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点,甚至在社会上,也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
当时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外埠的官绅阶层之中,盛传着“母子异心”的说法。
的确,甲午战争促使慈禧与光绪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这场战争使得两者的矛盾,由以往的朝廷权力之争,扩展到政治见解、治国方针的对立。
慈禧太后出于一己之私,在内政方面,一切因循守旧,把注意力集中到培植亲信势力;控制朝廷权力上。对外则退让妥协,满足列强的利益要求,以维持现有的统治秩序。
光绪皇帝则要励精图治,整顿吏治,惩治腐败,增强国力,抵御外辱。
在清朝的最高统治层内,由于存在着两个权力中心,两种治国方略,因而也就很自然地逐渐形成了分别以太后和皇帝为核心的,具有不同施政主张的两个官僚集团。
它们就是中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帝党”和“后党”。
人们习惯上,将围绕在光绪皇帝周围,努力贯彻执行其政策方针的政治势力,称为“帝党”;把慈禧太后身边,着意奉承其意旨的官僚集团,叫作“后党”。
“帝党”和“后党”也可以说是甲午战争的产物。
因为虽然早在中法战争时,光绪和慈禧周围都各自集结了一批大臣,但那时无论是政治见解,还是君臣关系方面,都还处于雏形阶段。甲午战争中,双方反复较量,政治主张更加鲜明,最终形成了两大阵营。
“帝党”和“后党”都是由朝中具有一定影响,甚至地位非常显赫的官员组成。
在“后党”中,恭亲王奕是最重要的成员之一。他掌握朝中政柄时间最长,而且也最能干。
奕䜣是道光皇帝的第六子,咸丰帝的六弟。当道光在世的时候,奕以其聪明能干而非常受宠。咸丰做皇帝以后,则因此而遭到猜忌。咸丰元年,封为恭亲王。咸丰五年,因为为他的亲生母亲静皇贵妃争皇后封号,被罢去军机大臣等职务。
咸丰六年,英、法侵略者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咸丰帝逃往热河避难。迫不得已,任命奕为清朝与英、法议和的全权大臣,分别同英;法、俄等国签订了《北京条约》。
奕䜣第一次在政治上与慈禧的紧密合作,是在咸丰帝去世之际。那时留守北京的奕,同身在热河避暑山庄的慈禧,遥相策应,密切配合,发动了著名的“祺祥政变”,推翻了咸丰帝临终前制定的辅政大臣班子,帮助慈禧太后临朝听政。
奕䜣也因此被封为议政王,掌管军机处及总理衙门。总理衙门,全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它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依照军机处模式成立的,乃是清朝晚期最重要的一个权力部门。总理衙门的官员,被分为大臣和章京两级,由亲王一人总领。主管各国外交和通商、各关税务、保护民教、各处招工、陆路通商、边防疆界、设埔保工、南北海防、长江水师、北洋海军、要塞炮台、制造、学校、电线、铁路、矿务等,总揽了外交及与外国发生关系的财政、军事、教育、矿务、交通等各个方面的大权。实际成为清朝的“内阁”。
但是奕䜣同样也受到慈禧太后的猜忌,双方之间存在着权力倾轧。中法战争中,慈禧曾找借口,罢去了奕䜣的议政王等一切职务。
当中日甲午战争清朝失败已成定局的时候,慈禧太后为了应付危局,架空光绪的权力,不得不再次启用奕䜣,命其为总理衙门大臣,并总理海军,会办军务,内廷行走。不久又命督办军务,节制各路统兵大臣,并任军机大臣。
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奕䜣病逝。奕䜣前后任总理衙门大臣凡28年。
“后党”中的另外一位重要人物是醇亲王。
醇亲王也是“祺祥政变”的主要参加者,并因此而受到慈禧太后的信任,以后一直为其所倚任。奕被革除一切职务后,即由奕掌管军机处。不久又受命总理海军衙门事务。在这期间,奕大量挪用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深得慈禧赞许。光绪十七年,醇亲王病死。 txt小说上传分享
红墙激变(2)
“后党”中,还有一位满洲亲王:礼亲王世铎。
世铎虽然也是亲王,但他没有奕、奕那种与道光帝及咸丰帝的近密的血缘关系,因此也就不可能像两人那样,始终地位显赫,权倾朝野。
世铎是努尔哈赤次子代善的后代。他进入清朝最高枢政班子的时间较晚,是在奕被罢去一切职务后,由奕向慈禧太后推荐,而受命为军机大臣的。
世铎进入权力中枢圈子之后,干得非常卖力。他事事揣摸慈禧太后的心意,禀承其意旨。策划太后之“训政”、“归政”,出笼《训政细则》、《归政条目》,世铎都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
不过在醇亲王死后,世铎与慈禧太后的关系有所疏远。他在宣统年间去世。
奕劻也是“后党”中的一位满洲亲王。
奕劻乃乾隆皇帝十七子永璘的孙子。他也是在奕被罢免一切职务,出现权力真空时,进入清朝最高统治集团的。光绪十年,慈禧太后任他为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而且被封为庆郡王。第二年,命与醇亲王一同管理海军事务。十年之后,晋封庆亲王。
自醇亲王去世,奕劻开始主持军机处,成为继醇亲王之后操掌朝廷军政实权的要臣。
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他站在慈禧太后一边,积极参与妥协议和活动,逼迫光绪皇帝批准《马关条约》。其后,当八国联国侵华时,他又同李鸿章一起留守北京,同任全权大臣,与各侵略国议和,签订了屈辱的《辛丑条约》。
以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交部,奕劻又出任第一任总理大臣。进入宣统朝,仍然掌握着清朝大政。
“后党”的主要成员中,还有两位汉人。
孙毓文:他是山东济宁州人。咸丰六年科举会试,以一甲二名,授翰林院编修。后又任内阁学士、工部左侍郎。光绪十年,慈禧太后罢免奕,改组军机处时,命为军机大臣,兼总理事务大臣。由于他紧随慈禧,不遗余力,所以很快又被授为刑部尚书,后调兵部尚书。
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奉行妥协退让政策,孙毓文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徐用仪:浙江海盐县人。他在同治初年即为军机章京,后来做过工部、刑部和吏部的侍郎,最终授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光绪二十年为军机大臣。
徐用仪与孙毓文互相配合,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极尽表演。战后,被光绪皇帝赶出军机处,免其总理衙门大臣之职。不久又被慈禧太后起用,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擢兵部尚书。
义和团事起,徐用仪到各国使馆求援,后被清廷以私通洋人罪,斩首弃市。
在“后党”中,还有一位非常特殊的人物,这就是晚清历史上,无人不晓的大太监李莲英。
李莲英所处的地位及所起的作用,是清廷里面的任何一个满洲亲王,或朝臣枢要所不能替代的。
太监是封建社会特殊的产物,清朝也不例外。
清代设总管内务府,管理太监事。宫内还设有敬事房、奏事处、尚书房、南书房、四执库、尚乘轿、御茶房、御膳房、御药房、钦安殿、毓庆宫、做钟处等数十个太监机构,专门为皇帝及其家族服务。
同治年间以后,大内太监已超过3 000人。
清宫的太监,也等级森严,分为大总管、二总管、带班首领、御前太监、殿上太监、一般太监和负责打扫卫生的下等供役太监。
太监还可以取得官衔品级。清初规定,太监授衔不得超过四品,一般为五品、六品。到了清末,竟有被授予三品,甚至二品者。
有官衔品级的太监,在穿着上,与朝廷上的官员一样,也有蟒袍礼服,顶戴花翎。譬如二品官补上绣的是仙鹤,三品是凤凰,四品是孔雀,五品是鹭鸶,六品是黄鹂,七品和八品都是鹌鹑。
没有等级的上差太监,穿紫颜色的绸缎袍。下等太监穿蓝色布袍,或者紫色布袍。
李莲英是以其阿谀奉承、见风使舵的本领,从普通的小太监,一步步爬到总管太监的位子上的。
李莲英是直隶河间人,他的家境还不错,但他本人却是个二流子,不务正业。在家乡曾经因为私贩硝磺,被捕入县狱。出狱以后,做点皮活,到处流窜。
他有个名叫沈兰玉的同乡,在北京皇宫内当太监,有时回乡,谈些宫廷内的豪华生活。李莲英非常羡慕,故平时有意结交。
后来又听说,慈禧太后很注意梳妆,经常变换发式,喜欢新的发型,因此找不到适意的梳头之人。 txt小说上传分享
红墙激变(3)
李莲英遂立刻来到北京。他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几乎走遍京城的歌舞妓院、梨园杂场,刻意揣摹,掌握了女人各种奇异发型的梳妆技术。经沈兰玉推荐,到慈禧宫中,做了一名普通的梳头太监。
但是时间不长,李莲英以其新颖的发型,善揣人意及留须拍马的本事,得到慈禧太后的青睐。很快被提升为梳头房的太监总管。
李莲英初入宫时,正是太监大总管安德海大受慈禧太后隆宠的时候。后来安德海被杀,李莲英则乘机取而代之。做了太监总管,并且深得慈禧倚重。
在宫中,李莲英甘为慈禧太后的鹰犬,利用手中的职权,在宫内遍布耳目,刺探皇帝在宫内的活动,事事处处与光绪作对。被光绪视为必除的眼中钉。
如果与“后党”相比较,“帝党”的力量就显得太薄弱了。
“帝党”的主要成员有翁同龢、李鸿藻、志锐、文廷式等人。
翁同龢:“帝党”中最重要的人物,光绪皇帝的师傅,曾任过户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工部和户部的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
不论在皇帝亲政之际,还是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以及其后,翁同龢都始终支持光绪的主张,积极出谋划策,成为“帝党”的中坚。故尔,也最遭慈禧太后的忌恨。
李鸿藻:直隶高阳人,曾为同治皇帝的老师,做过兵部、礼部、吏部的尚书,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他在清朝与外国侵略者的战争中,一贯反对妥协退让,积极支持光绪皇帝的主战。中日甲午战争后不久去世。
志锐:他是满洲镶红旗人,光绪皇帝之珍妃、瑾妃两妃子的堂兄。志锐自幼即很聪颖,光绪二年中举人,六年入翰林院为编修,开始仕途。他很关心政局,又由于珍妃的关系,而深得皇帝器重。从詹事提升为礼部右侍郎。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志锐多次上疏,力言抗战,弹劾主和派,揭露妥协退让的严重危害与恶果。成为“帝党”的中坚。后被慈禧太后贬职,发往今天的外蒙古地方戍边。
文廷式是个汉人,祖籍江西萍乡,生于广东。光绪十六年的进士,授为编修。二十年朝廷大孝翰詹官员时,阅卷大臣评文廷式为第三,光绪帝以其文采和议论出众,特拔为第一。由此擢升翰林院侍读学士,兼日讲起居住官。
文廷式博学多才,素好评论时政,有江西才子之称。他还做过珍妃幼年的老师。非常受光绪皇帝倚信。
甲午战争爆发后,文廷式不断上书,主张与侵略者开战,弹劾李鸿章不遵谕旨,贻误战机。支持光绪皇帝拒签《马关条约》。戊戌变法中,支持康有为等人。后被李鸿章授意御史杨崇伊,弹劾他与太监相交通,由此革职,永不叙用。光绪三十年时,抑郁而死。
上述四人始终围绕在皇帝周围,拥护光绪的主张。然而他们之中,很少有手握大权的朝廷重臣。志锐和文廷式,只能够在舆论上给予光绪帮助,二人在朝中的官职很低微。
而在慈禧太后周围,由四位满洲亲王为核心的“后党”,则始终执掌着朝中的军政大权,加之他们皇族近亲的显赫地位,中央和地方的多数官僚,趋之附和,大有一呼百应之势。
“帝党”和“后党”之间的力量对比是显而易见的,这也就决定了多数“帝党”成员的可悲结局。
虽然光绪已经读过康有为的上书,以及他的许多政论性著作,知道康有为在社会贤达中有很高的声望,但是还从未见过面。去年曾想进行召见,被顽固大臣横加阻隔。现在变法已经开始,亲自面询有关事宜,显得尤为重要。
这次光绪已经顾不得不准召见低品级官员的清朝惯例了。召见本身,即是一次变革旧法的行动。
不过,出于防止守旧势力的中伤和破坏的考虑,光绪对召见还是做了精心的安排。
康有为是维新派的头面人物,慈禧集团注意的主要对象,单独召见,目标太大。为此,将当时已在总理衙门任职的张元济列入召见名单,以掩人耳目。召见的地点,没有按传统的习惯,安排于紫禁城的皇宫中,而是选择在慈禧太后的近边,颐和园的勤政殿。
这样做,光绪摆出了一副光明正大的样子,以堵反对派大臣的攻击。而且,皇宫中早已布满太后的眼线,根本没有什么密可保。 。 想看书来
红墙激变(4)
对于康有为来讲,这次进见也是梦寐以求的。不断地向皇帝上书已经十年了,却还从未亲自向皇上陈述过自己的政治见解。他意识到,这次进见将决定着自己的主张能否实现,也同时决定着自己未来的政治前途。
四月二十八日那天,康有为一大早即赶到颐和园朝房,等候召见。不巧,在这里遇到了慈禧太后的心腹荣禄。
荣禄看到康有为等待进见,就立刻抢先来到光绪面前,抵毁和攻击康有为。不过,皇帝丝毫没有被其所动。
随后,轮到康有为进见。
整个召见和谈话非常成功。
据康有为自己后来的回忆,召见时,他根据光绪当时所关心的问题,对于变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如何加强皇帝权力、怎样任用人才、废除八股文、强国的诸措施等,慷慨陈词。皇帝点头良久,颇多赞许。
召见后的当日,光绪即颁令,命康有为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之职,与康有为原来的工部主事,按照清朝的官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