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自己的病房后，一直在想着这个小女孩的事。下午探望的时间到了，妈妈来看我时跟我说起隔壁病房的小女孩和她的妈妈，因为没钱负担不了医疗费，她们就快要离开医院了。我听了觉得非常难过，想要为小女孩做点什么，但是自己又没有能力，我让妈妈把我这里的水果送给小女孩。妈妈送好后回来告诉我，小女孩非常高兴，说从来没有吃过那些东西，拼命说我们是好人。我听了心里酸酸的，生命这么美好，却又这么脆弱。我跟妈妈说，让她明天再带些东西去送给小女孩，如果真的能给小女孩多点快乐，那总比什么都没有好。
第二天早上我又去隔壁病房的窗口看那个小女孩，床上空空的，什么都没有了，护工告诉我，小女孩的妈妈带着她已经离开了医院回家去了。我站在窗外看着那个病房里的阳光，想着小女孩在阳光下甜美的笑容。我想象着她痊愈的样子，在风里跳着唱着，红润的脸庞，乌溜溜的大眼睛闪着光芒，那是多美的一幅画……
我重新拍了张X光片，开始定制我的第二个关节。由于再定制进口关节的话要三个月，周期太长，我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万一到时候尺寸又不对，事情就比较麻烦，而且价格也非常高，需要十九万人民币。因此，我们只能选择使用国产的人工关节，有几种选择，因为国内也有好几家生产厂家。考虑到质量、可靠性、工艺等因素，医生们和我们反复商量后决定选用北京一家单位生产的人工关节。决定后就开始根据我的实际情况设计这个关节的外形及一些细节，考虑得非常周密。最后定下来要定制一个“双极人工肿瘤关节”，外面还将镀上一层最新研究出来的羟基磷灰石，这样可以让人工关节与骨头结合得更紧密更牢固。生产厂家保证十天内一定交货，一些必需的检查我都已做好，可以说，一切都很顺利，接下来我所要做的事情仅仅是等待。
比起我等待的三个月时间来说，十天一点都不长，我送走了病房中一个又一个痊愈的病人，迎来了一个又一个的新病人，有时候我都会产生一种错觉，我好像是属于这个医院的一部分。我给新病人介绍住院需知、手术需知，陪老病人说话解闷，有时侯实在无聊，我就给他们说互联网，权作过瘾。
因为定制的关节说好在星期三之前会到货，所以医生把我的手术安排在星期五，其它的手术都安排在星期四做好，星期五只做我这一个手术。星期三转眼就到了，那个我日盼夜盼的关节却没有到，我抱着强烈的信心认为星期四关节一定会到。
星期四那一天不仅是我一个人在等待，医生们也在等待，爸爸妈妈和我所有的亲人都在等待。时间一秒一秒过去，眼看就要黄昏了，关节还是没到。我一个人躺在病床上生闷气，不肯跟人说话。想到同病房的病人都换过好几批了，我却还没有动手术，越想越是心理不平衡。我开始向爸爸发脾气，逼着他一趟一趟地往医生办公室跑，去看我的关节到了没有。爸爸实在没办法，只好把刘医生请来，刘医生站在我病床前说：“你爸爸说你发脾气了？别着急，你的手术我们一定会给你做的。”我有点伤心地说：“别人比我晚进医院，都动好了手术，我都等了三个月了，到现在关节还没到。”刘医生说：“你明天肯定动不了手术了，关节到现在还没来，我们总要对你负责，等关节到了，没有任何差错才能给你动手术。”我不死心，我问刘医生：“如果明天一早到了，我是不是还可以按原来的安排做手术？”刘医生说，那是不行的，因为关节到了还需要做消毒等一系列的准备工作。
星期四的晚上我很自觉地八点以后就不吃西了，星期五早上也什么都没有吃，我还怀着一丝希望，希望事情会有转机。查房的时候，医生告诉我，我的手术被取消了，因为我的人工关节还是没到。我眼睁睁地看着来推我的床又被空着推回了手术室，心中很是恼火，说不出是什么感觉，不是愤怒，不是被愚弄，不是失望，我只是觉得很累，躺在床上，我什么话也不想说，什么也不想吃。显然这件事太出乎大家的意料，爸爸妈妈也都闷声不响。医生们也无能为力，他们的计划也被打乱了。到了下午医生查房的时间，爸爸去找医生的时候很凑巧地碰到了给我送关节的人。我们便一起到了医生办公室，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人工关节的实物。
我总算明白了为什么国产的关节会比进口的便宜那么多了，首先包装就很糟糕。一根金属关节和几根螺丝还有一个圆圆的头在一个看上去挺破的塑料袋里装着，一晃袋子，里面的几个零件就相互碰撞发出闷闷的叮叮声。仔细一看，那个圆的金属头上有一些浅浅的滑痕，我很小心地看着这个将要装在我体内的关节，想从观察中获得些灵感，以便于以后自己能较快地适应这个关节。没有优美的弧线，没有细腻的光泽，但是这又有什么呢？只要能够实现一样的功能，这些都不算什么。隔着塑料袋，我轻轻地抚摸着这个关节，感觉着镀在上面的羟基磷灰石的质感，心里觉得很高兴，这总算是我见得着摸得着的一个实实在在的关节了，应该不会再有什么问题了。
不一会儿，杨医生、刘医生、王医生、张医生都进来了。他们看了看关节，再看了看我的X光片，对我们说，过会儿再和我们详谈。我们回到病房，爸爸说：“我看医生的脸色都有点变了，是不是这个关节又不对头？”这句话一下子浇熄了我所有的热情和希望。
不出所料，果然这个迟到的关节尺寸又不对。我再次看到这个关节的时候，发现白色的羟基磷灰石上有一道红线，刘医生怕他们再做错，索性直接在那个关节上直接画出来大小。怎么办呢？只有重新再定做一个关节。妈妈说：“怎么这些只有在电影里才会发生的事，都发生在你一个人的身上了？”我有点哭笑不得，不过还是有点暗自庆幸，幸好这次没有进手术室，没有上麻醉，倒霉还没有倒透。
事情这么发展，倒真有点让我始料不及，真到了这个地步，我反而也不觉得着急了。随它去吧，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其实换一个角度去看，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我忽然想起莎士比亚的《麦克白》中的一句对白──“我们失败？只要您能坚定勇气，我们就不会失败。”我在医院里已经住了一个月了，心态从一开始的平静到后来的失衡，一次一次的意外发生，我的勇气渐渐地被磨灭了。如果我不能及时调整过来，也许随便一个小小的打击就会让我再也爬不起来。
正逢“梁祝小提琴协奏曲”四十周年纪念，大伯伯陈钢作为作曲者之一，请我们全家去上海大剧院听音乐会。当天晚上我便溜出医院和爸爸妈妈一起去听音乐会。坐在大剧院里，梁祝如泣如诉的旋律回旋着，在我听来，这是属于有勇气的人的音乐。祝英台投入梁山伯坟墓时的那一声大锣敲得天崩地裂，也敲响了我的勇气。我还有什么好怕的呢？命运不会一再捉弄一个热爱生命的人的。音乐给我的影响是如此的深刻，深深地刻划在了我的记忆中，在我痛苦的时候，梁祝幻化成的蝴蝶总是会在我眼前片片飞舞，引领我往光明的方向去。
第二次手术
我的第三个人工关节终于准时到货了，值得庆幸的是，这次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我的手术时间被安排在七月十二日，星期一。人工关节在给我们都看过以后，就被送到手术室去消毒了。这个关节和前面定制的两个都不同，有很多地方改进了，无论是外形还是材料，完全是按照我的手术需要而设计的。
星期天下午，爸爸妈妈早早地就到医院来了，妈妈还带来了一把剪刀，准备帮我把长头发剪掉。因为我自己反复分析，觉得前面两次手术都没动成的原因，在于我没有做好术前准备，没有把头发剪短。和两年前一样，妈妈搬了把凳子放在病房中央，我坐好后，妈妈就开始“咔嚓咔嚓”地剪起来了。同病房的病友都很替我惋惜，我自己更是舍不得，但是想到手术后的种种麻烦，觉得还是剪短了好。长长的头发掉了一地，我的心也跟着轻松起来。风从八楼的窗户吹进来，我的思绪也跟着吹来吹去吹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不知为什么，我忽然开始想念起小时候无忧无虑的快乐，还有夏天在辣辣的阳光下飞奔的疯狂。头发留起来要花很长的时间，剪起来却是那么快，没几分钟，妈妈就给我剪好了。照照镜子里面，是一个男孩子的模样，不同的是，在我脑袋后面还拖着一根细细长长的小辫子，算是对剪掉的长发的一种纪念，也可以算是长发到短发的一种比较委婉的过渡形式吧。有意思的是，我真的把头发剪短了之后，病友们又都说我还是剪成短头发更可爱更好看。我拖着脑后的小辫子在病房里走来走去，很是得意。
星期天的早晨，又是“长脚”来推我进手术室。我笑嘻嘻地和病友们告别后，不用“长脚”招呼，我自己一骨碌就爬到推床上躺好了。在电梯口，爸爸妈妈轮流拥抱了我一下，我很高兴地说：“今天肯定可以动成手术的！一会儿见！”可能平时像我这样乐于进手术室动手术的病人实在不多，电梯口的一些病人家属都有点奇怪地看着我，我朝他们笑笑，谁知道我心里想什么呢。别人一定想不到我那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快点把手术动好，对我来说最幸福的事莫过于能够顺利地进手术室、顺利地出手术室。
手术室里的空调开得很足，躺在手术台上，我又开始望着头顶上的无影灯中自己的倒影。熟悉的环境，熟悉的医生。朱医生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今天关节尺寸对不对？”我赶紧说：“对的，对的！”朱医生又问我：“核对过了没有？”我连忙说：“核对过了，核对过了！”朱医生说：“我再去问问，然后来给你上麻醉。”一会儿，朱医生又进来了，笑眯眯的，我放下心来。他问我紧张吗，我摇摇头，我怎么还会感觉得到紧张呢？我心里的感觉是复杂的，像小孩子去春游前一天的感觉，有点期待，有点兴奋。几位手术医生都进来先看了看我，我更加放心了，开始看着无影灯发起呆来。
同样的麻醉过程又来了一遍，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我昏昏睡去，失去了意识。手术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什么时候结束的，我都不知道。只是在朦朦胧胧中听到有人在叫我的名字：“陈帆红！陈帆红！”我很想回答，却怎么也发不出声音来。声音又响了：“你是陈帆红吗？点点头……”我轻轻地点了点头，然后又听到有人在说：“醒了醒了……陈帆红，把舌头伸出来看看……”我的意识渐渐恢复，明白手术已经结束了，医生们在叫醒我准备把我送回病房了。我伸出舌头想要做个鬼脸，却难以控制自己的表情，眼睛一点也睁不开，看不到周围的情况，只听到几位医生笑道：“可以把她送回病房了……”
我心满意足地又再睡过去。猛然一阵剧痛袭来，我感觉自己被人抱起来，放到另外一张床上，然后那张床开始动起来，我意识到自己正躺在来时的推床上。一路上听到不同的人的声音，我稀里糊涂地完全失去了方向感。一阵一阵的疼痛使我处于一种半梦半醒的状态，好不容易滑动着的床停了下来，我猜测着可能到了病房了，果然不出所料，我被抱到了病床上。爸爸妈妈的声音在我耳边想起，一声一声地叫着我的名字，我拼命地点头。爸爸轻轻在我耳边告诉我：“手术动好了！”我有点兴奋，迫切地想要告诉他们我早知道了，可是就是说不出话来，眼睛倒是睁开了一点，看见爸爸妈妈模糊的面孔，我想要朝他们笑一笑，伤口处的疼痛却让我怎么也笑不出来。
我想动一动，换一个舒服点的位置，却发现一点都动不了，两条腿都被绑起来了，伤口的地方还插着一根长长的引流管引出淤血；两只手也没法动，一条手臂上面吊着盐水，另一条手臂上面包着自动测量血压的设备，手指上夹着一个测量心跳的设备。我想转转头，却发现颈部带着一根埋在血管里的导管，一动会隐隐作痛；鼻子插着氧气管，一动就会松动。我只能乖乖地一动不动，闭上眼睛承受种种的不适。也许是因为输入我体内的血太冷，我觉得自己像是被放在冰窟里一样，不停地直发抖，幸好这已经是我第二次手术了，爸爸妈妈也镇静了不少，坐在一边倒没有很慌张。我用嘴型无声地说着：“手……”。这种时候亲人之间的感应很强烈，爸爸一下子就明白了我的意思，握住我的手，把他的热量源源不断地传给我。血一袋一袋地输入我的体内，爸爸的温度也一点一点地输入我的手心。妈妈在监视仪器边看着我的血压、心跳。我的床位医生不时会来看看我的情况，我隐隐约约听到医生说我的血压已经到了60、90，基本上还算可以，但是心跳太快。
我又沉沉睡去，没过多久觉得干渴难忍，睁开眼睛盯着床边的小桌子看着。妈妈问我：“要什么？”我看着桌上的杯子，想要说“水”，却又发不大出声音，妈妈倒是听懂了，拿了根棉签沾了点水在我嘴唇上点了点。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上甘岭”一样，想喝水的强烈欲望使伤口的疼痛都显得不重要了。手术后的六个小时里什么都不能吃，我闭上眼睛计算着时间。妈妈每过一会儿就往我的嘴唇上沾点水，一丝丝的湿意维持着我的平静。
爸爸妈妈轮流照顾着我，平静了没多久的我就开始了强烈的麻醉反应，不仅把我折腾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就连爸爸妈妈也跟着担惊受怕。我频繁地呕吐，监视仪上我的心跳往上也猛跳着，跳到一百四十多跳，我的床位医生都有点害怕了，忙问我感觉有什么不舒服吗。说也奇怪，医生跟我一说话，我居然也就发得出声音了，后来想想可能是心理作用。我告诉医生，我除了觉得恶心以外，其他都挺好。医生觉得有点奇怪，心跳那么高的话病人应该非常难受了才对。我倒是挺难受的，不过我觉得还是可以忍受的。医生让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