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见后的当日，光绪即颁令，命康有为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之职，与康有为原来的工部主事，按照清朝的官位品级，都是下六品，没有升迁。
但是，从工部调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由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政权中枢的重要地位，使得康有为可以直接参与变法的决策，而且距皇帝近了一大步。况且，光绪还给予其向皇帝专折奏事的权力。
清朝的规矩，低品级的官员，不能直接向皇帝呈奏。
实际上，康有为已成为光绪变法革新的重要谋臣。
五月二十五日，光绪又在紫禁城养心殿东暖阁，召见了广东举人梁启超。
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他在光绪二十一年时，曾随康有为在北京“公车上书”。后来一直追随康有为，宣传变法思想，成为其重要助手，故时人合称二人为“康梁”。
梁启超还发表过许多阐述维新思想的论著，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变法通议》、《古议院考》、《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
这些政论文章，在当时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
召见中，梁启超将自己的一些政治论著，呈给皇帝，并当面作了陈述。
召见后，光绪赏给梁启超六品衔，负责办理译书局事务。六品衔，相当于会试的二甲进士，或六部的主事官职。
作为万乘之尊的皇帝，去召见一个没有任何官职的布衣，这在封建社会中已极为少见。而同时又封以六品之官衔，这更是清朝200多年历史中，所绝无仅有的事情。充分反映出，光绪皇帝实行变法的急迫心情和破格用人的魄力。
在此期间，光绪接连不断地召见了一批维新知名人士。他们之中除康有为、张元济、梁启超外，还有谭嗣同、黄遵宪、陈宝琛、杨锐、刘光第、严复、林旭等人。并分别封赏以官品，委办事务，或为清廷驻外使节。
然而，光绪的变法，不仅仅是破格任用人才。它来势之猛烈，涉及面之广泛，是谁也没有想到的事情。
因为在短短的三个月时间里，年青的皇帝以极大的热情和勇气，发布了一系列革除旧制度，实行新措施的政令。这些政令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做了许多前人不敢做，甚至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为了能够基本地了解变法的大概轮廓，以及光绪皇帝当时的想法和作法，我们择其政令中之主要者，分类叙录于下：
（一）选拔任用人才
四月二十三日，谕各省总督、巡抚，保荐品学端正，通达时务，不论官职大小数人，由中央考试，合格者，派遣为驻外使节。
四月二十四日，命宗人府，在王公贝勒中，选拔留心时事，志趣向上者，听候任用。
五月二十五日，命三品以上京官及各省督抚学政，在三个月内，各举荐人才数名，随荐随试，以备朝廷录用。
同日，令京外人员保荐精通制造、声、光、化、电诸学之人才，到京考试，合格者，因才施用。
七月二十日，授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四人四品卿衔，为军机处章京，参预新政事宜。
八月初一日，电谕清廷驻各国大臣，在寓居国外华侨中，无论士商工匠，选其可用者，随时送回国内，以备任用。
（二）发展近代教育
四月二十三日，命筹办京师大学堂。所有各部院司员及候补、候选道、府、州、县各官之子弟等，愿入学堂者，均准入学。
红墙激变（5）
五月初二日，令总理衙门议设矿务学堂，并在现有之所有学堂内，增开矿务学。拟由各省督抚选派聪明年幼之学生，赴日本学习矿务。
五月初五日，谕令自下科始，乡、会试及童生岁科考试，一律废除八股文，全部改试策论。
五月十五日，命参用西方学规，正式创办京师大学堂。以
孙家鼐管理大学堂事务。
五月二十二日，令各省、府、州、县之大小书院及民间的祠庙，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校。省城要设高等学校，郡城设中等学校，县城设小学校。
五月二十五日，鼓励各省士民捐资办学。贡献大者，给予世职实官虚衔。
六月初一日，公布科举新章。
六月十七日，为与京师大学堂相辅，谕令京师广立小学堂。
七月二十四日，准设立医学堂。
（三）裁减机构，革除冗员
七月十四日，诏令在中央政府裁撤詹事府、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通政司等机构。各地方政府中，裁撤总督与巡抚同驻一城的湖北、广东、云南三省的巡抚；河东总督；以及那些没有运粮事务的粮道、无盐场的盐道。
七月二十五日，谕大学士、六部尚书、侍郎及各处督抚，对尚未进行裁、归、并的事宜，尽速切实筹议。
（四）鼓励上书，广开言路
六月十五日，谕令大小臣工，广泛言事。普通百姓有上书者，由都察院转呈，不得找借口扣压。
七月十七日，宣谕，士民有上书言事者，应按其原封进呈。随到随递，不得稽扣。倘有阻隔，以违旨惩处。
七月二十八日，谕各省督抚及藩阜道府官员，有上书者，均可自行专折具奏，无须代递。州县等官言事者，仍由督抚原封转呈。士民上书者，由本省道府随时代奏。
（五）提倡办报、译书和出国求学
四月二十四日，命选派宗室王公，出国游学。
五月十八日，准予在南洋公学内，设立译书院，翻译各国书籍。
五月二十九日，准将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
六月十五日，令从同文馆和各省学堂中，选派学生出洋进学。
六月二十九日，命梁启超主办译书局。
七月初二日，令各省学堂挑选聪颖学生，去日本留学。
（六）发展经济
五月初八日，命盛宣怀立即兴建芦汉铁路，并令承办各官员，加速建设粤汉、宁沪各铁路。
六月初七日，谕令在沿海、沿江地区，试办商务局、商会，出版商报，促进设厂兴工。
六月十五日，京师设立矿务、铁路总局，统一管理各省开矿、筑路事宜。
七月初五日，京师设立农、工、商总局，各省设分局，负责各地农工商事宜。各省府、州、县皆办农学堂。
七月二十七日，裁撤驿站，京师和各省府、州、县设邮政分局。
（七）整顿民事，改革财政
六月二十六日，禁止各省妇女缠足。
七月二十日，命工部疏通京师街道、沟渠。
七月二十九日，准八旗旗民从事各种生产，自谋生计。
同日又令，革卫所屯田旧制，改行征税，以充国用。
八月初一日，命户部依照国外之例，每年编造财政预算，
按月刊报，公诸天下。
（八）整建陆、海军
五月初九日，谕令军机大臣及督办军务王大臣等，参用西法编练军队。
五月二十一日，命将八旗同绿营练勇合并，汰弱留强，改习洋枪。
六月二十三日，令南、北洋大臣及沿海将军督抚，开设专门学堂，为建设海军准备人才。
七月十四日，派官员出洋采办军火。
从上述我们所辑录的这些措施就可以看出，变法新政，涉及当时社会的各个领域。场面宏大，气魄不凡。
而实际上，光绪所颁布的各项政令，远不止上述。据统计，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共有180条之多。
然而，就在光绪皇帝全身心地倾注于变法新政的时候，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守旧官僚集团，正在暗中蓄积力量，伺机扼杀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
此时的慈禧太后，对于新政以及光绪皇帝，已经恨之入骨。
因为光绪的新政，不仅要变革祖宗的法规，而且还将改变现行的社会秩序和安排，然而这一切，都是慈禧以太后监朝，几十年经营的心血。她绝不容许任何人改变现状。
皇帝还大量提拔和任用了一批低级别官员，甚至有许多的维新派人士，依靠这些人，排挤当朝大臣。慈禧及其亲信为此怨声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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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慈禧太后看来，她最不能容忍的是光绪借助变法的名义，夺取她这个太后的权力。慈禧太后知道，康有为曾经不止一次地奏请皇帝，要限制西太后干预朝政。光绪也通过裁并机构，起用新人，不断撤除她在朝廷中枢里面安插的心腹。
慈禧太后视权力如自己的生命。
她要制止光绪，废掉新政。
事实上，从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时起，慈禧太后就已经开始采取相应步骤。
在颁发《明定国是》诏后的第四天，慈禧太后即发动了反击。
这一天，慈禧逼迫光绪发布一道谕旨：
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近来办事多有不妥，以致众论不服，屡有大臣上疏参奏。而且喜怒见于形色，有独揽朝政之状。本应查明究办，予以重惩。令即开缺回籍。
找出种种借口，免除翁同龢的军机大臣等一切职务，并将他驱赶出北京，迫令回籍。
这一招太狠毒了。
翁同龢为光绪的老师20余年，是光绪最得力的助手。在朝廷上，翁同龢积极支持光绪的政治主张。在思想上，翁同龢又不断地给予光绪以鼓励。对于光绪来讲，翁同龢的位置是任何人也无法替代的。
令翁同龢回籍，无疑等于砍去了光绪的左膀右臂，在慈禧集团的包围中，显得更加孤立。这以后，朝廷里积极支持光绪皇帝变法的，就只剩下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御史宋伯鲁等职务较低的文职官员了。
光绪皇帝的情绪因此受到极大打击。签发谕旨时，光绪失声痛哭，那一整天都没有吃饭。
在同一天，慈禧还迫使光绪下令，以后所有授任新职的二品以上官员，一律都要到皇太后面前谢恩。
清朝二品以上的文武官员，包括了驻各省的将军、都统，以及总督和巡抚。
本来慈禧已经归政，按照惯例，不应该再召见臣工。这一反常的规定，又使得太后重新掌握了用人大权，牵制皇帝。
还是这一天，慈禧强迫光绪任命太后的亲信荣禄署理直隶总督。不久又由署理改为实授，并加文渊阁大学士衔，统帅北洋三军。
自甲午战争以后，荣禄可以说是慈禧集团中最活跃分子，也是慈禧最信任的心腹之一。
荣禄出身于满洲贵族家庭，是满洲正白旗人。他的先祖费英东，在努尔哈赤建立清王朝的时期，乃是鼎鼎有名的功臣。父亲曾任甘肃凉州镇总兵，咸丰初年，与太平军作战中被击毙。
荣禄进入官场时，初任主事，后升工部员外郎，以后又得到醇亲王的推荐，为神机营翼长。在复杂的宫廷权力倾轧中，荣禄善于见风使舵。很快投入到慈禧太后门下，甘为鹰犬，竭力效劳。光绪二十年，作为西安将军进京祝贺慈禧六十寿辰的时候，被晋升步军统领。此后深得慈禧宠信。
以荣禄为直隶总督，慈禧实际就已掌握了京津地区的军权，以及北京城内和颐和园的警卫权，因而牢牢地控制住了京城，控制住了整个局势。
慈禧太后真不愧是几十年官场###的老手，在变法刚刚开始的时候，即给光绪造成釜底抽薪之势，将整个维新活动握于掌中，致其不可能脱离封建轨道太远。
对于严竣和不利的形势，光绪心里非常清楚。但是这时他已全然不顾，决心拼力将事情干到底。
所以，光绪一方面照预定计划，按部就班地颁布实施改革政令，另一方面，则对慈禧太后进行反击。
七月十九日，将阻挠礼部主事王照上书支持新政的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以及侍郎堃岫、徐会沣、溥颋、曾广汉等六人全部革职。并赏王照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
七月二十日，授维新人士杨锐、刘光第、严复、谭嗣同四品卿衔，为军机处章京，加紧推行变法。时人称此四人为“军机四卿”。
然而与慈禧太后的毒辣手段相比，光绪采取的措施和反击，显得苍白无力。
进入八月以后，形势突然变得紧张起来。
荣禄频频向北京周围调动部队。他将北洋三军之一的聂士成率领的武毅军部，由原驻防的芦台，调到天津，屯扎在陈家沟一带，截断北京与天津小站之问的联系。又将北洋三军的另外一支部队，董福祥的甘军，移往北京彰得门外的长辛店驻守，以备应急时，迅速进至城内。
紫禁城的把守也更为严格了。各个城门都增加了步军统领衙门的八旗兵，严查盘问进出宫门的人们，遇有可疑情况，立即向颐和园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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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宫内，也增加了慈禧太后的耳目，监视光绪的一举一动。
当时京津一带盛传，荣禄将在九月慈禧太后偕光绪去天津阅兵的时候，发动兵变，废掉光绪的帝位。
光绪也感到了情况的紧急。
七月二十九日，光绪帝照往常的惯例，到颐和园向慈禧请安。在谈话之中，光绪发现，慈禧的神色与平常不同，精神也不太集中，似乎有什么重大的事情，正背着他秘密地进行。
光绪猜到了事情的严重。
当日回到宫中，光绪匆匆地写了一道密诏，交杨锐带出宫外。
由于密诏是写在衣带上的，因此后世的人们又称它们为“衣带诏”。
密诏是给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四人的，它的大
体内容是：
近来朕发现，太后不愿尽变旧法，也不愿罢免昏庸老谬之大臣，而任用维新之士。朕的权力实在有限，你速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诸同志筹商，密封上奏，由军机处代呈。待朕考虑成熟之后，再采取行动。朕急切地盼望着你们的奏章。
密诏是直接交给杨锐的。
密诏的意图很明显，是要杨锐等四人为光绪出主意，采取较为激烈的动作，对付慈禧太后，夺取她手中的权力。
从“衣带诏”的字里行间，也可以隐约看出，此时光绪
皇帝已经非常焦虑不安。他把扭转危局的希望，全部都放在了杨锐等四人身上。
但是杨锐接领密诏后，惊恐不安。他意识到，事情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