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口袋里有他写给我的信件。'
“‘请让我看一看。'
“他把我递给他的两封信看了一遍，随手又扔给了我。
“‘好吧，那又怎样？'
“‘先生，我和你儿子戈弗雷是好朋友，共同经历的许多回忆把我们团结在一起，但他突然不给我音信了，我能不奇怪吗？我希望打听他的情况不是很自然吗？'
“‘先生，我记得我已经跟你通过信，已经告诉你他的情况。他航海周游世界去了。他从非洲回来，健康情况不好，他母亲和我都认为他应该彻底休养，换换环境。请你把这个情况转告给一切关心这事儿的朋友们。'
“‘一定照办，'我说。‘不过请你费神把轮船和航线的名称告诉我，还有起航的日期。说不定我可以设法给他寄一封信去。'
“我的这个请求似乎使主人又为难又生气。他的浓眉毛低落到他的双眼上面，他不耐烦地用手指敲着桌子。他终于抬起头来，那神气颇象一个下棋的人发现对手走了威胁性的一步棋而他已决定怎样去应付。
“‘多德先生，'他说，‘你的固执会使许多人都感到无礼，并且会认为你已经达到无理取闹的地步。'
“‘请你务必原谅我，这都是出于对你儿子的友情。'
“‘当然。我已经充分考虑到这一点。不过我必须请你放弃这些请求。家家都有自己的内情，无法向外人说清，不管是多么善意的外人。我妻子非常想听听你讲戈弗雷过去的事，但我请求你不必管现在和将来的事，这种打听没有益处，只会使我们处境为难。'
“你看，福尔摩斯先生，我碰了钉子，毫无办法绕过它。我只好装做同意他的意见，但我心里暗自发誓不查清我朋友的下落绝不善罢甘休。那天晚上十分沉闷。我们三个人在一间阴暗的老屋子里默默无言地进餐。女主人倒是热切地向我询问有关她儿子的事情，但老头子满脸不高兴的样子。我对整个这件事感到十分不快，因此在礼貌允许的最早时刻我就辞别主人回到自己的客房。那是楼下一间宽敞空荡的屋子，象宅内别的房间一样。但是在南非草原生活一年之后谁也不会十分讲究居住条件了。我打开窗帘，朝园子望去，发现外面竟是晴朗之夜，那半圆的月亮在空中照着。之后我坐在熊熊的炉火旁边，身旁桌上放着台灯，我打算读小说来分散一下我的心思。可是我被老管家拉尔夫打断了，他拿来一些备用煤。
“‘先生，我怕你夜间需要加煤。天气挺冷，这间屋子又不保暖。'
“他没有立刻走出去，却在屋内稍事停留，当我回头看他的时候，他正站在那里瞧着我，仿佛心里有事的样子。
“‘对不起，先生，我禁不住听了你在餐桌上谈论戈弗雷少爷的事儿。你知道，我妻子当过他的奶母，所以我差不多可以说是他的养父，当然很关心他。你是说他表现很好吗，先生？'
“‘他是全军团里最勇敢的人之一。有一次他把我从布尔人的枪林之中拖了出来，不然我今天也许就不在这儿了。'
“老管家兴奋地搓着他的瘦手。
“‘就是，先生，正是那样，戈弗雷少爷就是那个样子。他打小就有勇气。庄园的每一棵树他都爬过。他什么也不害怕。他曾是一个好孩子，是的，他曾是一个棒小伙子。'
“我一下子跳起来。
“‘嗨！'我大声说，‘你说他曾是棒小伙子。你的口气仿佛他不在世了。到底是怎么回事？戈弗雷到底出了什么事？'
“我抓住老头儿的肩膀，但他退缩开来。
“‘先生，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请你问主人吧，他知道。我不能多管闲事。'
“他刚要走出去，我拉住了他的胳臂。
“‘听着，'我说，‘你非得回答我一个问题才能走，要不我就拉住你一夜不放。戈弗雷是死了吗？'
“他不敢直视我的眼睛。他象是被施了催眠术。他的回答是勉强从嘴里硬挤出来的，那是一个可怕的、出人意料的回答。
“‘我宁愿他是死了的好！'他喊道。说着他使劲一扯，就跑出屋去了。
“福尔摩斯先生，你当然可以想象，我回到我原来坐的椅子上，心情是好不了的。老头儿刚才说的话对我来说只有一种解释。显然我的朋友是牵涉到什么犯罪事件，或者至少是什么不名誉的事儿，关乎家庭的荣誉了。严厉的父亲于是就把儿子送走，把他藏了起来，以免丑闻外扬。戈弗雷是一个不管不顾的冒失鬼。他往往受周围的人影响。显然他是落入了坏人之手并被引向犯罪了。如果真是这样，那是非常可惜的，但即使如此我也有责任把他找出来设法帮助他。我正在这样焦急地思索着，猛一抬头，只见戈弗雷就站在我面前。”
我的主顾讲到这里沉思地停了下来。
“请你讲下去吧。〃我说。〃你的案子很有一点特别的地方。”
“福尔摩斯先生，他是站在窗外，脸贴着玻璃。我刚才跟你说过我曾向窗外看夜色来着，窗帘一直半开着。他的身影就在帘子打开的地方。那是落地大窗，所以我可以看见他整个的身形，但使我吃惊的是他的脸。他面色惨白，我从没见他这样苍白过。我猜想鬼魂大概就是那个样子。但是他的眼睛对上了我的眼睛，我看见那是活人的眼睛。他一发现我看着他，就往后一跳，消失在黑夜里了。
“这个人的样子有一种十分令人吃惊的东西。倒不仅是那惨白如纸的面孔，而是一种更微妙的东西——一种见不得人的、罪责感的东西——这种东西非常不象我所熟知的坦率痛快的小伙子。我感到恐怖。
“但是一个人要是当了两年兵，成天和布尔人打交道，他的胆子是吓不坏的，遇见变故就会立即行动起来。戈弗雷刚一躲开，我就跳到窗前。窗子的开关不灵了，我花了一点时间才把它打开。随后我就钻跃出去，飞快地跑到花园小路上，朝着我认为他逃走的方向追去。
“这条小路很长，光线又有点暗，但是我总觉得前面有东西在跑。我向前冲上去，叫着他的名字，但是没有用。我跑到小径的尽头，这里有好几条岔路通向几个小屋。我犹豫了一下，这时我清楚地听见一扇门关上的声音。这声音不是来自我背后的屋子，而是从前方黑暗处传来的。福尔摩斯先生，这就足以证明我方才看见的不是幻影。戈弗雷确实从我眼前逃走了，并且关上了一扇门。这一点是肯定的。
“我没有什么办法可想了。这一夜我过得非常不安宁，心里一直在盘算这个问题，打算找到一种理论来解释这些现象。第二天我觉得老上校多少缓和了一些。既然女主人声称附近有几个好玩的去处，我就趁机会问道，我再停留一晚有否不便。老头子勉强默认了，这就给我争取到一整天的时间去进行观察。我已经十分肯定地知道戈弗雷就在附近的什么地方藏着，但具体的地点以及原因还有待于解决。
“这座楼房又大又曲折，在里边藏上一个军团也没人知道。如果人是藏在楼房内部，那我是很难找到他的。但是我听见的门响不是在楼内。我只有到园子里去寻找这个秘密。这倒不难做到，因为那几个老人在忙着自己的事情，这就使我能去施行我的计划了。
“园子里有几个小屋，但是在园子尽头有一座稍具规模的建筑——足够园丁或护林人居住的了。难道是从这里发出的关门声响吗？我装做不经心的、仿佛随便散步的样子朝它走了过去。这当儿有一个矮小利落、蓄着胡须、身穿黑衣、头戴圆礼帽的男子从那屋门里走了出来——一点也不象园丁的样子。不料他出来后就把门倒锁上，把钥匙放在口袋里了。他一回身，发现了我，脸上顿时现出吃惊的神色。
“‘你是本宅的客人吗？'他问我。
“我说是的，并且说我是戈弗雷的朋友。
“‘真可惜他旅行去了，否则他会非常愿意见到我的，'我又这么解释着。
“‘不错，不错，'他仿佛做了亏心事似地说着。'改个时间再来吧，'他说着就走开了。但当我回头看时，他却正躲在园子那头的桂树后面，站在那里观察着我。
“我一路走过去，仔细地看这座小房子，但窗子被严密地遮挡着，这使人看来它似乎是空的。如果我过分大胆窥探，可能会因小失大，甚至被轰出去，因为我知道我在受人监视着。因此我就回到楼内，等着晚上再继续侦查。到天色大黑，人声寂静之后，我就从我的窗口溜了出去，悄悄地朝那神秘的住所走去。
“我刚才说这屋子被严密地遮挡着，现在我发现它还关着百叶窗。不过，有一扇窗子却透出了灯光，因此我就集中注意力从这儿往里瞧。算我走运，这里帘子并没有完全拉上，我可以看见屋里的情景。里面相当明亮洁净，壁火熊熊，灯光照耀。在我对面坐着我早上碰见的矮个男子，他吸着烟斗在读报纸。”
“什么报纸？〃我问道。
我的主顾似乎不大高兴我打断了他的话。
“有关系么？〃他反问道。
“关系重大。”
“我还真没留意。”
“也许你看出那是大张的报纸还是小本的周刊一类了吧？”
“对了，经你这么一提，我想岂不是大张。也许可能是《观察家》杂志。不过说实在的，我当时真顾不上这类小事儿了，因为屋里还有一个人背对窗子坐着，我敢说他就是戈弗雷。当然我看不见他的正脸，但我熟悉他的肩膀的形状。他用手支着头，形容十分忧郁，身子朝着壁火。我刚要设法行动，突然有人重重地在我肩上拍了一下，原来上校就站在我身旁。
“‘到这边来，先生！'他压低了声音说。他一言不发地走到楼内，我一直跟着他走到我的住房。他在门厅里拿起一张火车时刻表。
“‘八点半有一班火车开往伦敦，'他说。‘马车八点钟在大门外。'
“他脸都气白了。而我呢，我感到自己的处境太尴尬了，我只能结结巴巴说几句前言不搭后语的道歉话，力求用对我朋友的担心来给自己解释。
“‘这个问题用不着再谈，'他斩钉截铁地说道，‘你无耻地侵犯了我们家庭的权利。你到这儿来是做为客人，但你成了暗探。先生，我只有一句话说，就是我不要再看见你。'
“这下子我也火儿了，我说了些不客气的话。
“‘我看见你儿子了，我认为你是为了个人目的不让他见人的。我不知道你把他关起来的动机是什么，但我敢肯定他已失去行动自由。我告诉你，上校，除非我确知我朋友是安全和健康的，否则我绝不会停止我的努力来弄清真相，我也绝不会被你的任何恐吓所吓倒。'
“这个老家伙面色变得象魔鬼一样凶，我真以为他可能动手。我方才说过他是一个瘦削的、狂暴的高大老头子，虽说我不是弱者，我也很难对付他。但是他在狂怒地瞪了我半天之后转过身就走出去了。我呢，我早上按时乘火车走了，我的意图就是立即来找你听取你的意见并求得你的帮助，这就是我写信与你约会的缘故。”
以上就是我的来访者摆在我面前的问题。大概精明的读者已经看出来，这个案子并不难解决，因为只有极有限的选择答案就可以解释问题的根源。但是尽管简单，这个案子却有着新奇有趣的地方，所以我才冒昧地把它记录下来。现在我就用我常用的逻辑分析方法来缩小可能的答案范围。
“仆人们，〃我问，“一共有几个人？”
“照我尽量估计，只有老管家和他的妻子。他家生活看来十分简单。”
“那么在花园小屋内没有仆人了？”
“没有，除非留胡须的那个矮男人当仆人。但他看来身份要高得多。”
“这一点很有启发。你看到过从一所房子往另一所房子送食物的迹象吗？”
“你这么一提，我倒记起来曾看见老拉尔夫提着一个篮子朝着平房的方向往园里走去。当时我并没往食物上想。”
“你在当地进行访问打听了没有？”
“是的。我和火车站站长以及村内旅馆主人攀谈过。我只是简单地问他们是不是知道我的伙伴戈弗雷的情况。他们两人都说他航海周游世界去了。他曾回过家，但紧接着就外出了。看来关于他旅行的说法已经被大家接受。”
“你没有向他们提到你的猜疑吗？”
“一点没提。”
“这很明智。这件事是要调查的。我要跟你一起到图克斯伯里旧庄园去一趟。”
“今天？”
可巧当时我正在了结一桩案于，就是我朋友华生叙述过的修道院公学案。我还受到土耳其苏丹的委托要办一个案子，如果延误将会发生极严重的政治后果。所以，直到了下周初（照我日记的记载）我才由詹姆斯·Ｍ·多德先生陪同踏上去贝德福郡的旅程。在我们驱车路过伊斯顿区的时候，我把一位严肃寡言、肤色黝黑的绅士也接到车上，我是事先跟他约订好的。
“这是我的一位老朋友，〃我向多德说，“请他在场也许一点用也没有，但是也许起决定作用。目前不必细谈这一点，到时候就知道了。”
凡是读过华生写的记录的读者，想来已经熟悉我的做法，就是在侦查一件案子的过程中我是不多说话、不泄露想法的。多德似乎有点摸不着头脑，但没有说什么，我们三个人就一同继续赶路了。在火车上我又问了多德一个问题，故意让我们那个同伴听见。
“你说你从窗户里清晰地看见你朋友的脸，所以敢肯定那是他本人，是吗？”
“关于这点没有问题。他的鼻子贴住玻璃，灯光正照在他脸上。”
“不会是另一个长得象他的人吗？”
“不可能，确实是他。”
“但是你又说他的样子变了？”
“只是颜色变了。他的脸色是——怎么说呢？——那是鱼肚白色，他的皮肤变白了。”
“是整个脸都苍白吗？”
“我想不是。我看的最清楚、最白的是他的前额，因为额头贴着玻璃。”
“你叫他的名字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