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品位出发，不惜站到了与左翼对立的位置上。他尖锐地批评了国防诗歌的偏狭、粗糙，认为那些国防诗歌论者“不了解艺术之崇高，不知道人性的深邃”，而有些作品“只是一篇分了行、加了勉强的韵脚的浅薄而庸俗的演说词而已”。因此他还译了许多高质量的西班牙抗战谣曲来给中国的诗人们作参照。
戴望舒与左翼诗人分道扬镳后，基本上采取与他们井水不犯河水的态度，惟一的例外是艾青。艾青是主张诗歌大众化，为国家民族尽责，并反映时事的。但他的诗歌修养却主要来自法国和比利时的象征主义。不过艾青只把象征主义看成艺术的表现手法，仅借用了它的器用层面上的意义，所以没被称做象征派诗人。而戴望舒把象征主义看成了诗歌的本质和全部。不过这并不妨碍这两位大诗人的交往。
新中国成立后，戴望舒应邀参加首届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大会，胡乔木点名调任他为新闻出版总署国际新闻局的法文科科长。但他很快就病倒了。1950年2月28日，他在给自己打针时因用药过量，不幸逝世，时年仅4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