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话，祝贺‘打了一个胜仗’，这当然要负一定的罪责，但是从这一犯罪活动的整个过程来看，事先策划、煽动、支持王效禹镇压群众的是张春桥。张春桥应对这一罪行负主要责任。根据以上几点辩护意见，请法庭在对被告姚文元量刑时予以考虑。”
辩护人韩学章发言后，公诉人检察员王文林发言，他对姚文元刚才的辩护进行驳斥，他说：“事实很清楚，被告人姚文元在辩护中的言论，是玩弄辞藻，花言巧语的狡辩，是拒不认罪的反抗，也是他不珍惜和滥用法律给予的辩护权的表现。”
王文林发言后，辩护人张中发言。他说，关于被告人姚文元的态度问题，从查阅案件材料看，在公安机关预审阶段和检察机关提审过程中，姚文元对问题还是交待的。从庭审调查开始以来，对特别检察厅起诉书指控的罪行，姚文元都作了比较详细的回答，对主要的事实还是承认的，表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并愿意承担责任，以上情况，请法庭予以考虑。
审判长曾汉周宣布法庭辩论终结。他说被告人有最后陈述的权利，问姚文元还有什么话要说？被告人姚文元答：“我原来准备要讲的就是刚刚要讲的那几点，现在不准备再讲什么。”只是表示在服刑期间将认真学习政治经济学，并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在被告人姚文元作最后陈述后，审判长曾汉周宣布：本法庭对公诉人的发言，辩护人提出的辩护，被告人姚文元的辩护和陈述，在评议时予以考虑。被告人姚文元，你下去以后，等候宣判。现在休庭。
初审江青 法庭调查（一）（1）
1980年11月26日上午，第一审判庭开庭审问江青，出庭支持公诉的有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副厅长喻屏、史进前、6名检察员和6名助理检察员。特别法庭出庭的有庭长江华、副庭长伍修权、曾汉周、黄玉昆和17名审判员。第一审判庭审判长曾汉周主持审判活动。审判员曲育才、沈建进行法庭调查。
江华庭长开庭宣布：按照本法庭的决定，第一审判庭审问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和陈伯达5名被告人，今天开庭审问江青。随即传被告人江青到庭。法庭就起诉书指控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密谋策划，由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主席诬告邓小平、周恩来等，阻挠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事实进行调查。
审判长就以下问题审问江青：1974年10月17日夜，是不是你把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召集到钓鱼台17号楼去的？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说了些什么？王洪文去长沙是不是你们4人共同密谋的？你为什么要王洪文在毛泽东主席接见外宾之前去？
江青对以上审问的回答，均是“不记得”或“不知道”。
检察员王振中发言，揭露江青等人密谋策划诬告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副总理的事实。接着法庭出示、宣读有关证据，并传唤同案被告人王洪文出庭。这位“文化大革命”中上海造反派的总司令，被提拔到党中央副主席的高位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人物的出庭，引起人们的相当注意和兴趣，看到他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真有点儿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之叹！他在法庭上的表现是尽量恭顺，同江青的反差很大。王洪文在法庭上一直不敢面对江青，似乎感到双重压力，供述也特别小心。他在法庭上供认，他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起密谋到长沙去向毛泽东主席诬告邓小平等，召集人是江青。但王洪文供述：“去长沙是我主动提出的，江青等均表赞成。江青还提出要赶在毛主席接见外宾之前，去长沙见毛主席。”王洪文还供认，从长沙回到北京后，即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传达了去长沙的情况，在传达过程中，江青又通知了王海容、唐闻生来参加。事后江青又叫王海容、唐闻生再去长沙向毛主席诬告邓小平，其目的就是要阻挠邓小平出来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江青起初听着王洪文的供述时，沉默不语。但不久就按捺不住了，上身前倾，紧紧地按住头上的耳机，似乎是仔细地在倾听，愈来愈激动，不停地对王洪文翻白眼，表明她对王洪文在法庭上的表现和供述深表不满。江青下来后说：“王洪文就讲了一句实话，就是上长沙告状是他自己提的……”
江青在王洪文供述过程中情绪激动，突然高声大叫：“报告法庭，我要方便一下。”曾汉周庭长听见江青叫声，迟疑一下。江青又高叫：“我要方便一下。”曾汉周庭长听明白了，立即表示允许，就由两位女法警将江青带出法庭，法庭调查被迫中断。王洪文也暂时退庭。全场等候约10多分钟，江青回到法庭暂时未见到王洪文便吼叫起来：“他在哪儿？王洪文在哪儿？”王洪文再次出庭供述时，江青一直对他翻着白眼。王洪文讲完后面容惶惑不安，江青也以无奈的神情，看着王洪文被带下法庭。接着，出示和宣读姚文元有关供词及提供的日记摘录，以及###的有关证言节录，都证明了起诉书指控的事实。法庭还通知王海容、唐闻生先后出庭作证。接着，检察员江文发言，揭露江青在1974年10月1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借“风庆轮”问题发难，把矛头对准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及国务院其他领导人，阻挠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为他们篡党夺权创造条件。这就是长沙告状的起因和它的背景。
审判长曾汉周又重复以前的问题再次审问江青，而江青却在大量证据面前仍然作否定回答。曾汉周最后宣告被告人江青策划“长沙告状”诬陷周总理、邓小平等领导人的事实已调查完毕。把被告人江青带出法庭后，宣布休庭。
初审江青 法庭调查（一）（2）
江青一出法庭就气势汹汹地嚷叫：“骗人，《刑法》、《刑事诉讼法》都是假的，王洪文发言为什么不让我对质？”江青又大骂：“王海容、唐闻生两只耗子，看到毛主席的船要沉了，就往邓小平的船上跳。”这也许是江青深感到众叛亲离，失道者寡助的苦楚和自己的打算落空的气愤。还说：“我辛辛苦苦写了两个月，都白费了。”
当“长沙告状”的法庭调查实况，通过电视广播后，举世瞩目，也引起世界各地强烈反映。律师们心中也有数，因为在本案审理前，中央领导就明确指示，要严格将政治上的路线错误与法律上的刑事犯罪区分开。而长沙告状的行为是否属于《刑法》上的诬告陷害行为，是需要研究的，律师也向法庭作出反映。最后，特别法庭在判决中未将长沙告状的行为认定为犯罪写入判决书中，从而严格地划清了罪与非罪（在本案中即所谓路线错误和刑事犯罪——编者）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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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江青 法庭调查（二）（1）
1980年12月3日上午9时至11时15分，第一审判庭第二次开庭审问江青。特别法庭庭长江华，副庭长曾汉周和17名审判员出庭。第一审判庭审判长曾汉周主持审判活动，审判员沈建、刘丽英、曲育才进行法庭调查。
出庭支持公诉的有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副厅长喻屏和5名检察员。
江华宣布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继续开庭进行法庭调查，传被告人江青到庭。江青由两名女法警押进法庭，坐在她那固定的被告席位上，她在抚平衣服、理一下头发的瞬间环顾四周。在听众席的前排，本案被害人之一王光美正坐在离她不远的座席上。她们这次相见，应有天翻地覆之慨。
这次特别法庭就特别检察厅起诉书指控江青诬陷、迫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的事实进行法庭调查。
审判员问江青：“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是不是由你控制、指挥的？”
江青回答是：“我是分工在这专案组里。”这回答显然是在避重就轻，没有承认她控制、指挥的事。法庭宣读1968年2月26日谢富治在“王光美专案组”报告上的批语：“大叛徒刘少奇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发报告给江青同志。”还宣读了原中央专案小组第一办公室副主任兼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组长肖孟证言：1967年5月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刚成立时，康生、谢富治在中南海西楼一次专案组负责人会议上宣布，刘、王专案组由江青负责，其领导成员还有谢富治、戚本禹等。康生虽没有列为该专案组领导成员，但他是直接插手这个专案的，经常出谋划策。
法庭宣读被告人江青1968年6月26日写给中央专案调查小组的信，信上说：“第一办公室对我负责的专案，就出现了不正常的现象：一、不给我看原件，擅自摘要打印呈阅件。二、更严重的是这个摘要件把一些重要问题没有摘，这是否有包庇之意？此事我已在24日的碰头会上批评过，因为第二办公室把负责的专案不给看了，说穿来，两个办公室对我都有夺权的现象。”
当法庭向江青出示她亲笔写的这封信时，她只能无奈地承认说：“噢，那是我写的，我看了。”
接着法庭宣读谢富治等1968年7月29日写给江青的检讨报告，同时，宣读了张春桥1968年11月6日在上海市革委会议上的报告，这些都证明江青对刘少奇专案组的控制与指挥。张春桥还证明：“这个工作是江青同志抓的，几乎每天都要找她搞出这一本审查报告（指对刘少奇的审查报告），就是要叫刘少奇永世不得翻身！”
法庭还两次播放了江青1967年9月18日接见中国京剧团等单位的讲话录音：“我现在负担着第一个大专案，有一天，我搞了五六个小时……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刘少奇是一个五毒俱全的大反革命、大内奸、大叛徒、大特务。太恶劣了……我觉得，他应该千刀剐，万刀割……”
江青听后说：“没有什么要说的。这是我对艺术家们谈别的问题，大概插了这么一段。”她的这点说明，似乎想减轻她那番话的分量。对江青控制、指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的事实经过法庭调查，已经证据确凿，十分清楚。
接着法庭又宣布，对起诉书指控的被告人江青为了诬陷、迫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制造伪证，非法逮捕河北省副省长杨一辰、刘少奇的炊事员郝苗等11人的事实，进行调查。
江青对审判员的审问回答均为：可能有的记不清或不记得了。
检察员李天相发言，揭露：江青伙同康生在1967年7月27日以杨一辰是刘少奇、孟用潜被捕叛变的重要见证人为由，将杨一辰拘禁，关押了8年多。他提请法庭宣读和出示证据。
法庭出示和宣读1967年7月21日原“王光美专案组”向江青、康生等人的报告，以及江青、康生7月27日的批件。报告原文：“为尽快查清刘少奇的问题，取得旁证。我们意见将杨一辰调来北京、交卫戍区监护隔离审查。”江青在报告上批注“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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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江青 法庭调查（二）（2）
出示证据后，审判员问：“这是事实吧？”
江青回答：“是事实。”
又问：“刘少奇的炊事员郝苗是不是你决定逮捕的？”
江青回答：“不记得了。”
法庭随即出示和宣读1967年6月8日江青在一个报告上的批件。报告原文：“郝苗的档案我们找来看了一下，更证明他的问题疑点确实很多，可能是国民党军统特务。我们同意江青的指示，赶快把郝苗逮捕审查。”江青批：“照办。”
法庭通知郝苗出庭作证。郝苗在法庭上说：“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动组织，江青为了害刘少奇主席和王光美同志，就连我这样的厨师都不放过，想从我身上找材料，给我扣上一个军统特务嫌疑的罪名，把我关起来，逼我诬陷刘少奇同志和王光美同志，折磨我多年……”
被告人江青听着郝苗的发言，低头无语。
审判员又问：“冯少白、曹亮、梁淑德、马国钧、于君羊、苏士文等人是不是你决定逮捕的？”
江青答：“不记得。”
法庭随即出示和宣读江青决定逮捕这几个人的证据，江青看了证据后，在白纸黑字面前，说道：“我看了，是我写的字。”
审判员接着问：“你被指控伙同康生诬陷王光美是美国特务，对王光美进行迫害，这是不是事实？”
江青企图争论一番：“我认为都是合法的，因为有中央的号召，有群众的揭发，至于关起来多少年跟我关系不大。”
审判员又问：“你在报告上打了一个大‘×’，同时批：‘搞得不好，退王专案组’。这是什么意思？”
当接触到这类实际问题时，江青都回答：“内容我不记得。”江青的回答显然是上推下赖。接着检察员李天相发言，揭露江青在报告上打个大‘×’，是因为这份报告没有完全肯定王光美是“美国特务”。江青很不满意，因此在报告批“搞得不好，退王专案组”。后来，康生搞了一个报告，完全肯定王光美是“美国特务”，这样江青就满意了。
法庭通知原“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组长肖孟出庭作证，他说：“1967年9月3日晚上，康生从钓鱼台电话通知我到钓鱼台，上楼一看，只有江青和康生两个人在座。江青说：‘今天晚上你们专案组要写一个逮捕王光美的报告，明天早晨把这个报告交给我。’康生说：‘王光美的问题可以定了，逮捕王的报告要很快搞出来。’当时我和专案组的同志都感到这个布置很突然。因为没有确凿的材料证明这个问题，还有很多调查工作没有进行。专案组连夜突击拼凑了一个报告，送上去后，江青在报告的第一页上划了一个大‘×’，并批上‘报告搞得不好，退专案组’。专案组看到退回的报告，知道江青生气了，决定由我拿上报告去问康生究竟怎么办？康生看后，他说你们写的这个报告根本不能用，你们没有体会我和江青同志的意思，不能说明问题。他说算了，报告由我亲自来写好了。事后我看到康生9月8日写的逮捕王光美的报告，给王光美加上‘美国战略情报局的特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