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
“出去买个三明治。”
在街角的小饭馆里，拥挤的午餐时间还没开始。合伙律师与新手在窗前找了张可以看到街景的小桌子。街上车流缓慢，无数行人就在几码远之外匆匆而过。侍者给古德曼先生送来一份油腻的鲁本三明治，亚当则是一碗鸡汤。
“在密西西比，死囚牢里有多少犯人？”古德曼问。
“四十八，是上个月的数字。二十五个黑人，二十三个白人。上次执行死刑是两年前的威利·帕里斯。萨姆·凯霍尔可能就是下一个，除非有一个小奇迹发生。”
古德曼迅速咬下一大口，用餐巾擦了擦嘴。“依我看得有一个大奇迹。从法律的角度已经没有多少补救的余地。”
“依惯例，最后临刑前还可以提出种种申诉。”
“这套策略留待以后咱们再作讨论。我猜想你从未到过帕契曼。”
“没有。自从我知道了真相我就想回密西西比，但从未成行。”
“那是密西西比三角洲中部的一个大农场，有讽刺意义的是它离格林维尔不远。面积大约有一万七千英亩。那儿可能是世界上最热的地方。它坐落在四十九号高速公路西侧，像一个小村子。有好多建筑物和房屋。前部是所有行政管理部门，没有围铁丝网。大约有三十个不同的营区散布在农场各处，全部围着铁丝网并戒备森严。每个营区都和其他的严格分开。有些相距数英里。你开车经过不同的营区，它们全都被链条和带刺的铁丝网围着，全都有上百个囚犯无所事事地囚禁在里面。根据类别，他们穿着不同颜色的国服，看上去似乎全是黑人少年，有的只是在闲逛，有的玩篮球，有的只是坐在建筑物的走廊上。偶尔也可以看见一张白人的脸。你独自坐在车里，慢慢地开过，沿着一条砂石路经过那些营区和带刺的铁丝网，就会看到一座样子单调的平顶建筑物。它被高高的围墙围了起来，还有卫兵在岗楼上看守，是个挺现代化的设施。它有个正式名称，但所有的人都愿意简称它为死监。”
“听起来似乎是个挺不错的地方。”
“我本以为那可能是个地牢。你知道，黑暗、阴冷，并且从上面往下滴水。可它只是一片棉花地中间的一栋平顶建筑。实际上，它没有其他州的死囚牢那么差。”
“我想去看看那个死监。”
“你还没有充分的准备去看那种地方。那是个可怕的地方，全是些沮丧的等死的人。我去之前是六十岁，看过之后我整个星期无法入睡。”他咂了口咖啡。“我想象不出你到了那儿会有什么感觉。即使你代理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那个死监也够糟的了。”
“他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
“你打算怎么和他说——”
“我不知道。我在考虑，但我肯定我能对付的。”
古德曼摇摇头。“真不可思议。”
“整个家族都不可思议。”
“我现在想起来萨姆是有两个孩子，好像一个是女儿，时隔太久了，你知道，主要是泰纳办的案子。”
“他的女儿是我的姑姑。莉·凯霍尔·布思。她试图忘记娘家的姓。她嫁给了孟菲斯的豪门世家，丈夫拥有一两家银行，他们从不向任何人谈起她的父亲。”
“你的母亲在什么地方？”
“波特兰。她几年前再嫁，我们每年通两次话，委婉点说我们的关系有些功能障碍。”
“你怎么读得起佩珀代因大学？”
“人寿保险。我父亲很难保持住一份工作，但是他很聪明地保住了他的人寿保险。他自杀前几年保险金就已经到期了。”
“萨姆从不谈及他的家庭。”
“他的家庭也从不谈及他。他的太太，我的祖母，在他被判为有罪后没几年就死了，当然我当时并不知道。我进行家族研究的大部分材料都是从母亲那里一点点挤出来的，她试图忘记过去的努力是非常成功的。我不知道一般的家庭都是什么样，古德曼先生，反正我们家很少聚在一起，如果我们家中有两个以上的人偶然相遇，最不愿提的话题就是过去。这个家有不少见不得人的秘密。”
古德曼边小口吃着土豆片边专心地听着。“你提起过一个姐妹。”
“是的，我有个妹妹，卡门。她二十三岁，是个活泼美丽的姑娘，在伯克利大学读研究生。她生在洛杉矶，所以她不像我们那样改过姓名。我们常联系。”
“她知道吗？”
“她知道。我的姑姑在父亲的葬礼后先告诉了我。然后，母亲让我去告诉卡门，当时她刚十四岁。她从未表示过任何对萨姆·凯霍尔的兴趣。坦率地说，我们家的其他成员都希望他能静悄悄地消失。”
“他们的愿望快实现了。”
“但不会是静悄悄的，对吗，古德曼先生？”
“不会的，决不会安静的。在那个短而可怕的时刻，萨姆·凯霍尔将是这个国家被议论最多的人。我们会重新看到那部老片子、爆炸冲击波、法庭的审判及场外三K党的示威。关于死刑的辩论会重新爆发。新闻记者会拥向帕契曼进行采访。接着，他们就会处死他。两天后，一切都会烟消云散。每次都是这样。”
亚当搅着碗里的汤，小心地捞起一小块鸡，仔细看了一会，又把它放回汤里。他并不饿。古德曼又吃完一片土豆片，用餐巾碰了碰嘴角。
“霍尔先生，我想你不会以为你能让这件事不被张扬出去吧？”
“我曾考虑过。”
“算了吧。”
“我母亲求我不要去干，我妹妹不愿和我谈这件事。我在孟菲斯的姑姑认定我们全会因暴露了自己是凯霍尔家族成员的身分而倒霉一辈子，其实这种可能性是极小的。”
“这种可能性并不是极小的。当新闻界查过你的底细后，他们会弄到一张你坐在祖父的膝盖上的旧黑白照片，那印出来可不得了。霍尔先生，想想吧，被遗忘了的孙子在最后一刻介入，作出英雄式的努力，在时钟停摆的瞬间，去挽救他不幸的老祖父。”
“我倒有些喜欢这些。”
“是不坏，真的，它会使咱们这个可爱的小事务所倍受瞩目。”
“也带来另一个不愉快的问题。”
“我想不会，亚当。库贝没有胆小鬼。我们已经在粗俗混乱的芝加哥法律界中幸存下来并且取得了成功。我们在这个城市以凶悍著称、我们有最厚的脸皮。你不用为事务所担心。”
“因此你会同意的。”
古德曼把餐巾放到桌上，又咂了一口咖啡。“噢，真是个好主意，假设你的祖父会同意，如果你能让他签字，或者我该说重新签字，我们就有事可做了。你在第一线，我们从这里提供你所需要的一切。我会始终在背后支持你。这样能行。然后他们还是会杀了他，而你则将永远不能从中解脱。我曾经看着我的三个当事人被处死，霍尔先生，其中一个就死在密西西比。你将再也不是原来的那个你了。”
亚当点点头微笑着望着人行道上的行人。
古德曼接着说：“他们杀他的时候我们会在场支持你。你不必独自去承受这一切。”
“这案子并不是毫无希望的，是吧？”
“几乎是。我们以后再讨论策略。我先去见丹尼尔·罗森。他可能要和你进行一次长谈。其次，你得去见萨姆，可以算是个小小的重逢。这是最难的部分。第三，他如果同意了，我们就着手工作。”
“谢谢。”
“别谢我，亚当。我怀疑这件事结束后我们是否还能友好相处。”
“不管怎么说，还是谢谢你。”
……
五
会议很快就组织好了。E．加纳·古德曼打了第一个电话，一个小时之内必须参加的人就都到齐了。他们在丹尼尔·罗森隔壁的一间小小的不常用的会议室中开了四个小时的会。这是罗森的地盘，因此亚当很是不安。
都说丹尼尔·罗森是个魔鬼，虽说两次心脏病敲掉了他的一些棱角．让他温和了点。三十年来，他一直是个残酷的讼棍，最下贱，最卑鄙，而且毋庸置疑也是芝加哥最能干的法庭闹事者。在得心脏病之前，他是以他非人的工作钟点而著称——每周九十小时，在午夜还与秘书、助手们无休止地工作，挖掘查找资料。几任妻子都离他而去。要有四位秘书同时用玩命的速度工作才能跟上他的进度。丹尼尔·罗森曾是库贝事务所的灵魂和心脏，但如今再也不是了。他的医生只允许他在办公室每周工作五十小时，而且禁止他出庭。
现在，已六十五岁并且日益发胖的罗森被他亲爱的同事们一致推选为事务所这群温顺羊羔的牧羊人。他的责任是监督那个使库贝事务所运转的颇为繁琐的官僚机构。这是一项荣誉，其他合伙律师在赠与他这项荣誉时就这么淡淡地解释了一下。
到目前为止，这项荣誉简直成了灾难。被迫从他极度热爱并需要的战场退出后，罗森对于事务所业务的管理也跟准备一场收费高昂的官司相类似。他会为许多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对秘书和办事员们严加盘问，他与其他合伙律师针锋相对，可以为有关事务所政策的一些含糊不清的概念而高谈阔论数小时。既然被医生监禁在办公室里，他只好把年轻助手们叫来，然后找茬，看他们忍受压力的限度。
他故意隔着小会议桌坐在正对着亚当的座位上，手里拿着一份薄薄的卷宗好像是攥着个生死攸关的秘密。E．加纳·古德曼坐在亚当的下手，摆弄着他的领结，搔着他的胡须。当他用电话告诉罗森有关亚当的要求并透露了他的家世时，罗森的愚蠢反应是预料之中的。
埃米特·威科夫站在房间的一头，耳边贴着一个火柴盒大的手提电话。他将近五十岁，看上去却老得多，每天都在惊惶中和无数电话中度过。
罗森小心地打开放在亚当面前的卷宗，拿出一本黄色的拍纸簿。“去年我们和你面谈时你为什么不说你祖父的事？”他单刀直入并恶狠狠地盯着对方。
“因为你们没有问我，”亚当回答。古德曼曾告诫过亚当这个会可能不会很顺利。但他和威科夫会占上风。
“别自作聪明，”罗森咆哮起来。
“别这样，丹尼尔，”古德曼说着把眼睛转向威科夫。威科夫正盯着天花板摇头。
“霍尔先生，你不认为你应该告诉我们你与我们的一个客户是亲戚吗？你当然相信我们是有权利知道这件事的，不是吗，霍尔先生？”他这种轻蔑的口吻通常是为那些撒谎和要花招的见证人预备的。
“其他所有的事你们的人全都问到了，”亚当回答，非常镇定，“记得吗？安全审查，指纹鉴定，甚至谈到了测谎器。”
“是的，霍尔先生，但是你知道的事我们不知道。当你申请工作时你的祖父是这个事务所的客户，而你他妈的知道应该告诉我们。”罗森嗓音浑厚，声调抑扬顿挫就像个有戏剧天才的演员。他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过亚当。
“他不是你所指的那种祖父，”亚当不慌不忙地说。
“那也是你的祖父，而且在你来这里求职时就已经知道他是个客户。”
“那么我道歉，”亚当说，“这个事务所有上千个客户，全都是有钱的，都为我们的服务而付出了巨额费用。我从未想象一件微不足道的义务诉讼也能招来麻烦。”
“你这是欺诈，霍尔先生。你有预谋地选择了这个事务所，因为它当时在代理你的祖父。现在，你又突然来要求接手此案，这使我们处境尴尬。”
“什么处境尴尬？”埃米特·威科夫问，一边折起了他的大哥大放进口袋里，“听着，丹尼尔，我们谈论的是一个在死囚牢里的人。他需要个律师，该死的。”
“他自己的孙子？”罗森问。
“谁管他是不是他的孙子。这个人一只脚已经进了坟墓，他需要个律师。”
“他解雇了我们，记得不？”罗森掉转了枪口。
“是啊，但他总是可以重新聘我们的，值得试一试，会好起来的。”
“听着，埃米特，考虑这个事务所的形象是我的工作。把一个新来的助手送到密西西比去，让人家拒绝，并把他的当事人处死，我可没想过这样的主意。坦率地说，应该把霍尔先生从库贝事务所开除。”
“噢，太棒了，丹尼尔，”威科夫说，“标准的倔老头对于微妙事件的反映。那谁去代理凯霍尔？想想他吧，这个人需要个律师，亚当也许是他唯一的机会。”
“上帝帮助他，”罗森喃喃地说。
E．加纳·古德曼决定说几句了。他两手握紧放在桌上，瞪着罗森说：“事务所的形象？平心而论，你以为我们真像一伙低薪的社会工作者在热情地帮助人民？”
“或者像一伙在救济贫民的尼姑？”威尔夫冷笑着在一边帮腔。
“这件事怎么会伤害我们事务所的形象？”古德曼问。
罗森从不知道什么叫让步。“非常简单，加纳，我们不会把我们的新手送到死囚牢去。我们也许会虐待他们，设法毁了他们，让他们一天工作二十小时，但我们不会在他们没有准备好的时候送他们去打仗。你是知道死刑诉讼有多复杂难弄的，他妈的，你写过书的，你怎么能指望霍尔先生能胜任？”
“我将督导他所做的一切，”古德曼回答。
“他真的非常不错，”威科夫继续敲边鼓，“你知道，他已经把全部档案材料都背下来了，丹尼尔。”
“这样能行得通的，”古德曼说，“相信我，丹尼尔，这种事我经得多了，我会始终参与办案。”
“我也会抽上几个小时帮帮忙，”威科夫补充道，“我甚至可以在必要时飞过去。”
古德曼猛然转过身盯住威科夫。“你！公益事业？”
“当然了，我有良心。”
亚当没有理会他们的玩笑，仍然盯住丹尼尔·罗森。他想说，来吧，解雇我吧。来吧，罗森先生，开除了我那我就好去埋葬我的祖父了，然后继续过完我的一生。
“如果他被处决了呢？”罗森向着古德曼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