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被告人原来对律师辩护也存在不正确认识，怕请律师辩护会被认为“不认罪，不服法”，以致不利于对自己的量刑。随后受到了事实的教育，有些被告人，经过律师在法庭上的辩护，知道了律师确实维护了他们的合法权益，对辩护律师大加赞扬并表示感谢，从而使他们原来对律师的错误观点也得以改变。
3。 树立了刑事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的范例。1979年的《刑事诉讼法》第26条规定，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外，还可以委托律师辩护。林、江反革命集团案是全国性的特别重大的案件，被告人还有律师为之辩护，这就树立了一个范例：所有刑事案件都应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让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包括律师辩护。1983年“严打”初期，这一范例就发挥了重要作用。众所周知，1983年严厉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几种严重犯罪开始的一段时间，对于一些“严打”案件的被告人就没有律师为之辩护；并且这种情况不是个别的，而是全国性的，造成很不好的影响。中央政法委书记陈丕显知道了这一情况，立即指示司法部门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还有律师为之辩护，为什么严重刑事案件被告人没有律师为之辩护呢？这是不正常的现象，应当立即加以纠正。根据陈丕显书记的指示，各级司法行政部门迅速采取措施，纠正了错误，从而充分体现了律师为林、江反革命集团案主犯辩护所起的范例作用。
（二）有助于案件审判质量的提高
《刑事诉讼法》理论认为，辩护人帮助被告人行使辩护权，“可以协助司法机关全面查明案情，准确认定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公正处理案件，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①。因为辩护人能够比被告人自行辩护更好地维护其权益，尤其是辩护律师，既懂法律，又有诉讼经验，可与控方进行有力地争辩，使法庭正确认定案件，适用法律，公正地处理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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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护工作的意义（2）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律师辩护，确实对审判案件质量的提高起了积极的作用：（1）促使检察人员更加认真地考虑他们所指控的问题。例如在事后一次座谈会上，有一位检察人员说：“律师出庭，对提高办案质量有好处。开始听说有律师辩护，思想有顾虑，担心律师对我们指控的问题从法律上提出不同意见，因而促使我们对之反复考虑，力求无误。”（2）协助审判人员全面查明犯罪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例如在上述座谈会上，审判人员说：“律师辩护对保证案件公正审理，正确执行法律，促进工作更为慎重，确有好处。律师最后讲几句，很重要，使审判人员感到对情况的了解更完备。”事实的确如此，正由于律师从不同方面辩护，原来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的罪行去掉了7条，使特别法庭的判决书对被告人罪行的认定，较之起诉书更为准确。（3）说明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认罪态度，有助于特别法庭正确量刑。辩护律师在为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江腾蛟等被告人辩护时，对他们的认罪悔罪、交待罪行的态度均作了有利辩护；对吴法宪、江腾蛟揭发同案犯罪行的有利情节更特别加以说明。上述辩护的事实，特别法庭在判决书中都一一行文确认。可以看出：律师辩护的这些情节在法庭对被告人的量刑上都有所体现。
（三）表明我国司法正在前进中
美国《纽约时报》1980年11月23日文章（记者，巴特菲尔德发自北京），题为：《审讯“四人帮”可能说明中国司法上的进步……》一文中写道：“……在中国同日本一样，人们认为，凡最后受审的人大概都是有罪的。孔杰荣教授（哈佛大学法学院一位中国问题专家）认为，在这些表面现象下面，有了重要的进步。现在培训的律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进步。”①尽管文章中对律师辩护作了不符合实际的估价，但还是承认对“四人帮”的审讯说明了中国司法的进步，其中当然包括律师作为被告人的辩护人参与诉讼在内。律师参与诉讼，是现代司法文明的表现，也是现代司法制度保障人权的要求。就刑事案件而言，“律师是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专业人员，较之其他人员充当辩护人有其优势。它具有法律专业知识和辩护经验，有较多的诉讼权利和有利条件，熟悉刑事诉讼程序，因而由律师担任辩护人，可以更加有效地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协助司法机关全面查明案情，正确适用法律，作出公正的裁判，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②可是，如前所述，我国1954年建立律师制度不久，1957年它就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在二十年的时间里，律师一直销声匿迹，刑事案件长期没有律师出庭为之辩护。这种情况与现代司法理念完全背道而驰。1980年国家不仅将林、江反革命集团案交付法庭审判，而且让被告人委托或经法庭指定律师出庭为之辩护。这是二十年来所没有的举措。从律师制度来说，它成为律师事业发展的里程碑，就整个司法而言，它使我国刑事诉讼符合现代司法理念，并开始同国际接轨，无疑显示出我国司法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