当时双方的武器也不相上下，虽然当时的沙俄已普遍使用火枪和手榴弹，但是清方除了刀、矛、弓箭，除了一手拿藤牌一手拿刀片的英勇无敌的福建藤牌兵，它还有红夷大炮……明末由葡萄牙人、荷兰人贩运到中国的16至19世纪之间的英式前装重型滑膛炮和康熙年间清方仿照红夷大炮所制造的神威无敌大将军炮，所以跟俄方的大炮清方的大炮是一个水准。何况攻城略地看重的就是大炮呢？所以，中俄之间当时的会战，大清政府还是挺占上风的。
第一次雅克萨之战后，俄方六百多俘虏被清政府放归，可是还有四五十人愿意留在清朝，于是他们被迁入北京。在康熙皇帝的亲自授意下，把他们编为最嫡系的部队……八旗满洲镶黄旗，编制为镶黄旗满洲第四参领第十七佐领，史称〃俄罗斯佐领〃（俄国史籍称他们为〃阿尔巴津人〃）。康熙当时这样做，有自己的考虑……这些人在以后的中俄战场上将会有用。康熙把他们送往黑龙江前线，让他们侦察敌情和招降俄国士兵。所以俄国人提到〃阿尔巴津人〃，在某些特定场合，意为〃俄奸〃。
1689年中俄两国结束战争，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两国东段疆界，准许俄商前来北京贸易，又规定在此之前，凡在中国的俄国人和已在俄国的中国人均不必遣返。于是这些〃俄奸〃得以在北京留居下来。据清代学者俞正燮考证，雅克萨战争前后留居北京的俘虏和他们招降过来的以及主动投奔过来的东正教徒，合计已有百人。他们被安置在属于镶黄旗地面的东直门内胡家圈胡同。清朝政府对他们的生活待遇很优厚，和旗人一个标准，供给他们住房、衣食，发给他们年俸，准许他们与中国人通婚，将步军统领衙门收押的女犯配予他们为妻，还给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匹配了大户人家的女人。他们与其他旗人一样，以当兵为基本职业，并领有粮饷。一些人被授予官职，一些人则在衙门中担任翻译工作。
这样的生活，比当初做俄兵或者武装移民享受多了。宗教信仰方面，清政府对这批俄奸俄俘也是相当的宽容，竟然给他们信仰自由。
他们中有一个叫马克西姆·列昂季耶夫的，是教堂司祭。康熙皇帝把胡家圈胡同内一所关帝庙赐给他们作为临时教堂，还授给列昂季耶夫七品官衔，让他主持教堂活动。当时，中国人把俄罗斯人称为〃罗刹〃，这座小教堂遂被称为〃罗刹庙〃。列昂季耶夫从雅克萨城带来了圣尼古拉的神像，所以，这座教堂也称为尼古拉教堂。
由于尼布楚条约规定，俄商可以前来北京贸易，所以俄国开始在赴中国的商队里混几个教士到北京秘密活动，并且与〃罗刹庙〃建立联系。这样，原先所谓的俄奸根据地，慢慢地就渗透进了俄国特务，快要变成俄国特务驻京办了。
1711年，俄国一商队来到北京，领队胡佳科夫按照彼得一世的授意，以列昂季耶夫年老为理由，要求理藩院准许俄国另派教士来京接替，康熙皇帝同意了这个要求。1715年，俄国派遣的第一个传教士团到达北京。清政府居然还定期赐给他们生活费和粮食。政府不知道，北京的东正教这时已开始发生性质上的变化，也就是说，俄国政府可以通过对这个传教士团施加影响而达到自己的政治与军事目的。事实上，后来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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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9节：俄国公使狡猾：最先换了约（2）
1727年中俄订立了《恰克图界约》，该条约规定，由中国方面帮助俄罗斯东正教会在北京建立新教堂。还规定，传教士现在京一人，可以从国内补来3人，另可携带6名艺术及语言方面的学生。此后养成了惯例，传教士团每10年轮换一次，每次由大约4名神职人员（修士大司祭一名，修士司祭两名，修士助祭一名，由清政府供其食宿之资）和6名世俗人员（名义上的学生，由俄方提供食宿，有些学生在理藩院做翻译，盗窃中国情报简直太容易了）组成。从此时起，一批一批的传教士团来到北京。至于新教堂，在北京城南部的东江米巷（即后来的东交民巷）建成，旧教堂与新教堂一北一南，这就是所谓的俄罗斯北馆和俄罗斯南馆之由来。俄罗斯北京传教士团随即由胡家圈胡同的北馆迁入南馆。
1808年开始，俄国外交部还正式派出一名监护官随同，负责教士团的换班事宜。至于教士团，一开始由沙俄西伯利亚事务衙门领导，后来干脆直属沙俄外交部管理了。于是乎，北京的教士团，吃着清政府的大米拿着清政府的工资，却变成了俄国外交部的下属机构，在沙俄政府的训令下，担当了以下活动任务：其一，维持北京俄罗斯人的东正教信仰。他们中的一些人，受到中国妻子与中国生活环境的影响，不但坠入了温柔之乡，还对东正教置之不理了。其二，完成俄国政府的外交任务，自康熙年间至咸丰年间，俄国东正教会传教士团，一直兼为俄国政府驻华代表。这也使俄国成为1860年以前唯一在中国首都保持使团的国家。其三，向俄罗斯商队提供住所和帮助，发展中俄贸易。其四，多方面研究中国，刺探情报。政府后来甚至训示：传教士团的主要任务不是宗教活动，而是对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与对中国政治活动的汇报。①
最令人感叹的汇报是：清政府是一个人口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