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来，这幅《开膛手杰克的卧房》油画始终不受重视，一直闲置在储藏室里。这幅画似乎是巴隆博士没有在著作里提及的少数作品之一。我当然从来没听过有这么一幅画，罗宾博士、泰德画廊以及我在调查过程中访谈过的每个人也都不曾听说过，很显然没有人想喧嚷关于这幅画的事。席格是开膛手杰克的说法根本是“胡扯”，席格的外甥约翰·勒梭说。他和席格并无血亲关系，而是席格第三任妻子黛蕾丝·勒梭娘家的亲戚。
写这本书的期间，我和席格家族信托并无联系，他们或者其他人都不曾劝我别把我所深信不移的真相公之于世。我参考了和席格同时代的许多人的回忆，包括惠斯勒，和席格的前两任妻子，她们对席格家族信托并没有法律义务。
我极力避免以往在一本本相关著作中反复出现的那些谬误。我发现席格死后人们提出的种种说法无不一再强调对他的生平和为人没有丝毫诋毁或羞辱的意思。他的瘘管病不受重视显然是因为，那些提起这事的人并不十分明白那是什么，或者这疾病可能会为席格的精神状态带来何等巨大的冲击。令我惊讶的是，当我向约翰·勒梭提起他姑丈的瘘管时，他告诉我——仿佛那是普通常识似的——瘘管是“‘席格的’###上有个洞”。
我认为勒梭并不清楚这话的真正涵义。我也不认为丹尼斯·苏顿对席格的瘘管疾病有深切的了解。苏顿提起这点时只简单地说，席格曾经在慕尼黑接受过两次失败的瘘管手术。接着在一八六五年席格家族居住在迪埃普时，他的姨婆安娜·希普汉克提议由一位伦敦的顶尖医生为他做第三次手术。
八 夜访贫民窟的绅士（1）
一八八八年八月最后一周，天空降下整年最猛烈的雨。阳光穿透浓雾的时间，每天平均不超过一小时。
气温依然不寻常地低，住宅内烧着煤炭，将黑烟吐入空气中，使得整个大都会区已然严重的污染情况更趋恶化。维多利亚时代并没有污染侦测这回事，也还没有“污染烟雾”（译注：smog，为smoke和fog的合成字。指在特殊气象条件下由光化学作用而产生的空气污染物）这个字眼，然而煤炭所造成的问题早已不是新鲜事了。
众所周知，英国在十七世纪停止使用木柴作为燃料以来，燃烧煤炭所产生的黑烟便一直损害着人们的健康和所有建筑物，可是这并未阻止人们继续使用这东西。根据估计，十八世纪伦敦大都会区的四万栋房屋附带的烟囱高达三十六万支。到了十九世纪末期，煤炭消耗量大为增加，尤其在贫民阶层。造访伦敦的人总是在数英里之外便闻到它的气味。
天空一贯地潮湿斑驳，街道覆盖着层煤灰，石灰石建筑和铁制品被腐蚀得厉害。浓厚的污染烟雾徘徊不去并且不断增浓，只是变了个不同于以往的色调。罗马时期留下的水道由于严重污染而被填成平地。有份一八###年的公共健康报告指出，依照伦敦的污染指数看来，过不久工程师们恐怕必须连泰晤士河都得把它填满。每当涨潮，这条流满数百万人排泄物的河流总是秽臭不堪。人们喜欢穿深色衣服不是没有理由的。有时候充满硫磺味和黑烟的空气如此令人难受，污水的恶臭恶心到了极点，走在街上时伦敦人不得不忍受着眼睛和肺部的刺痛，甚至拿手帕蒙着脸。
救世军在一###年所作的报告指出，当时伦敦大都会区大约五百六十万居民当中有三万名是妓女，三万两千名男女青少年牢犯。前一年，一八###年，有十六万人被判酒醉拘捕，两千两百九十七人自杀，两千一百五十七人死在街头、公园和房舍里头。整个大都会地区有五分之一不到的人口是游民，或者住在工寮、收容所、医院，或者生活贫困、濒临饿死边缘。根据救世军创始人威廉·布斯将军的说法，这些悲惨人民的“怒潮”绝大部分位于伦敦东区。也就是这里，使得像开膛手杰克这样的狡猾掠夺者得以轻易地屠杀那些酒醉、无家可归的妓女。
开膛手在东区肆虐期间，他所狩猎的人口范围估计约达一百万。如果把附近居民拥挤的村庄也一并计入，人口还要增加一倍。伦敦东区包括码头区、白教堂区、史毕多菲尔区和贝瑟南葛林区，南侧有泰晤士河流过，西侧靠近伦敦市，北侧毗邻哈克尼区和萧迪奇区，东侧是利河。东区的人口成长极为快速，因为从亚门经过白教堂区到麦恩区的道路是出城的主要干道，而这里的土地又平坦，在上面盖房子非常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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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夜访贫民窟的绅士（2）
伦敦东区的核心是为贫民而设的伦敦医院。现今这所医院仍然位在白教堂路，但已经改名为皇家伦敦医院。苏格兰场的约翰·葛里夫副署长带我前往残存的开膛手犯案现场进行许多趟回顾之旅当中，其中一次的碰面地点就是皇家伦敦医院。这是一栋阴森的维多利亚式砖造建筑，看样子似乎不曾改建过。这地方的悲凄气氛来自它令人依稀回想起，在十九世纪末期，乔瑟夫·盖瑞·梅里克——时常被误称为约翰·梅里克，其实这是他的最后一位“领养人”的名字——在这医院一楼的后面两个房间躲藏时这儿是什么样的惨状。
梅里克是人们所熟悉的不幸的“象人”，被菲德列克·崔维斯爵士这位仁慈、有胆识的医生从饱受凌虐、被认定已经死亡的绝境中救出。一八八四年十一月，崔维斯医生是伦敦医院的驻院医师，梅里克则在对街一家荒废蔬果店铺里被马戏团拘禁为奴隶。店门口巨大的表演帐篷竖立着一个真人尺寸的广告模型，根据崔维斯医生多年后担任英皇爱德华七世御医时所形容的，一个“只有在梦魇中才会出现的可怕怪物”。
只要花两便士，任何人都可以进入这野蛮的展览场去参观。男女老幼鱼贯进入那栋空荡凉飕的建筑，挤在一处从天花板垂下的红色桌布四周。戏台主持人在众人“哗！”、“啊！”和阵阵惊叫声中掀开布幔。只见梅里克厚肿的身体蜷缩在凳子上，全身只穿着件过大、脏污磨损的长裤。崔维斯医生深谙解剖学，再怎么丑陋、秽臭的形体都见过，然而他从未看过或闻过如此令人作呕的生物。
梅里克得的是神经纤维瘤，起因是促进和抑制细胞生长的基因发生病变。生理现象包括骨骼严重变形，头围几乎肿达三英尺，眉骨部位像一“长条面包”那样向外扩张，以致挡住一侧眼睛。上腭有如象牙般突出，上嘴唇外翻，使得梅里克说话极度困难。“覆盖着花椰菜斑点的囊状皮肤肿块”从他的背部、右手臂和其他部位垂挂下来，他的脸仿佛戴着可怖面具似的僵硬、毫无表情。崔维斯医生之前的人都认为梅里克是感觉鲁钝且智能低落，事实上他是个极其聪明、想象力丰富且充满温情的人。
崔维斯医生注意到一般人总认定梅里克应该是个满怀怨恨的人，因为他从出生开始就没受过好的待遇，一辈子只知道被讥讽、冷酷奚落的滋味，怎么可能知道慈悲温情为何物？还有谁会比他更不幸？一如崔维斯医生指出的，要是梅里克对自己的怪异面貌无知无觉，也许反而是种幸运。在一个崇尚美貌的世界里，还有什么比拥有一身丑陋形貌更悲惨的呢？我想任何人都不会反对，梅里克的畸形比起华特·席格的病来得不幸。
八 夜访贫民窟的绅士（3）
说不定席格也曾经花两便士去一窥梅里克的样貌。一八八四年席格住在伦敦，而且已经订了婚。他是惠斯勒的门徒，而惠斯勒对于东区萧迪奇区和衬裙巷等贫民区那些廉价商店的景象非常熟悉，还曾经在一八八七年以它们为主题制作了铜版画。席格总是跟着老师，两人一起四处闲逛。有时候席格也会独自在老街陋巷中游荡，“象人”正是那种会让席格感兴趣的残酷、卑下的事物，也许梅里克和席格还曾经四目相对。果真如此，那真可说是充满象征意味的一刻，因为这两人的内外在正好是互补的。
九 破碎的化妆镜（1）
玛莉安·尼可斯，四十二岁左右，缺了五颗牙齿。
她身高约五英尺二三英寸，体型丰满，有张圆润、平凡的脸庞，棕色眼珠，发白的褐色头发。她和印刷技工威廉·尼可斯结婚期间育有五名子女。她遇害时，最年长的孩子已二十一岁，最年幼的约###岁。
她和威廉已经分居约七年，原因是她的酗酒习惯和坏脾气。当他发现她过着妓女生涯时，便中止了每周给她的五先令津贴。后来他这么告诉警方。玛莉安从此一无所有，连孩子都不归她。她的前夫告诉法官，几年前她和一个姓德鲁的铁匠同居，让她失去孩子的抚养权。不久后，这名铁匠也离她而去。她的前夫最后一次看见玛莉安活着是在一八八六年六月他们儿子的葬礼上。他是在一次煤油灯爆炸意外中丧生的。
在孤独无依的日子里，玛莉安曾经待过不少救济院。就是那种简陋的大房舍，里头挤满上千个无家可归的男女。穷人们都鄙视这种救济院，然而每当寒冷的清晨总是有长排队伍等在外面，身无分文的人们渴切期待着有机会进入这些被叫做“临时病房”的地方。倘若救济院还有空位，某人被门房接纳了，那么他们会仔细搜索他或她身上是否有钱。只要找到一便士，这人便立刻被送回街上去。香烟一律没收，刀子和火柴也不准携带。所有被收容人都要脱光衣服，用同一桶水洗澡然后用公用毛巾擦干身体。接着发给每人一套救济院制服，再被带往脏臭、老鼠滋生的病房。这儿有许多帆布床，就像吊床那样垂悬在柱子之间。
清晨六点吃早餐，有时是面包和一种用燕麦和发霉的肉煮成，叫做“薄粥”的麦片粥。接着被收容者开始工作，做着几百年来监狱用来惩罚罪犯所施行的相同劳役：敲打石块，刷洗、挑拣麻絮（把旧绳子解开，再次利用麻绳），或者到医务室或停尸处去清洗病床、处理死尸。被收容者之间有个传言，说那些无法治愈的病患者是用毒药“净身”的。晚餐在八点钟，被收容者吃的是医务室病患者剩的残肴。污秽的手指争相捞取成堆的食物残渣，贪婪地塞进嘴里。有时候只有发酸的汤可吃。
按照规定，临时病房的住宿客至少得住满一天两夜，拒绝劳动者便得回到街头去。某些粉饰太平的刊物报道这些鬼地方时总是加以美化，说这些“收容所”提供不算舒适但相当干净的床铺、“鲜美肉汤”和面包给贫民。这样的慈悲待遇在伦敦东区是见不到的，除非是救世军的收容所，但是愤世嫉俗的街头老混混往往会刻意避开。救世军的女性义工会定期造访小客栈，向那些虔诚的贫民宣扬上帝的恩慈。然而对玛莉安·尼可斯这样的堕落女子来说，恩慈是不存在的，圣经也救不了她。
九 破碎的化妆镜（2）
从圣诞节到一八八八年四月期间，她在蓝贝斯救济院进出了好几次。五月时她承诺要改变生活方式，并且得到一份好工作，在一户高尚人家担任帮佣。她的誓言没有实现。七月她窃取了价值三百一十先令英镑的衣服后羞愧离去。之后玛莉安变本加厉地酗酒，并且重拾烟花女的生涯。有一阵子她和另一个名叫奈丽·贺兰的妓女在史瓦街那排老旧房舍当中的一家小客栈里共享一张床。这条东西向的街道就位在白教堂区，在商业街和石砖巷之间横跨好几个路口。
不久，玛莉安搬到附近位于花与迪恩街的怀特旅馆，直到钱全部花光，在八月二十九日被驱逐为止。次日晚上她走在街上，身上穿戴着她的所有物品：棕色乌尔斯特大衣，扣着大颗刻有男人和马匹图案的铜纽扣；棕色棉毛连身裙；两件印有蓝贝斯救济院标记的灰色羊毛衬裙；两件棕色支撑架（鲸鱼骨制成的硬束腹）；法兰绒内衣；黑色羊毛罗纹长袜；为了合脚而切割过鞋面、鞋尖和鞋跟的男性侧开缝马靴；和一顶有着天鹅绒镶边的黑色草编软帽。她的一只口袋里塞有一条白色手帕、一把梳子和一面破化妆镜。
在晚上十一点到凌晨两点半之间有好几个人看见玛莉安，是在白教堂路和炒锅酒吧。一点四十分左右她在史瓦街十八号，也就是她原来住处的厨房里，说她没有钱，要求他们保留她的床位，并且承诺会尽快带着钱回来付账。根据证人的说法，当时她醉得厉害，出门时一边保证很快就回来，边夸耀着她那顶“可爱”的帽子，似乎是人家最近送她的。
玛莉安生前最后一次被人看见是在凌晨两点半。她的友人奈丽·贺兰在教区教堂对面的奥斯本街、白教堂路转角遇见她。玛莉安喝醉了，沿着墙边蹒跚行走。她告诉奈丽这一晚她交易了三次，足够支付旅馆床位的钱，可是她花光了。玛莉安不理会朋友要她一起回去休息的劝告，坚持试试最后一次运气，想再赚个几便士。教区教堂的钟声敲响时，玛莉安起身沿着灯光黯淡的白教堂路离去，消失在一片漆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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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黯淡的巡夜灯（1）
在乔治三世统治期间，街头巷尾盗窃横行，而且大部分歹徒都能够靠着贿赂而脱罪。
伦敦的夜晚就靠一群夜警保护。他们配备着棍棒、巡夜灯，和一种叫做响板的木制噪音制造器，旋转它的头部便会发出惊人的“喀啦！喀啦！”声响。直到一七五年情况才有了改变。以作家身份闻名的治安官亨利·费尔丁集结了一群辖下的忠诚警察，利用政府拨给的四百英镑预算，组织了第一支“缉拿盗窃骑警队”。
他们缉捕了许多帮派和威胁着伦敦居住生命安全的不法之徒。亨利·费尔丁决定乘胜追击，并且将棒子交给了他的弟弟约翰。对约翰来说，正义果真是盲目的。因为约翰·费尔丁爵士丧失了视力，向来以双眼蒙着绷带和人犯交锋著称。据说他光凭着声音就能辨认罪犯。
在约翰·费尔丁爵士的指挥下，缉拿窃盗骑警的总部设在弓街，人称“弓街巡逻队”或者“弓街捕快”。这时期的警政可说是私营的，弓街捕快可以径自调查某住户的窃盗案并且收费，或者只是抓住歹徒再强制他和受害者达成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