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想亲自看一看这件事。”我说道。
“您不害怕吗？”她有点儿嘲笑般地问。
“不。”我说，“我不是胆小鬼。”
“我正喜欢这一点。”她赞赏地说。
“可是，我怎么能看到我们的这件工作呢？”
“您可以坐在街角小公园里，从远处瞧，当出事以后，马上就要离开。谁也不晓得下一步会怎样。”
她的肩头抽动了一下：“给我一杯烧酒。”
她还是有些不安了。
“晚上见。”她临走的时候说，“晚上我陪您到现场去。”
她喝了那杯烧酒，就走了。
不错，实际上这些人干的都是一件事，都是为一个主子服务，可是他们互相之间却有多么深的仇恨啊！
我和扬柯夫斯卡亚这天早上谈话之前，差不多整夜都和热列兹诺夫在一起来着。
我把他们决定干掉爱丁格尔这件事对他讲了。
“那很不坏。”热列兹诺夫表示同意，但又迟疑地笑了笑，“不过这件事得向上级报告。不经同意甚至盖世太保的头头都不能换的。否则事情也可能弄糟的。”
我们很担心地互相问着：我们的上级能否同意干掉爱丁格尔呢？史密斯能否把他干掉呢？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的命运就要看这一招了。坐在海边等着风平浪静，这不是热列兹诺夫的性格。我们立即着手工作——应该抓紧，因为我们感到我们头上的乌云越来越浓了。
我们拿着阿卓尔斯的地址，一个一个地查看着明信片。
在那印花的明信片上都有数字，印着拉脱维亚风景画的明信片上也有数字，但总我们却无法把地址和数字结合起来。
我们用尽心机，花了好长时间来解释这些数字。可是，尽管我们费尽心机猜测，也没有得到任何结果。
当我们差不多已经完全绝望了的时候，热列兹诺夫却突然灵感迸发——他不从印着正文和数字的反面去察看，而是从正面，就是印着画儿的那一面去察看这些明信片了，他一会儿瞧一瞧地址，然后就去看一看画片上那些街道、广场和建筑物……
“等一等，”他突然大声喊道，“我可猜到啦！”
他抓起了地址，念道：“马顿那，斯特列尔尼耶卡，14号。”然后便把那张明传片送给了我。
“这上面画的是什么？”他问道。
明信片上画的是一条普通的街道，我又瞧了瞧反面，便读了读那上面写的字：“马顿那，斯特列尔尼耶卡。”
只是没有指出阿卓尔斯住宅的号码……
他们没有写出阿卓尔斯的住址，却在明信片上撮下了他的住房……
琉璃草住在马顿那的斯特列尔克瓦亚街！
剩下来的只需猜透数字的秘密了，但是，到天亮以前我们没有猜出来。
“再有一两夜，一切就都会清楚了。”热列兹诺夫说：“如果爱丁格尔或是他的后继者不早些砍掉我们脑袋的话。”
扬柯夫斯卡亚很晚才来，时间已经入夜了。
“我们走着去吧。”她说，“汽车会碍事的。”
我们不慌不忙地走到了列宾女士住的那栋楼房。四处一片漆黑，只有极少的过路行人匆匆忙忙地从我们的身旁走过。
斜对着使我们感兴趣的这栋楼房，离有二百步远，街角上有一个小小的公园。
我们在一条长凳上坐下了，扬柯夫斯卡亚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肩头上。别人很可能把我们看成是一对情侣。
“这虽然不是池座里的软椅，”扬柯夫斯卡亚说，“但是从这里却一切都能看得见。您会亲眼证实爱丁格尔再也不会是个危险人物了。”
我们的头顶上闪烁着星光，树叶在籁籁作响，附近散发着烟草花的香气；这个环境很富有诗意。
“我走了。”扬柯夫斯卡亚说，“我不太喜欢这种把戏……”
她就把我一个人留下。我坐在那里瞧着那栋寂静的高楼。
半夜时分，受丁格尔来了。他坐着汽车，由几个党卫队队员护送着。他下车后，马上消失在门口里了。有一个党卫队队员藏在大门里，其余的人吵吵嚷嚷地商量了一阵，就都回去了。
夜里一点钟左右，从街角闪出来一个穿着黑斗篷的人——歌剧里面的杀人凶手就常常穿这种衣服出场。
这个人正是我等候已久的克拉连斯·史密斯，也就是拉孟·岗查列斯。
他在这栋楼前面踱来踱去，往上层的窗子瞧了瞧，就把一个黑色的东西拿到了嘴边，起初，我没看清楚这是什么东西，他默默地站了一会儿，突然就发出了一阵悠长而幽雅的声音……
原来那是一个很普通的口琴。
史密斯只吹奏了一个乐节就停住了，又往上瞧了瞧，便躲到暗处了……
突然，从黑暗中又响起了一首激昂而忧郁的小曲。
这是一首很奇特的小曲，这大概是史密斯很早以前在那空旷而阴沉的大草原上听到的墨西哥或者是印第安人的小曲，他吹得相当好，说明他具有异乎寻常的天才。
这个幽雅凄惋的旋律，象一条银色的小溪，沿街流荡，飞向高空，消失在昏暗的天空里。这首小曲在呼唤，在迷惑，在请求……
耍蛇的人想必就是用小笛的笛声这样来迷惑蛇的。这种比拟是我后来想到的，因为在当时我根本没有想到耍蛇的人。那琴声把我也弄得心荡神迷了。
不过，这首小曲里也有某种刺激性的、使人预感到危险性的东西……
上面有开窗的轻微响动，五楼的两扇窗子打开了，有人往外瞧，爱丁格尔（我毫不怀疑，那一定是他），大概是出于那种职业性的好奇心，由窗子探身出来了。……
小笛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蛇从笼子里探出了头！
克拉连斯·史密斯一定是比我更细心地注视着这一切了……
他蓦地从黑暗中出来；可以说是走上了戏台……
琴声传进了我的耳鼓，吹奏口琴的人差不多是故意地在那栋楼房跟前的马路上走过，越发引起了仅有的几个听众的好奇心。他好象还对爱丁格尔略施一礼，随即又把口琴拿到唇边，吹起了一支迅疾而欢快、并具有一种嘲笑意味的曲调，他走到了小公园的栅栏跟前，突然隐没在一棵枝时繁茂的榆树荫处了……
爱丁格尔大概是因为有人竟敢扰乱他的平静而生气了。他把身子探出窗台，望着暗处喊叫了一声……
这时，史密斯背靠着树干，举起了胳臂，于是我就听到了叽叽哽哽的一声叫喊……
但是，我并没有听到枪响……
岗查列斯先生用的是无声手枪！这时我才明白了我和扬柯夫斯卡亚女土在道加瓦河沿河街散步时的一些神秘场面……
随着爱丁格尔的喊声，传出了一个女人的哭号声。
这位演员已经应该退场了。他也正是这样做的。
我也急忙离开了小公园，躲到附近的一条小胡同里了。
热列兹诺夫正在家等着我回去。
“唔，怎么样？”他间。
“妥了。”我说。
第二天早上，热列兹诺夫带回一张德寇出的报纸。
报纸上登载一条很短的消息：盖世大保长官爱丁格尔在执行职务的时候英勇牺牲了……
到晚上，整个的里加都在谈论，说爱丁格尔亲自领导去攻取地下反法西斯中心，被一个叫丽丽·列宾的女人给打死了——原来她是德国的共产党员，被特别密派到里加来从事这项暗杀行为，她以杂技演员的名义博得了长官的信任……
两天以后举行了庄严的葬礼。
爱丁格尔太太有生以来第一次没有征得自己丈夫的同意哭起来了。希姆莱给她打来了一封深表同情的电报。军乐队在这位长官的墓前演奏了“守卫莱茵河”乐曲。
扬柯夫斯卡亚一见我就问：“您满意吗？”
“摆脱了危险，我自然是很高兴的。”我回答说，“但是我还不晓得以后会怎样。”
“一切都会很好的。”扬柯夫斯卡亚安慰我说，“波里曼很快就来了……”
“这个人怎么样呢？”我问道。
“这是我们的人。”扬柯夫斯卡亚说，“这个人头脑清醒，而最主要的是，他器重朋友，并且能够给予帮助。”
第十五章 在仙人掌的阴影里
威廉·波里曼先生马上就来接替空下来的这个位置了：如果说格列涅尔教授无法把爱丁格尔赶走，但是，他的影响却足以使他们任命波里曼接他的缺。
在盖世太保的这个新头子来到里加后的一两天以后，我就在格列涅尔的家里认识了他。
无论是在外表上还是内心里，他都不象他的前任。就外表看，他很象一个很有些成就的药剂师或是牙科医生。他的头发是黑的，剪得很短，稻微有些卷曲，两只眼睛又大又黑，有点儿凸出，鼻子挺大，肉很厚，嘴唇湿润、肥满……
他沉着、委婉、冷静，透过角质镜框的眼镜很客气地望着大伙，很有礼貌地听取大家的讲话。
但是，不到两个星期，波里曼在他的工作上可就表现得比那个精神失常的爱丁格尔胜强百倍了。
爱丁格尔的同事们部说爱丁格尔在审问一些特别倔强、不爱讲话的犯人的时候很容易暴躁，甚至亲自举起拳头向犯人猛扑过去，干脆把世界上的一切都忘在脖子后头去了。波里曼恰恰相反，他从来也不发怒，而且他自己决不触动犯人。不过，他却把党卫队所采用的各种拷问形式分了类，并且用特别的训令确切地规定了动用的次序。波里曼不准许对哪一个末决囚犯都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加以痛打，不过他却增加了专门的教练员的名额，并且采用了能挑动人说话的专门刑具……
在波里曼来到里加以后的第四天或者是第五天，马尔塔交给我一个普通的灰色信封，那里原来是一份普通的通知书，要阿弗古斯特·贝尔金先生在一九四二年八日十五日午后一点到盖世太保的办公厅去一趟。
我在午后一点钟去了。管理处虽然明明知道我以前常来见爱丁格尔，但却还是跟我要身份证。波里曼先生也把盖世太保本身的秩序整顿好了。
他们要我到二楼，让我在那里等一等，然后，又把我送到四楼，到四楼又让我等，后来又把我送回三楼，到三楼把我带到了波里曼的办公室，还让我等着。
我不太喜欢他们的这种做法，但是反抗也毫无意义——这好象是一种精神准备：据说这样才能使人安分守己。
最后，波里曼终于把我请去见他了。
他还是象我在格列涅尔那里看到的那样：沉着、冷静。
他微笑了一下，便透过眼镜用锐敏的眼光望了望我。
“您可以坐。”波里曼用命令的口吻说。
我坐下了。
“我请您来是想对您说明我们对您不满意。”波里曼接下去说道，“我在柏林就看到了爱丁格尔长官所写的报告。您应当把您的间谍网转交纳我们的时间那还是……”他顺手拿起了一个小纸条。“那还是去年。后来给您缓了两次期。您把这件事施得太久了。布莱克上尉，我再给您一个月的期限。假如过一个月您还不把您的间谍网交给我们，我就把您作为一个英国的间谍送到集中营去，而且还要在您的身份证上注明：‘一去不返’。”他越发显得笑容可掬了，“我劝您不要辜负我们对您的信任，并且还想警告您，有我波里曼在，这里就绝不能象爱丁格尔长官在任时那样乱七八糟。”
看来，我在这一个月之内必须完成我的任务……
也许，正是因为波里曼来了，所以我才得到被邀请到格列涅尔教授别墅去的机会。
格列涅尔请到自己别墅去的，都是些亲近的朋友，而这次邀请我，我以为与其说是格列涅尔对我表示友好，还不如说是由于泰勒的关照。但是，我并没有料想到；他之所以邀请我，乃是因为他要告诉我一件他认为会叫我大吃一惊的消息……
扬柯夫斯卡亚负责把我带到格列涅尔的别墅去。
在这个星期天，她比往常来得早，她精神饱满，衣着华丽，穿着一身浅色的夏装，但又闪现着一种浊绿色，头上戴一顶大檐儿的草帽，上面还插着几朵紫罗兰……
她要我也穿一套浅色的衣服。
“我今天想让一切都很愉快。”她说，“也许这是我一生里最后一个快乐的日子呢。”
她的预感并没有骗她：她已经没有几天快乐的日子好过了。
我们的汽车开到了公路上。清爽的小风直吹着我们的面孔。市郊的小房隐约可见。
我们在又高又重的大铁门前停下了，大门的里面结结实实地镶着木板，木板仿照生铁的样子画成黑色。
扬柯夫斯卡亚让我按铃。
我按了一下电铃，有一个党卫队员马上便从小门里出来了。
看样子他本打算问问我，但是他一眼看见了扬柯夫斯卡亚，便向她点点头，就开大门去了。
当我们进了大门，已经到了别墅里面的时候，我看见了一个望楼，从望楼上可以把那道围墙看得很清楚，望楼上站着一个党卫队员，手里拿着一支冲锋枪。
通到大门这里有一条很长的林荫道，宽大整洁，直通到园林的深处。我们缓缓地驶过了这条林荫道。左面有一栋两层的楼房，样式是极其现代化的——是一个灰色的立体，有很多的玻璃窗子，上面还有两个玻璃露台，就象飞机的机翼一样，伸在下层窗子的上面；在离这栋楼稍远一点儿的地方有两栋厢房，那想必是给仆人或者是给客人预备的；右面，在树木的那一边有一片空地，那里也有些房屋，房屋的后面就是广阔的草原……
那原来是一个飞机场！
我恍然大悟了。
“苏菲亚·维堪奇耶夫娜，请您告诉我，”我问道，“这就是我们的老板着陆的降落场吗？”
“您真机敏！”她说，照例讥诮地微笑着，“要知道，德国人是不能在他们的军用机场上接待他的呀！……”
“一般说来，这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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