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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马克思这一点分析不是很正确。当时的鸦片贸易虽然不是合法贸易，但对中国人来讲，鸦片恰属正常的日用消费。中国人民就爱这一口，买不到鸦片，省下来的钱也不会买钢叉和钢琴的，更不会买睡帽睡衣。中国人民可没有恁傻：两根棍吃饭就吃得上下翻飞，堪比功夫熊猫和他师傅了，为什么要舞叉弄刀呢？一片树叶一根竹管就能吹出美妙的乐曲，为什么要花钱弄家一个笨重的大怪物呢？还有，光肚肚睡觉觉，省钱又舒服，为什么要穿睡衣戴睡帽呢，那不跟脱裤子放屁一样好笑吗？
第二，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阻碍。马克思说：〃除了鸦片贸易之外，对华进口贸易迅速扩大的主要障碍，乃是那个依靠着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马克思认为，中国的农业与手工业直接结合而造成的巨大节约，对大工业产品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马克思这一点比较正确。因为大工业产品在流通中增加了各种非生产费用，而中国农民们的劳动力与劳动时间根本不值一个钱。他们就用人的不值钱来抵抗机器工业品的廉价。你再廉价，抗不住我这边不值钱。典型的自己动手，自衣自食，外来商品无从侵入。
除此之外，一些英国人模糊地发现，中国人根本没什么需求：〃中国人的习惯是这样节俭，这样代代相传，以致他们穿的衣服正是他们祖先以前所穿过的，这就是说他们除必不可少的东西外，不论卖给他们的东西多么便宜，他们概不需要〃。我觉得，这才是接近真理的发现。一句话，你工业品再便宜，挨不住我们不需要；你鸦片再贵，挨不住我们就是需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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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节：英国傻佬：高兴得过早了（2）
问题是，一般的英国人，既没有马克思的头脑……有此头脑也不认此理，也不认同个别英国人的发现……有此发现也要用其他法子弥补。1847年，英国下院选出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调查中英贸易情况。调查报告承认：〃贸易上困难的发生，不是由于中国对英国制造品的需要不大，也不是由于别国日益厉害的竞争……鸦片烟款的支付……吸收了银两，这就对中国人的一般贸易大有妨碍。〃他们承认，鸦片贸易损害了中国人的正常消费能力，但是这并不构成英国禁绝鸦片贸易的动力，相反，政府中一直有人主张鸦片贸易的合法化。
中国学者一般的解释是，鸦片收入占英印政府收入的很大比例，所以政府不会主动断绝鸦片贸易的。此种解释并不通情达理，当时的条件下，鸦片贸易顶多会遭遇教会组织及教会人士的道义上及舆论上的谴责，政府不会、也不能运用权力进行任何干涉。正如当时的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所言：英国既不是鸦片贩运的原始根源，也没有权力能对它进行根绝。其原因在于：第一，英国当时流行自由贸易主义，政府即使有心，也没权禁止大家的贸易自由。第二，禁毒要在很久以后才会成为全人类的共识，并为各国政府所相继立法。就拿鸦片贸易来讲，美国直到1885年才立法禁止其本土的鸦片贸易，但禁令并不严密。至于英国，1868年制定了《毒品药店法案》，对英国本土的鸦片贸易给予了一般性限制，1914才真正禁止。
英国政府权力的有限与英国人心智的有限，导致他们只能滑向如下思维……既然鸦片贩运没法根绝，那么贸易的发展问题就只有从中国方面考虑了。中国方面有什么问题呢？他们认为：《南京条约》确定的范围过于狭窄，让步过于有限。还有，英国人在中国做生意，遭遇了中国的歧视和反抗，清政府鼓励他们猜忌排外，从而秘密地间接地抗拒外国制造品的推销。某种程度上，调查委员会对于中国供求不足的研究存在盲人摸象般的偏差，没有直接摸到根儿上。也难怪洋人，咱们改革都叫摸着石头过河，人家大老远地跑过来远征，举目无亲，人生地不熟的，更是摸着石头侵略了。不过，我们不得不承认，人家英国方面摸的也不算太离谱：希望在中国多开几个口子，肯定有利于贸易的增加吧？清政府官吏鼓励下的排外情绪与中国士绅天然的顽固情结，肯定不利于贸易的开展吧？不信我们先去广州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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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节：广州故事：俺最会说〃不〃了！（1）
4．广州故事：俺最会说〃不〃了！
按照条约，至少广州领事进入广州城是不存在任何歧义的，但是广州绅民坚决不同意。广州绅民越不同意，英方就越坚持……虽然英方也认为它无关乎商业利益，但是面对广州的敌对情绪，英方就把它当作原则性问题了：你不叫进俺偏进！某种程度上，英国与中国一个德行：出门混世界，要的就是一个脸面嘛！双方就这样较上劲了。从1843年到1857年，一直较到英法联军直接出兵侵占了广州城，广州绅民才开始服劲儿。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表面上中英之间停战了，但实际上新的战争却一直在酝酿中：英国方面，时刻准备再次战斗。
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在广州人民反入城最高昂的时候向英国政府汇报说：〃我们不能奢望我们自己或是中国皇帝的努力能够立刻改变一国人民，抑或仅仅是一个城市人口的性格和习惯；不过，上次战争曾经表明，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候把中国统治者们的自负心理贬低到与他们的军事力量相接近的水平〃。阿礼国的意思很明白，中国的军事力量很落后，自负心理却很先进，所以需要英国出面帮助它调整心态，否则它一直弄不清它是老几。至于中国方面，广州绅民干脆并没有休战，他们从一鸦一直抗战到二鸦，期间的自负心理可能达到了与英国的军事力量相接近的水平。这是一场怎样的不对称较量呢？
（一）耆英与璞鼎查：恳求与哄弄
英国方面第一个提出进城的，是耆英的干亲家、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的侵华全权公使璞鼎查爵士（耆英曾用人情笼络璞，降尊纡贵，给璞的大儿子做了干爹），时间是1843年。当时中国的钦差大臣耆英正与自己的干亲家璞鼎查在虎门的谈判桌上商订通商章程，璞鼎查时不时地想进城谒见自己的干亲家，原先是恳求来着，后来不耐烦了，改为责备。看来璞鼎查也太不理解这位干亲家了：干亲家签订了这么多卖国条约，容易吗？
耆英深刻地明白，他的前任……伊里布就是因为夷务问题而被气死的。时间是1843年3月。气死的原因很简单，谁在广州办夷务，谁就注定沦为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一头是民情汹涌、坚决反对英人入驻广州城的广州人民；一头是根据《南京条约》条款、坚决要求进城的强悍的英夷。临死前伊里布老头曾向他的谈判助手黄恩彤密授机宜：〃洋务只可粗枝大叶去画，不可细针密缕去缝。〃
说得对，问题是夷务之初咱可以粗枝大叶地画，一直这样乱画，哄得了自己哄不了外人，至少英夷就不答应。伊里布死后，耆英被皇上任作了夷务钦差并于1843年6月到任，这刚到任，干亲家就叫唤着要入城。啥亲家么，也不给亲家一点时间。无奈之下，耆英答应在城内宴会干亲家，也算变相准其入城一次吧。但是他没想到，消息一出，民众大哗，在籍内阁中书何有书更是联系八十名绅士直接上书耆英：你可不能这么干，俺们不愿意！二百年间，夷人从没进过城，大家都习惯了。现在突然让他们进城，还可以排着仪仗、坐着小轿前去拜见地方大吏，民间闻所未闻，见所创见，震慑人心，惊骇耳目啊！到时候观者定如堵墙！广州各县团民十万，可能不会因此滋事，可是省城之人五方杂聚，良莠不齐，有那烂匪凶徒，从中起衅，惹着了夷人，夷人会反过来跟咱找事。咱本来是跟夷人和好，结果不反而与夷人有结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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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节：广州故事：俺最会说〃不〃了！（2）
不能小看这封信，字里行间，何有书软中带硬，连吓唬带提醒的，耆英可不敢不慎重对待。因为按黄宇和先生的统计，当时广东人口2100万，士绅只有38638人，占很小的一部分，但他们能量很大，是各宗族领袖，也是宗族械斗的策划者和指挥者，养成了好勇斗狠的性格和非凡的组织能力。所以广东历任督抚都不敢对他们等闲视之。总之，何有书不让璞鼎查入城，璞鼎查的干亲家耆英就不敢批准。他给璞鼎查写了一封可怜兮兮的信，说：城内城外本没有什么差别，问题是广州民风与它处不同，面谕开导，仍然不行。我跟巡抚商量了，让地方官接着开导，广州开关贸易后，咱再商量入城的事儿：〃如有一语相欺，上帝鉴之〃。璞鼎查一看干亲家都指天发誓了，就不好意思再拿进城相逼了：既然你已经承认城内城外无差别，算是承认俺们的进城权了。那就往后拖一拖吧。
（二）德庇时的叫板之下，耆英与黄恩彤弄了个灰头土脸
英国方面第二个提出进城的，是1844年继任驻华公使的德庇时。这家伙是个中国通，1813年就在广州商馆里任职，1816年做过阿美士德使华使团的翻译，1933年起历任英国驻华商务第三、第二监督和总监督。1845年，他开始向耆英交涉入城问题。耆英回答曰广州人民众志成城，请德庇时体谅。德庇时不是他的干亲家，当然不屑于体谅他，反而向英国外交部呈文，提出：如若不让进城，即使清政府付清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赔款，咱也不能交还它的舟山岛。对耆英这边，德庇时扬言要动兵侵占广州。无奈，耆英伙同他的助手、广东巡抚黄恩彤开始了两面忽悠：
一方面，向道光上奏，其他四口都让外国人进城了，广州再这么坚持，没有借口啊。虽然舟山与广州比较起来，后者为重。但是舟山之退还与广州之进城，则是前者为重，两害相较取其轻，咱还是准人家入城吧。
另一方面，跟德庇时煽情，不退还舟山，俺这位置就不保了；进城问题，俺一直在尽力以期对得起您这位知己。黄恩彤给德庇时的信，更是忽悠得厉害：当时两国讲和，朝中大臣有异议，都是耆大人一力承担下来的，吃水不能忘挖井人啊；舟山若不交还，皇帝肯定认为耆大人说话不算数，皇帝治他的罪，你不心疼？况且中国的大臣中，像耆大人这么老实的，没有几个啊。他一旦下了，接办的不知啥人呢；有那黑社会，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专跟官府作对。官府使劲儿禁，可能激成事端；不使劲儿禁，禁不动，无颜对外人。大家都是出来混的，得互相体贴不是？
耆英与黄恩彤说的都是老实话。道光那里还好糊弄，问题是德庇时不把他俩当知己，逼迫更甚了。两个人无奈，只好于1846年1月13日贴出准许英人进城的告示。告示一出，众哗。有人遍贴小广告：夷人敢进城者，诛！甚至有小广告上还写着〃先杀勾通卖国之奸臣〃的豪言壮语，矛头直指耆英等人。据说百姓一下子就封了〃八大汉奸〃，耆英、黄恩彤和广州知府刘浔占了前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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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节：广州故事：俺最会说〃不〃了！（3）
1846年1月15日下午，传闻广州知府刘浔与英人密订进城日期回署了，广州民众数千人冲进了他的衙门……放火，不但烧了人家的衙门，连人家的朝服也给烧了。这就叫爱国有理，咋都有理。放平日，百姓敢这样与官府作对吗？即使敢作对，也铁定算谋反。所以，啥事一沾民族气节与爱国感情，就复杂了，谁都不敢惹的。可怜的汉奸刘浔，从后门狼狈逃出。
众怒难犯之下，耆英与黄恩彤将刘浔撤职，并贴出布告，说13日那个告示是考察民情的，既然大家不愿让英人进城，那咱就不让他们进。耆英虽然顺应了民情民意，但是他的处境更困难了。北京那边，帝国政界渐起一个强有力的反对派；广州这边，士绅民众掀起了强烈的排外高潮。大家拒绝接受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局，批评战后所签的条约，拒绝执行其条款。耆英身处中西夹缝中，首先失去的是国内的支持与同情，失去的是一个总督大员所应有的权威。
按马士所言：〃他本来可以用他的政治家才能挽救这个帝国，但是他觉察到他自己已经孤立无援。〃中国这边不理解耆英的苦处，英国那边则理解了。刘浔事件，让德庇时确认了耆英与黄恩彤的诚实。他发现，耆英是中国官员中罕见的例外……偶而不照条约行事，或许是因为他的处境困难，而不是由于他天性褊狭。德庇时还发现，欧洲国家派驻中国的代表接触过的人物中，耆英不但是品级最高，为人也是最值得尊敬的。
这个时候，担任英国外相的托利党人阿伯丁也同情上了耆英，他通知德庇时：关于开放广州城的问题，无论做什么可能损害到耆英地位的事，都应仔细考虑，因为广东人对于所有的外国人仇深似海，倘若耆英被迫去强制他们采取顺从的态度，他的处境将是十分困难的。有鉴于此，德庇时遂有所退步。他提出，在清朝皇帝同意英人拥有广州进城权及舟山退还后不再另给他国的前提下，他可以推迟进城时间。能推迟就推迟，解决燃眉之急嘛，耆英当然没啥可说，双方于1846年4月4日签订一个《英军退还舟山条约》。关于进城条款如此规定：〃进粤城之议，中国大宪奉大皇帝谕旨，可以经久相安，方为妥善等因。此次地方官难管束粤城市民，故议定，一俟时形愈臻妥协，再准英人进城。然此一款，虽暂迟延，断不可废止矣〃。进城问题虽然暂时不提了，但是广州的民夷冲突却一波高过一波：
1846年7月，英商因为广州商馆附近水果贩子的叫卖声与华民冲突，群众包围商馆扔石头，英商开枪射击，中方死三人。18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