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叫我去作客。”
“他说得很认真吗？”
“他说我们应当见一见面，并且请我到他的办公厅去一趟。”
“那您准备什么时候去呢？”
“不忙。”
“那不对。不要推迟这次会见，在今天的里加他可是一个最有力量的人物，和他处得好能够保证安全……”
她坚持要我当天就去见爱丁格尔。其实我自己也明白不应该拖延。
盖世太保占据着一座很大的六层楼房。管理处有很多的冲击队员，他们鄙视地瞧了瞧我，仿佛我到那里去是走错了路。
我走近了发通行证的一个小窗口。
“我要见爱丁格尔先生。”我说罢就把身份证递了过去。
“长官不接见拉脱维亚人。”一个很高傲的小伙子很粗暴地回答说，“走开！”
这种做法对德国人来说是反常的；德国人对他们所需要的人本来总是十分亲切，看样子，管理处事前一定没有得到通知。
他们很不高兴地让我挂一个电话。我叫给我接爱丁格尔。我刚一说出我的名字，他的秘书就回答说马上就好。
果然不错，没过几分钟，让我走开的那个小伙子就拿着通行证从隔板后面跳了出来，给我敬了一个礼，并且要把我送到长官的办公室去。
我们乘电梯上去。当我和那个向导走到走廊里的时候，迎面走过来两个党卫军军官，有一个没有军衔的人陪着这两个人，这个人也穿着一身黑色军服，袖口上有一个可怕的标记——一个头颅和两根交叉着的骨头。
我觉得这个人很面熟；我怕是看错了，又仔细瞧了瞧，竞认出了这个人，他原来是加什凯，正是和我一同住过院的那个加什凯。
他走在那两个军官的身后，腋下夹着一个棕色的纸夹，架子很大，目不斜视表现着聚精会神的样子，真是一个洋洋得意的希特勒的官员。
我直盯盯地瞧着加什凯，很想知道他能不能认出我来，但他只是冷漠地扫了我一眼，就走过去了，仿佛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
我们走进了接待室，我的向导给那位秘书敬了一个礼，我马上就被请到长官室里去了。
爱丁格尔一头红头发，一撮小黑胡，依旧象那天在格列涅尔教授家的晚会上一样，显得十分可笑。虽然城里好多人都说他非常可怕，说他在审讯的时候折磨人，并且亲自动手使共产党人“无能为害”——希特勒匪徒所谓的“无能为害”就是指“杀死”——但是他的外表却并不显得可怕。
爱丁格尔显得十分亲切。
“请您……”他向我指了指椅子，“我刚才在读我们敬爱的领袖的著作。”他洋洋自得地说：“这本书可太好了！”
我暗自以为他这是装相，可是他桌上确实放着一本希特勒的《我的奋斗》。爱丁格尔那副肥胖的面孔上现出大受感动的神情。
他有一会儿工夫活象个市井的叫卖小贩，对他的领袖表示万分高兴。他又谈到了国社党的功绩，把未来的德国赞美了一通……
可是，他捧了一顿他的领袖之后，马上就又换了一种很随便、又很认真的口吻：“对不起，……”他刹那间有些惶惑了，“您容我直接了当地讲出来吗？”
“讲吧……”我也很随便、又很认真地回答他说，“我是准备直言不讳的。”
爱丁格尔现出了笑容。
“噢，布莱克先生！”他喊道，“对于德国侦察机关来说是没有任何秘密的！”
我装出对他的话感到很吃惊的样子；如果爱丁格尔不那么妄自尊大，他可能就会看出我甚至装得过火了。
“没什么，没什么，不要难过。”爱丁格尔很宽厚地说，并且拍了拍我的肩头，“我们甚至连大地都可以看穿！”
我很客气地笑了笑。
“唔，这也算为德国侦察机关增光了。”
“是的，亲爱的布莱克先生，”爱丁格尔又稍沾自喜地接下去说，“当乌里曼尼斯在拉脱维亚当政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您，当拉脱维亚加入了苏联以后，我们就注意了您，而当我们把拉脱维亚变成了我们的一个省份以后，我们就把您找到了。还没有谁能逃脱出我们的手掌呢。”
这一次我没有笑，相反地我却尽量冷漠地望着爱丁格尔。
“您说这些话的用意何在呢？”我问道，“就算您晓得我是谁，那又怎样呢？”
“我只想说您是在我们的手掌里。”爱丁格尔稍微有些迟疑地说，“一个士兵被俘之后，不管怎样说他也算失败了。”
“一个军官的失败并不等于一个国家的失败。”我冷漠而又斯文地说：“请您不要忘记，我是一个侦察人员，侦察人员是随时准备牺牲的。我们的职业就是这样的：您可以战败别人，但您也随时可以被别人战败。”
我自己明白，我所说的这一番话，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以说是一种大言壮语，但是我也清楚，大言壮语在实际生活中有的时候也会起一定作用。
“您明白这一点，这我很高兴。”爱丁格尔很满意地说，“那我们就来谈一谈收买的价钱吧。”
我在椅子上挺起了身子。
“我还不曾被人出卖和收买过，爱丁格尔先生！”
“莫非您不怕死吗？”我的对手很婉转地间我说，“请您相信，死这并不是一件怎样愉快的事情！”
“一个英国的军官他只害怕上帝和女王。”我很自尊地说，“而我和您，爱丁格尔先生，这只是同行。”
“一点儿不错，一点儿不错！”爱丁格尔喊道：“正因为如此，我才把您当成我的同事，我不仅有意保全您的性命，而且还准备让您继续从事您的活动！”
我警觉地眯起了眼睛：“那您要求我怎样呢？”
爱丁格尔很严肃地望着我：“要您成为我们的间谍。”
我当然早就知道爱丁格尔的企图……根本也不可能有别的！被揭破的侦察人员不是被收买就得被杀害……我的对方也是了解这一点的。他所以要同我谈就是因为他早就相信我会答应。问题只是价钱了。爱丁格尔是以己度人的；我想，如果爱丁格尔本人落到这种地步，他也会宁辱不死的。
有什么办法呢？我只得让布莱克先生在忠诚上蒙受委屈了。当然，在谈话中我还得装出一副不屈的样子。
“爱丁格尔先生，您应当了解我。”我很沉着地说，“我不能做出有损于我的祖国的事情……”
“我们也并不要求您那样做。”爱丁格尔和解地说，“我们只是需要一些这样的英国军官，他们能够了解英国和犹太人以及布尔什维克并不是同道。我们可以把您送到伦敦，当然，应当让伦敦那方面以为您有独立精神，并且在不同我们合作这方面您是英勇地克服了一切困难的。您可以继续做您自己的工作，同时把情报供给我们。”
这种事情是一种非常有利的巧合。他们把一个苏联军官当成了一个英国间谍机关的间谍，并且要设法使他为德国的间谍机关工作。这对我们的统帅部会很有用的，不过这种有利的条件都暂时化为乌有了，因为我还无法同我们自己人取得联系……
所以目前只能这格暂时装作贝尔金、布莱克，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并且设法让我周围的一切人认为仿佛我正在为左右动摇所苦，时机一到，我就可以伪装起来，设法越过前线……
“布莱克先生，我在等您回答。”他很庄重地说，“这是一个易于今人接受的主张，不要让我再重复了；这个主张甚至连我们的领袖希姆莱都知道了。”
“不过，这可太突然了，”我迟疑地说，“我应当考虑一下……”
“不要再在洋房和监狱之间白费时间选择了。”爱丁格尔打断了我的话。
“我还是要考虑考虑。”我很坚决地反驳说。同时心里嘲笑般地暗想：“让这个爱丁格尔别认为收买一个英国军官是那么简单的事！”
爱丁格尔用他那两只毫无表情的眼睛仔细端详着我。
“唔，如果同意这样做了，您的服务者会得到什么好处呢？”我很认真地问道，“为了活下去，还需要有一些东西。这样做……为您服务会给我一些什么好处呢？”
“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人说过我们吝啬。”爱丁格尔很自豪地说，“您收集情报所需要的费用，将会定期地支给您。”
“给什么钱呢？”我厚着脸皮问道。
“当然是德国马克。”爱丁格尔说，“这就不错了！”
“可也并不怎样好，”我鄙视地反驳说，“马克并不值钱……”
“那就给您英镑或是美元好了。”爱丁格尔立刻就同意了，并且又急忙补充了一句，“战争结束以后，我们所指定的英国政府会给您一个很高的职位。”
这个毫无远见的家伙说得十分正经，我仿佛觉得他很相信自己所说的这番话，对我的表示同意也并没有怀疑。
但是我想，把这桩交易拖一下对我是有利的：因为这样一来，布莱克的地位在德国人的心目中就巩固了，马卡罗夫少校就更难被人发觉了。
“长官先生，我还是坚持请求您答应，”我说，“给我一点儿时间。”
爱丁格尔站起来了。
“好吧，我给您一个星期。”他煞有介事地说道，“但是请您不要忘记，我们没有您也一样可以干得了，可是您若没有我们却不成。”
我不怀疑这个红毛长官也会乐于把我关到集中营里去，但是把敌方侦察机关的一个军官网罗到自己这方面来，是一种很令人得意的事情，所以这个党卫军分子不仅沉住了气，甚至还很客气地把我送到了办公室的门口。
扬柯夫斯卡亚在我的家里等着我，她非常重视我同爱丁格尔的这一次会见。
“怎么样？”我刚一回去她就问。
“他让我做德国侦察机关的间谍，并且答应把我送到伦敦去。”
“您认为怎样呢？”扬柯夫斯卡亚焦急地问道。
“我让他给了一星期的时间考虑一下。”
“您应该答应。”她急不可耐地说。
“那么到伦敦去吗？”我冷笑着说，“对于布莱克先生，到那里会有什么好处呢？”
“您可以留在这里。”扬柯夫斯卡亚又劝我说，“德国人会同意的。”
“可是，让我留在这里对他们会有什么好处呢？屠杀拉脱维亚人吗？他们没有我也成啊！”
“他们留下您可以把您手下的间谍组织揭破。”
“这些姑娘？”我吃惊地说。
“啊，并不是这些姑娘。”她气咻咻地说，“难道您不了解利用这些姑娘只是为了掩人耳目吗？这些姑娘只是个幌子，只能利用她们打掩护。他们所需要的是真正的间谍组织；英国国家侦探局真正的间谍总是秘密进行活动，神不知鬼不觉的。他们要的就是搞清这个，您怎么会不明白呢！”
“可是，究竞哪些人是真正的间谍呢？”我问道。
“比如我！”扬柯夫斯卡亚很坦率地叫道，“但是还有别人，也都是很有价值的人物。”
“到底是哪些人呢？”
“我若是知道就好了！戴维斯并没有同我讲过。请您别忘记，他可是英国国家侦探局的人员！没有布莱克，那么谁是真的谁是假的是很难分辨的！”
布莱克会有一个特别的间谍网，主要是用它来掩护真正的间谍组织，这是不难猜到的：英国的间谍机关和贪多的德国以及日本的间谍机关不同，它宁肯间谍的人数少，但却要找一些经过考验，办事认真，保密工作做得好的人。但是，扬柯夫斯卡亚说的这番话很重要，她不仅证实了我的假设，并且还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帮助我弄清波罗的海沿岸的英国特务机关。不用说，这是万分有价值的。不错，这些情报还需要转达，但是我想，到那时候，待我把准确的事实弄到手里以后，我是可以取得联系的……
可是，从扬柯夫斯卡亚的举止来看，她几乎就没有想到我会同苏联侦察机关取得联系，我很想知道知道她为什么不怀疑这点。在这个问题上最好是不同她绕圈子，所以我就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我的问题。
“可是您为什么不想一想，如果把英国国家侦探局的组织揭破之后，我不会把这份情报送给苏联侦察机关吗？”
“那是因为您要活下去。”扬柯夫斯卡亚很有把握地说，“不等您对他们说出口来，您已经就被打死了。”
“为什么呢？”我疑惑地问道，“弄到这种情报的人是不会被处死的……”
“但是您已经死了。”她急忙打断了我的话，“难道您真的不懂吗？”
“不，我不懂，我不需要人揪着耳朵证明我没有睡觉。”
“不过，我还是要揪起您的耳朵。”她说，“我们走吧。”
她生性果断，拉起我就走。我们下了楼，上了汽车。她把我带到墓地去了。
到过里加而没有去过墓地的人，应该认为这是一个疏忽。这个墓地非常豪华，很象一个博物馆。雄伟的陵墓和雕像给人以十分庄严的印象。从前的几代人在这里找到了安身之处，每一代人都留下了遗迹……
杨柯夫斯卡亚揪起了我的胳臂，拉着我顺着林荫路走去。她走得很快，对什么也不望一眼，一直向前走下去，走过了好多的花岗岩石板和铁铸的十字架，从这一条小路拐到另一条小路。
她把我一直领到了我们同代人安息的那抉地方。这里大多是砂土地，很少有草木。墓碑也比较朴素；现代人仿佛很少同如白驹过隙的时间进行争论。
她把我领到了一块墓地上。
“您看吧！”扬柯夫斯卡亚冷冷地说。
我很冷漠地瞧了瞧这个四周铺着草皮的坟丘，瞧了瞧一块不大的红色花岗石的石板和长在碑座上的蝴蝶花，我耸了耸肩。
“您可有多么糊涂呀！”扬柯夫斯卡亚气势汹汹地喊道，“您念一念！”
我哈下腰去瞧了瞧这抉石板。
“安德烈·谢明诺维奇·马卡罗夫少校 １９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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