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在柏林；不是巴黎，就是纽约。越南那里有五十万驻军。总统宣布这次不再退缩。人们被暗杀。经年累月的打仗，战争规模扩大到所有念头都会被渗透污染，我知道自己无论做或不做任何事，都跟大家一样身陷其中。有天晚上，我坐在河滨公园的长椅上眺望河水，看见一个汽油桶在对岸爆炸。火光霎时填满夜空，燃烧的残骸断肢掠过哈德逊河和脚下的土地。我突然了解到内在与外在其实不可分割，除非真理遭到极大伤害。同月，哥伦比亚校园变成战场，数百名学生被捕，包括梦想家济马和我。我不打算在这里讨论那件事。当时的状况大家都很清楚，再重复一遍也没什么用。不过，这并不表示我想让它被遗忘。我的故事植基于那段日子的断垣残壁里，除非理解这项事实，否则我的故事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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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宫 1（10）
在我开始三年级课程时（一九六七年九月），西装已经不在了。因为芝加哥的一场大雨，西装被浸得湿透，终于溃不成型。长裤臀部的地方破掉，上衣沿着口袋和缝线裂开，最后我不得不放弃它。我把西装挂在衣橱里当纪念品，纪念那段比较快乐一些的日子，然后出门为自己添购最便宜耐穿的衣服：工作靴、牛仔裤、法兰绒衬衫和从军用品店买来的二手皮夹克。朋友对这种转变瞠目结舌，但我只字不提，因为我不在意他们的想法。电话也是一样。切断电话不是为了要与世隔绝，只是电话费付不出来罢了。有天济马在图书馆前抱怨我很难找，我回避自己的财务困境，滔滔不绝地谈起电话线、声音和人类沟通联系之死。“经由电力传达的声音不是真正的声音，”我说：“我们都愈来愈习惯于自身的拟态，但停下来想想，你会发现电话不过是曲解和幻想的器具而已。它是鬼魂和鬼魂间的沟通，只是心灵的有声分泌物，没有真实的身体。我要看到正在跟我说话的人是谁。要是不能，我宁愿根本不说。”诸如此类的表演──借口、不知所云的话、为应付完全合理的问题而提出的怪理论──逐渐变成我的注册商标。因为不想让人知道我手头有多紧，我只好用说谎来应付。随着处境的恶化，我虚构的故事愈来愈怪诞。为什么不再抽烟，为什么不再喝酒，为什么不再到餐厅吃饭──我信口发明荒谬又合理的解释。结果，别人看我简直像个无政府主义的隐士，像个活生生的怪人，像个卢尔德分子（译按：Luddite，十九世纪初英国手工业强烈反对机械化或自动化而捣毁机器者）。但朋友觉得很有趣，我就用这种方式来保护自己的秘密。自尊当然在这些把戏里头参上一脚啦，但重点是我不想让任何人来干涉我为自己设定的方向。我如果说出来，只会引起同情，甚至获得协助，那就会把整件事都给搞砸。因此，我用狂言呓语为自己筑起一道墙，抓住每一个装傻弄痴的机会，等待逃逸的时机。
最后一年是最痛苦的。十一月停缴电费，次年一月爱迪生电力公司的人就来拆电表。后来几个礼拜我用不同的蜡烛做实验，调查各家厂牌的价格、亮度和持久度，令我惊讶的是最物美价廉的竟然是犹太纪念烛。我发现摇曳的烛光和阴影极其美丽，再加上冰箱的噪音终于停息（经过断断续续、无法预期地阵阵抖动后），我觉得没电也许还过得更好。不管其他的人怎样议论，我都处之泰然。我挖掘出生活必需品被剥夺后的好处，一旦学会不靠某个特定的东西来生活，就把它从心里永远去除。我知道这个过程不能一直持续下去，终究会有无法去除的东西，不过随着时间过去，我惊讶的发现，自己对于失去一切毫不后悔。缓慢但确定的，我发现自己有能力撑得很久很久，久到我无法预料的地步。
付完最后一学期的学费，我只剩六百元不到。还有几十箱书、整套的签名跟竖笛。为了有个伴，我有时会把竖笛组起来吹一吹，让公寓充满迸发出的怪声音、嘎叽嘎叽和呜咽呻吟的骚动还有笑声和哀号的喧闹。三月，我把全部签名卖给一个在“运动报”登广告叫做米罗·费莱克思的搜藏家，他是个怪怪的小矮子，头上笼着一圈泛光的金色鬈发。看到盒中整排的小熊队签名，费莱克思又敬又畏。他满怀崇敬地研究纸片，眼中蓄满泪水抬起头看我，大胆预测一九六九年将是小熊队之年。没错，他几乎说中了，要不是小熊队后半季士气一落千丈，加上那无耻的大都会队像闪电般崛起，一定会如他所料的。那些亲笔签名卖了一百五十块，用来应付一个月的房租还有余。书籍负责供应粮食，我咬着牙勉强捱过四月、五月，秉烛苦读强记兼打字来完成学业。然后我以二十五块的代价卖掉打字机租到方帽和学士服，参加由学生抗议校办毕业典礼而筹划的反毕业典礼。
当初设定的目标已经达成，可惜没机会品味自己的丰功伟业。钱已经花到最后一张百元大钞，书也减少到只剩三箱。房租根本不可能付得出来，押金虽够撑一个月，但之后铁定会被扫地出门。要是迁移通知七月来，那么八月是关键时刻，也就是说九月我将露宿街头。然而，处于六月一日这么有利的时刻，距离夏天的结束感觉好像还有几光年。问题不是到时候该怎么办，而是该怎样熬到那个时候。剩下的书大概可以卖得五十块。加上手上现有的九十六块，那表示有一百四十六块帮我度过接下来的三个月。好像是不够，但要是每天限制自己只吃一餐、不看报纸、不搭公交车、避免各项琐碎支出，我算算应该还可以。一九六九年的夏天就这样开始。这彷佛几乎确定会是我在这世界上度过的最后一个夏天。
月宫 1（11）
整个冬季和早春时节，我把食物存在公寓的窗台外面。一些东西在最冷的几个月里冻得结实（奶油条、几盒白干酪），但解冻后却没一样能吃。主要的问题是要防止煤烟和鸽粪的污染，我很快学会要先把粮食用塑料袋包起来，再放到外面。在有次暴风雨时一包食物被吹落窗台后，我开始把食物用绳子吊住，另一头绑在屋里的暖炉上固定。我对这套管理系统逐渐上手，加上很幸运地煤气是内含在房租里的（也就是说不必担心火炉无法使用），食物的情况似乎都在掌握之中。不过那只限于气候严寒的时候。如今季节变换，太阳在空中滞留的时间高达十三到十四个小时，窗台造成的祸害远大于好处。牛奶结块、果汁臭酸、奶油融成一摊摊光芒闪烁的黄色软泥。遭受好几次这种劫难以后，我开始彻底检讨自己的饮食习惯，明白自己必须避开所有会因热腐坏的东西。六月十二日，我坐下来制定新的摄食习惯。奶粉、速溶咖啡、小条面包，这些是我主要的食物；还有一样是每天都一定要吃的──蛋，人类所知食物中最便宜最营养的食物。偶尔挥霍一下，就买个苹果或柳橙。如果欲求过强，就用个汉堡或罐炖肉慰劳自己。如果食物没坏，那么（至少在理论上）我就不会饿死。每天两颗蛋，两分半钟煮得刚刚好，两片面包，三杯咖啡，再尽可能地大量喝水。这项计划若不算有启发性的话，至少也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几何学简洁精确的美感。既然别无选择，我干脆试着从中获得慰藉与勇气。
虽然没挨饿，我却老是觉得饿。我常常梦见食物，那个夏天的夜晚总是充斥着丰盛飨宴和暴饮暴食的画面：一大盘一大盘的牛排和小羊排、多汁猪肉放在托盘中飞进来、蛋糕甜点堆得像城堡一样、大碗大碗装得满满的水果。白天，我的胃经常向我高声哭诉，无法平息的胃液一阵翻腾咕噜作响，不断地用它的空虚缠着我，只有全神贯注的压抑才能让我忽略它的存在。我本来就不算胖，随着夏天慢慢过去，体重也持续下降。有时候我会到药房的精准牌磅秤投个一分硬币，看看自己的身体变化。从六月的一百五十四磅，到七月的一百三十九磅，然后八月掉到一百二十三磅。对一个比六英尺高一点的人来说，这样的体重轻得危险。毕竟皮肤和骨头的极限就只能到此为止，再瘦下去身体就会受到无可挽回的伤害。
我试着把自己和身体分离开来，假装自己的困境不存在，在它的外头绕远路。在我之前也有人走过这条路，必定也都发现到我终于发现的事实：心灵无法战胜物质，一旦赋予心灵太多的要求，它很快就现出其物质性。为了克服眼前窘境，我必须说服自己不再是真实的存在，结果一切现实都因此而开始动摇。原本不存在的事物冷不防地出现眼前，然后消失。一杯冰柠檬汽水。以我姓名为头条的报纸。我的老西装平放在床上，但是完好无缺。我有次甚至看见以前的自己在房里，跌跌撞撞、醉茫茫地在各个角落找着他找不到的东西。这些幻觉虽然只出现片刻，却会在体内连续振荡回响好几个小时。到后来，我常常完全无法掌握自己的思绪。先会有个想法，等顺着它想下去获得结论的时候，一抬头才惊觉已经是晚上。根本不能解释失去的那几个小时到哪去了。有时候，我会发觉自己在咀嚼假想的食物、抽着假想的雪茄、四周都是自己呼出的假想烟圈。那是最糟的时刻，也许吧，因为我了解到再也无法信任自己。我的心灵开始漂移，一旦开始，我便无力阻止。
这些症状大多发生在七月中旬以后。在此之前，我尽忠职守地想看完维克托舅舅的最后几本书，再卖给街上的“钱德勒”。但愈到后来，那些书带来的麻烦就愈大。我可以感觉到自己的眼睛和书页上的文字接触，却再也没有意义浮现眼前，脑袋里头没有共鸣。黑色的符号似乎更让人困惑，直线和曲线的任意组合只是泄漏他们的无言沉默。到最后我甚至不再假装理解自己在读的东西。随便从纸箱里头抽出一本书，翻开第一页，手指沿着第一行开始移动。到最后一个字时，就换到第二行开头，然后是第三行，照这个样子持续下去直到那页结束为止。我就是这样完成自己的工作：跟盲人一样用点字法读书。如果看不见文字，至少要摸到文字。当时情况非常恶劣，这种做法好像还满合理。我摸到那些书里头所有的文字，如此我才拥有贩卖它们的权利。
月宫 1（12）
无巧不巧，航天员登陆月球的那天，我正好带着最后一批书到“钱德勒”去。这次卖到九块多，后来在走回百老汇的途中，我决定到一○八街东南角的“昆恩酒吧与烧烤店”去。天气炎热异常，喝几杯十分钱的啤酒奢侈一下似乎也无伤大雅。坐在高脚椅上，隔壁是三、四个常客，我享受着朦胧的光线和空调的清凉。大型彩色电视开着，在裸麦威士忌酒与波本酒瓶上方闪烁着诡秘的光芒，那正是我为什么会刚好目击整件事的原因。两个穿得很臃肿的家伙在那没有空气的世界里迈出他们的第一步，跟个玩具似地在地表上跳跃，驾着一辆高尔夫球车穿沙越尘，把一根旗子插在被人们视为爱与疯狂女神的眼中。光芒四射的黛安娜，我这么想，一切都在众人心中黯然失色。接着总统发表演说。他语调严肃，毫无情绪起伏地宣布此乃自创造人类以来最伟大之事件。听到这，酒吧里的老头都笑了，我相信自己也努力挤出了一两个笑容。姑且不论那篇谈话的整体荒谬性，有件事倒是没人能质疑：打从被逐出天堂的那天起，亚当还没出过这么远的门呢。
之后不久，我过着近乎全然沈潜的生活。住的地方现在是光秃秃一片，这种空虚却没像原先预期的那么使人灰心丧气，反而给予我安慰。不知该怎么解释，我忽然变得再从容也不过，而在后来的三、四天里，我几乎又再度认可自己。在这用到“认可”一词颇让人玩味，但在卖掉维克托舅舅最后几本书接下来的短短几天中，我甚至可以说自己很快乐。像个快要抽搐的癫痫患者，我已进入虚虚实实的奇异世界，一切都闪耀生光，散发出前所未有、令人惊异的明晰。那些天里我没做什么事。在屋里头踱步，放开手脚躺在床垫上，把自己的想法写进笔记中。对我来说，就算是无所事事也很重要，整天打混也不觉得良心会有什么不安。我常常任由自己站在两扇窗户中间，注视着月宫的招牌。光那样就很有趣，总是引起一连串很有意思的念头。那些念头现在对我来说有点难理解──一个接着一个的荒唐联想、交错回旋的幻想乐章──但当时却觉得有意义极了。在看见人类漫步月球后，也许“月”这个字已经为我而改变。先在爱达荷的波西遇见一个奈尔·阿姆斯特朗，后又亲眼目睹同名同姓的人飞进太空。也许自己是被这种巧合给吓到了吧。又也许只是因为饿得精神错乱，而招牌的灯光又害我变得呆头呆脑。搞不懂是怎么回事，反正就是月宫这词开始以它神谕的玄妙和魅力萦绕在我心里。万事万物瞬间融合在它里面：维克托舅舅和中国、火箭和音乐、马可波罗和美西。往外看着招牌，我开始思考电力这回事。那让我想到大一那年的大停电，接着来到在雷格力棒球场进行的赛事，然后思绪回到维克托舅舅和窗台上点燃的纪念蜡烛。一个念头引出另一个念头，盘旋衔接起承转合益发膨胀。比方说，航向未知与哥伦布跟航天员的类似之处。发现新大陆意味着没能抵达中国；中国菜和我空虚的胃；思考，就像引人深思的精神食粮，头脑则意味着梦想的宫殿。我这么想着：阿波罗计划；阿波罗，音乐之神；维克托舅舅与月球人在西部旅行。我这么想着：西部；与印第安人的战争；越战，越南一度称为印度###。我这么想着：武器、炸弹、爆炸，犹他与内华达沙漠里的核爆蕈状云；然后呢，我又问自己──美国西部和月球表面为什么这么像？就这样一直想下去，愈放开心胸去接纳这些不为人知的相似之处，就愈觉得更接近这世界的某项原始真理。我要疯了，也许吧，但仍感受到一股强大的力量在体内翻涌奔腾，一种拥有知识的喜悦渗入事物的核心。接着，就像这股力量来得突然，我突然又失去了它。三、四天来一直沈浸在自己思绪中的我，某天早上醒来赫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