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大学士徐光启的女儿，因而倪家人都与徐光启一样，世世代代信奉天主教，到了倪桂珍父亲倪韫山时又改信基督教。倪桂珍儿时在家庭私塾读书，后来毕业于上海培文女子高等学堂。她不信旧礼教，主张男女平等，要求妇女解放，并且不曾缠足。宋耀如与倪桂珍是闪电般结婚的，从相识到结婚只有两个月。
宋耀如曾说过：“让我们坚信正义就是力量，让我们怀着这个信念勇敢地担负起义不容辞的责任并坚持到底！”他还曾严肃地对孙中山说：“逸仙弟，我以基督教牧师的身份向你们保证：只要你们决心化专制为自由，变君权为民权，实行民有、民治、民享，我就永远和你们在一起。但我是个牧师，不能像你们一样叱咤风云地冲在前面，只能幕后辅助你们。我想，开展革命活动需要花大量钱财，就让我来为你们筹措经费吧。另外，我还可以暗中为你们做联络工作。”
宋耀如一直是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幕后支持者。他开设的华美印书馆成为孙中山在上海联络革命党人的据点。他还将其中受过西方教育的有志青年介绍给孙中山，并为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慷慨捐助一笔笔数额可观的经费。这一切，对孙中山，对中国民主革命都起到了不容忽略的作用，宋耀如也因此受到革命党人的尊敬，成为兴中会的执行秘书长。他生有6个子女，有4个成为20世纪中国政治舞台上一度叱咤风云的人物。那就是家喻户晓的宋氏三姐妹和宋子文。
从来的英雄豪杰，不能无所寄寓。
世俗作家认为，在人类史上，神曾是人敬畏的父亲，人类讨好神灵是为了宽待和照顾。
但在理性作家眼里，活着就为了信神。
考门夫人在《荒漠甘泉》一书中写道：
在教会与世界历史中，我们看见神在许多事上似乎曾经失败，神的所有目的似乎错了方向。但是，当我们把目光放长远一点，默察神在人间所有作为的时候，就会发现神从来没有失败过，神始终是胜利者。
每一个人必须经过患难的隧道，然后才能走上胜利的大道。
宋耀如历尽坎坷，但终于成为上海滩的大亨，并以此图破壁，与孙中山谋造新的国家，他的愿望实现了。他正像“神”一样，不仅打造了书商的王国，而且打造宋家王朝，他的地位、他的身价如日中天。
照此看来，宋耀如推崇《圣经》，是文化的一笔财富。
宋耀如是中国第一出版《圣经》的发行商，他将“定于一尊”的书推出去，也等于把自己“定于一尊”的地位。
1918年4月，宋嘉树病危，消息传来，宋庆龄心急如焚，匆匆赶回上海，随侍于病榻旁。
宋嘉树一生忧国忧民，尽管后来因为孙中山和他的女儿宋庆龄结合而与孙中山断绝关系，但是他并没有因为女儿的行动动摇自己的信仰，他仍然在为民国共和的未来尽心尽力，但是此时他胃癌已到晚期，无法可医了，于5月3日溘然长逝。
宋嘉树，是以基督的名誉与宽容，集传教、经商、从政于一身的三栖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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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希龄：从统一党理事到平民教育家（1）
这是一位想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的人物，但历史让他和维新人物梁启超联手失败了。于是，他选择了教育。
立宪党人的转换
熊希龄，字秉三，原籍江西丰城，因先辈屡官湖南湘西州、县，遂入籍凤凰直隶厅（即今凤凰县）。
熊父兆祥是一员武将，人称熊凤凰。熊母吴氏，苗人，系苗王吴友文长女，那时汉苗联姻，是一件奇事，曾传为佳话。熊希龄居长，据说不足7个月生下，父母担心难以成活，可满月后竟成了一个肥胖婴儿。他自幼禀赋聪颖，7岁读完四书五经，且能熟背，故有神童之誉，深得父母器重。
1888年，江苏宝山朱其懿任沅州知府，设沅水校经堂，熊兆祥与朱有同寅之谊，送其子到朱府从师。3年后，朱其懿将希龄送到长沙校经堂深造。临别时在拱北楼作诗赠别，末句云：“熊生俊美年尤少，乍入繁华慎立身。”熊希龄铭记恩师的教诲和殷切期望，入校后用功益勤，见闻益广，学业超人，是年秋应试，以优异成绩考上举人。湖南学政张亨嘉对他特别赏识，称他“年甫及冠，拔起边陬，谈兵如何去非，说地如顾景范，他日当有用之才，不仅以文学显也”。朱其懿大喜，谓他：“五七人中最少年，名高先达冠三边。”誉满三湘四水。
少年熊希龄，不负父母和恩师之望，入京会试连捷，以第65名中中式贡士，按清代典制，会试放榜后1月，举行殿试，由皇帝亲自确定一、二、三名，区分一、二、三甲等，殿试对策，理应按文采和内容论评高下，实则积习相沿，专重书法。时张亨嘉在京，见希龄书法尚难合殿试，恐致耽误，嘱他暂不殿试，先练书法再试，希龄于是在京郊一古庙中专心致志苦练书法。
在此期间，熊希龄与廖氏完婚，直到1894年才应补殿试，中了进士，名列二甲63名。朝考后，钦点翰林院庶吉士。
熊希龄由秀才而举人，而进士，少年科第，春风得意，成为湘西凤凰这个偏僻山区的第一位响当当的人物。可惜，他的元配夫人在婚后第二年突然病逝。业师朱其懿惜才如命，遂将同父异母幼妹朱其慧许他为继室。朱其慧乃是才貌双全、品学兼优的少女，熊希龄自然高兴不已，与朱其懿昔日师生之情变成了娘舅之亲。
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将中国推入了空前严重的民族危难深渊。战后，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提出变法主张，顺乎民意，一时维新思潮大盛。熊希龄正在湖广营务处帮办军务，受忧国忧民的新思潮启迪，跃跃欲试，即由鄂返湘。恰值湖南巡抚陈宝箴颇为开明，署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等赞助变法，湘中维新志士谭嗣同、唐才常积极在长沙开展活动。怀抱经天纬地之志的熊希龄脱颖而出，跨入维新运动行列。他从多方筹资设立学堂，创办报刊，组织传播新学，倡说变法社团，旋由陈宝箴委任时务学堂总理，主持校务。熊希龄并聘请梁启超来校充任中文教习。同时还组建“南学会”，请来经学大师皮鹿门主讲，他本人曾为其摇铃。
熊希龄创办的《湘报》率先发挥作用，以开通民智，唤起国魂为宗旨，唐才常为主编，熊希龄与谭嗣同、唐才常等8人为董事，继而设立“湖南不缠足会”、“延年会”等维新团体。此外，还办了几件大事，如整顿湖南通省书院，开办各地团练，制定保卫局章程，兴办湖南近代铁路、航运和其他各类新式工矿企业等。
然而，维新运动，始终遭到顽固派的攻击，他们以“熊、陈”二字作联讽刺曰：“四足不停，到底有何能干；一再偏听，晓得什么东西？”当年近五旬的皮鹿门上课时，顽固派又作联曰：“鹿皮讲学，熊掌摇铃。”可见斗争之尖锐。但熊希龄矢志不渝。1898年8月，朝廷电召熊希龄、江标入京陛见，熊希龄大喜。正当他要起程与在衡阳办事的父亲辞行时，因水土不服，突发痢疾，竟大病一场。9月，在病床上得知在京的谭嗣同等六君子罹难。他因灾得福，躲过一命，但落了个“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的处分。“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熊希龄只好回到芷江旧居息影韬晦。1905年重新被起用，随端方等5位大臣出洋考察。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熊希龄：从统一党理事到平民教育家（2）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王朝倒台。熊希龄识时务，立即从主张立宪转变为拥护共和。1911年12月1日，熊希龄在上海会见黄兴、宋教仁等人，表###志。12月26日，他以湖南共和协会会长的名义领衔，率同副会长张元济等致电袁世凯：“现南北人民既主共和，公独为满室而战，为君而战，实有悖民意。时不可待，望公毅然速请明昭退位，勿误大局，则天下幸甚矣。”
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临时政府大总统，中华民国宣告成立。被章太炎誉为“无公则无民国”的黄兴拟推统一党人物熊希龄为财政总长内阁总理，但因孙中山已推陈锦涛担任此职，未成，而袁世凯正需要这样的党人来出任总理。
组建“名流内阁”的流产
统一党由中华民国联合会与预备立宪公会合并组成，以章炳麟、熊希龄、张謇、程德全为理事，唐文治、汤化龙、汤寿潜、赵风昌等为参事，标榜其宗旨为“巩固全国统一，建设中央政府，促进共和政治”，并提出“融和民族，齐一文化，整理海陆军备，提倡征兵制度”等项目为号召，拥护袁世凯，同当时实际控制临时国会的中国同盟会对抗。5月，与黎元洪控制的民社，潘鸿鼎等组织的“国民党”及国民协进会、国民公会等合并为共和党。
熊希龄就职第二任总理后，组建“名流内阁”，与梁启超等人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内务、财政、外交、军事、司法、实业、教育等详细规划的《大政方针宣言》。
1913年10月，国会在以熊希龄、梁启超、张謇的进步党的掌控下，在“便衣军警层层包围和胁迫下，选出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
对于“名流内阁”中的梁启超，是一位不可不在此细说一番的人物。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1873年2月生于广东新会县茶坑村。他出生的这一年，正是曾国藩死后一年、太平天国失败后的第10年、中英鸦片战争后的33年、普法战争刚过3年、意大利建国的岁日。灭亡的坏血和新生的血细胞拧成一股稠血，同时挤入历史张开的心室。
梁启超4岁读书，12岁中秀才，16岁中举人，不仅被乡人扣上了“神童”的大帽子，还顺手牵走了一份完满的姻缘：乡试中举时，主考官刑部侍郎李端被少年梁启超的才学所征服，当即把妹妹李惠仙许配给了他。
然而，正当梁启超大摇大摆地晃荡在中国读书人奋斗的老路子上时，比梁启超大15岁的康有为正从香港游历归来，在西樵山上急急忙忙地搭建翻新社会的脚手架。
被世人疑为精神失常的“康疯子”，一开始便正儿八经地一屁股坐在了救世主的躺椅上，他把旧学根基扎进了他所学所见的西学知识，嫁接出“救世”的大忧大愤。梁启超站在康有为这棵结出畸形却有着比火还暴烈的果子的树前，毅然决然地放下举人的架子，跟着这个秀才在广州万木草堂学习救国之术。
就是这不新不旧不中不西、亦新亦旧亦中亦西的万木草堂，像一座精准的显微镜，梁启超被康有为推搡着，把清廷这座姿态依旧坚挺的宫殿上的裂缝看得愈发清楚。
康梁之间，亦师亦友，有分有合，康有为抱定宗旨以不变应万变，梁启超则以多变善变应不变，两人在上个世纪之交举起了维新变法的火把，大批仁人志士借着那一缕惨淡的光亮，不顾生死地挖凿，最终使这个从冰雪中走来的王朝在冰雪中坍塌。
政治于梁启超始终是一针兴奋剂。他的大欲望伴随着大才干。梁启超曾幻想组织第三党，与袁世凯和国民党抗衡，试图竞选总统。但梁启超自进入内阁之后，即等于与袁世凯的联合，而这么做，就比飞在飓风里的纸风筝还脆弱。当了司法总长的梁启超，希望通过宪法来约束袁大总统。然而，那个年代，没有资产阶级议会政治，只分有枪阶级和无枪阶级。
康有为嘲笑他的弟子卓如的幼稚，也给袁世凯算了八字，“长着反骨的袁大头，迟早会背叛民国”。
然而，梁启超有他的一以贯之的态度。
梁启超曾把历史分为停顿时代与过渡时代。他说：“欧洲各国自二百年以来，皆过渡时代也，而今则其停顿时代也。中国自数千年以来，皆停顿时代也，而今则其过渡时代也。”梁启超所说的停顿时代，是量变的积累时期，而过渡时代则是质变时期，即革命时期，他满怀激情地讴歌过渡时代，称之为“希望之涌泉”。梁启超说：“法国大革命，是近世欧洲第一大事。岂惟近世，盖古往今来，未尝有焉矣。”是“新旧两世界之关键”，“结数千年专制之局，开百年来自由之治”。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熊希龄：从统一党理事到平民教育家（3）
梁启超十分重视法国大革命对欧洲及世界的深远和广泛的影响，法国大革命是对内保障公民个人的自由和独立，对外维护国家自由和独立的“民族主义”的代表，此后“此一大主义，以万丈之气焰，磅礴激冲于全世界人人之脑中，顺之者兴，逆之者亡”。
梁启超认为，“法国大革命，祸机伏于前王专制时代”，路易十四推行“朕即国家”的专制统治，人民毫无自由和权力可言，直到路易十六登基时，想调和矛盾，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但他优柔寡断，改革徒有其名，反使矛盾激化，终于导致攻占巴士底狱的壮烈一幕。
梁启超还高度评价了卢梭、孟德斯鸠、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对法国大革命所起的唤醒民众的重要作用。卢梭阐明国家不是贵族帝王所专有，开启了民智；孟德斯鸠则指出了君主专制的暴戾。
法国大革命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揭示了变法乃历史潮流，为国家图强之良策。历史发展到这一步，变也得变，不变也得变；与其被迫变，不如主动变，与其流血变，不如和平变。梁启超以法国大革命为鉴，规劝清帝早日变法，而竭力奉劝革命派勿走法国革命之路，期待变革而反对暴力，这是梁启超的基本立场。
梁启超这一态度，深为熊希龄所理解，也为袁世凯所赏识。
1913年11月初的一天，熊希龄应邀准时到总统府议事。熊希龄进门刚坐下，袁世凯便借口接见外宾，请熊希龄退到内室稍候。当熊希龄来到内室时，举目一瞧，只见书案上放着一件《热河行宫盗宝案》卷宗，就顺手翻开细看，里边含沙射影将国宝失窃之事与熊希龄联系在一起。熊希龄不由得大吃一惊，倒抽一口冷气。他对这一飞来之祸感到不安，心剧烈地跳动起来，不由得一阵头昏目眩。正在这时，袁世凯进来，拿出解散国民党和取消议员的总统令让他发表看法。这一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