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先生，我是被捕了。我站在柜子里可以听到一切，所以我知道你们已经弄清了事实。我愿意交待全部事实，是我杀死了那个青年。你说那是意外事件，这是对的。我不知道我手中拿的是刀子，因为我从桌子上抓起一件东西，便绝望地向那个青年刺去，好让他放开我。我说的是真实情况。”
福尔摩斯说：“夫人，我相信你说的是事实。我看你身体很不好。”
她的脸色很难看，加上一道道的尘土简直显得可怕。她坐到床边上，继续说：
“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可是我仍然要把全部事实告诉你们。我是这个人的妻子。他不是英国人，他是个俄国人，我不想说出他的名字。”
这个老人显得心情激动，他喊道：“安娜，上帝保佑你，上帝保佑你！”
她非常藐视地向着老人看了一眼，说：“塞尔吉斯，你为什么一定要过这种痛苦的生活呢？你一生毁掉了许多人，甚至对于你自己也没有好处。可是是否在上帝召唤你之前，便结束你的生命，这要由你自己决定。但是，我一定要说，不然的话，我便没有时间了。
“先生们，我说过我是这个人的妻子。我们结婚的时候，他已经五十岁，而我只是一个二十岁的傻姑娘。我在俄国的一个城市上大学，我不想说出这个地名。”
老人又咕哝地说：“安娜，上帝保佑你。”
“你知道，我们是革新家、革命者、无政府主义者。我们人数很多。后来遇到困难，由于一个警长被害，我们有许多人被捕了。而他为了得到一大笔钱，更为了活命，便提供证据，背叛了他的妻子和伙伴。由于他的交待，我们全都被捕了。有的被送上绞刑架，有的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我被送到西伯利亚，但不是终生流放。我丈夫带着那笔不义之财来到英国，过上了安宁的生活。他知道得很清楚，如果我们的团体知道了他在哪儿，不到一个星期就会结束他的生命。〃老人哆哆嗦嗦地伸出手又拿起一支烟卷。他说：“安娜，你随便处置我吧，你一向对我很好。”
她说：“我还没有把他的最大罪恶告诉你们。在我们的团体里，有位同志是我现在的朋友，他高尚、大公无私、乐于助人，这些气质我丈夫全没有。他仇视暴力，如果说使用暴力是犯罪的话，我们全都犯过罪，只有他没有。他总是写信给我们，劝我们不要使用暴力。这些信件是可以使他免受刑罚的。我的日记也可以证明，因为我在日记中记述了我对他的感情以及我们每个人的看法。可是我丈夫发现了这些信件和我的日记，就偷偷把它们藏了起来，一面还尽力证明这位年轻人应判死刑。虽然他没有达到目的，但是阿列克谢被当做罪犯送到西伯利亚，在一个盐矿做工。你这个恶棍，你想想，你好好想想，那样高尚的一个人却受着奴隶般的待遇，而你，你的生命就在我手中，可我还是放过了你。”
老人一面吐着烟，一面说：“安娜，你是一个高尚的女人。”
她慢慢站了起来，但是紧接着她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喊叫，便又坐了下去。
她说：“我一定要说完。在我服刑期满以后，我就开始设法寻找这些信件和日记，因为如果俄国政府得到这些东西，便会释放我的朋友。我知道我的丈夫来到了英国。经过几个月的查访，我终于弄清了他的住址。我知道他仍然保存着这些日记，因为当我还在西伯利亚时，他有一次给我写信，信中责备我时引用的是我日记中的话。我清楚地知道，由于他生性报复心强，他一定不会自愿地把日记交还给我。我必须想办法亲自弄到手。因此，我请了一位私人侦探，他到我丈夫家来做秘书——也就是你的第二个秘书，塞尔吉斯。他来不久便很快走了，他发现文件全收在小柜中，并且取了钥匙样。他不愿意做更多的事，便把这栋房的平面图交给了我，并且告诉我，秘书是在楼上住，上午书房里没有人。所以我后来才鼓起最大的勇气，亲自来拿这些东西，东西拿到了，可是，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啊！
“我刚刚拿到日记和信件，正要锁上柜子，这时一个青年抓住了我。那天清早我曾在路上遇见过他，我请他告诉我考芮姆教授的住处，可是不知道他是考芮姆雇用的人。”
福尔摩斯说：“是这样的！秘书回来以后告诉了考芮姆，说他遇见了一个什么样子的妇女。威洛比在断气之前想要说明：就是他和教授说过的那个女人杀了他。”
这位妇女面部抽搐，好象非常痛苦，并用命令的口吻说：
“你让我讲完。这个年轻人倒下去的时候，我闯出书房，走错了门来到我丈夫的房间。他说要告发我。我告诉他：他如果这样做，我不会放过他，他如果把我交给警察，我就把他的事告诉我们的团体。我不是为了自己想活命，而是想要达到我的目的。他知道我说到做到，而他自己的命运又和我的命运互相牵连，只是因为这个原故，他才掩护了我。他把我塞进那个黑暗的角落——只有他自己才知道这个秘密。他让佣人把饭送到屋里，以便分给我一些。我们商量好，只要警察一离开这栋房子，我就乘黑夜偷偷走掉，并且永远不再回来。但是你到底识破了我们的计划。这是我生前最后的话。〃她从胸前拿出一个小包。她对福尔摩斯说：“这个小包裹可以救阿列克谢。先生，由于你的荣誉和正义，我把这包裹委托给你，请你把它转交给俄国大使馆。我已尽了我的责任，并且……”
福尔摩斯突然喊道：“挡住她！〃他一下子跳到屋子的另一边，从她手中夺下一只小药品。
她往床上倒了下去，说：“太晚了！太晚了！我出来……的时候，便吃了药。我头晕。我要死了！先生，我请求你……不要忘记……那个小……包裹。”
我们乘车回城时，福尔摩斯说：“这案件很简单，但是也很发人深思。从一开始问题便围绕着夹鼻眼镜。虽然那个青年在临死前幸运地抓到眼镜，但是我那时还不能肯定，我们是否能够解决问题。很清楚，从眼镜深度可以断定，戴眼镜的人近视程度很深，离开眼镜什么事也做不了。霍普金先生，当你让我相信她确实走过一小块草地，而不是故意作假时，你还记得吗，我当时说过，这种做法很不寻常，值得注意。可是实际上我心中认为这完全不可能，除非她还有一副眼镜。所以，我只能认真考虑另一个假设——她呆在这栋房子内。我一看见两个过道完全相似，就想到她很可能走错路，这样她就会走到教授的屋中。我密切地注意一切能够证实这个假设的事情，我仔细地检查这间屋子有没有可以躲藏的地方。地毯是整块的，并且钉得很牢固，所以地板上不会有活门。书柜后面可能有躲藏的地方。你知道，在老式的书房里常有这种结构。我注意到地板上各处都堆满了书，但是书柜却是空的，所以书柜可能是一扇门。我找不到别的证据来证实，但是地毯是暗褐色，所以我抽了很多支那种好烟，把烟灰洒在可疑的书柜前。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办法，但是非常有效。然后我便下楼去了，并且，我已经弄清楚——华生，当时你也在场，而你却没有理解我谈话的目的——考芮姆教授的饭量增加了，这容易使人怀疑他还让另一个人吃饭。然后，我们又上楼去了，我弄翻烟卷盒，以便清楚地看看地毯。从地毯上的烟灰可以知道，在我们离开那里以后，她从躲藏的地方出来过。霍普金，我们已经到了查林十字街，我祝贺你胜利地结束了这个案件。你一定是去警察总部吧！我和华生要到俄国使馆去，再见，我的朋友。”
空屋
一八九四年的春天，可敬的罗诺德·阿德尔在最不寻常和莫名其妙的情况下被人谋杀的案子，引起全伦敦的注意，并使上流社会感到惊慌。在警方调查中公布的详细案情大家都知道了，但有许多细节被删去了。这是因为起诉理由非常充足，没有必要公开全部证据。只是到现在，将近十年之后，才允许我来补充破案过程中一些短缺的环节。案子本身是耐人寻味的，但比起那令人意想不到的结局，这点趣味在我看来就不算什么。在我一生所经历的冒险事件中，这个案子的结局最使我震惊和诧异。即使过了这么长的时间，现在一想起它来就叫我毛骨悚然，并且使我重温那种高兴、惊奇而又怀疑的心情，当时这心情象突然涌来的潮水一般，完全淹没了我的神志。让我向那些关心我偶尔谈起的一个非凡人物的言行片段的读者大众说一句话：不要责怪我没有让他们分享我所知道的一切。如果不是他曾亲口下令禁止我这样做，我会把这当作首要义务。这项禁令是在上个月三号才取消的。
我和歇洛克·福尔摩斯的密切交往使我对刑事案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是可以想象到的。在他失踪以后，凡是公开发表的疑案，我都仔细读过，从不遗漏。为了满足个人巳ぃ？我还不止一次地试用他的方法来解释这些疑案，虽然不很成功。但是，没有任何疑案象罗诺德·阿德尔的惨死那样把我吸引住。当我读到审讯时提出的证据并据此判决未查明的某人或某些人蓄意谋杀罪时，我比过去更清楚地意识到福尔摩斯的去世给社会带来的损失。我肯定这件怪事中有几点一定会特别吸引他。而且这位欧洲首屈一指的刑事侦探，以他训练有素的观察力和敏捷的头脑，很可能弥补警方力量之不足，更可能促使他们提前行动。我整日巡回出诊，脑子里却想着这件案子，找不到一个自己认为是理由充分的解释。我甘冒讲一个陈旧故事的风险，把审讯结束时已公布过的案情扼要地重述一遍。
罗诺德·阿德尔是澳大利亚某殖民地总督梅鲁斯伯爵的次子。阿德尔的母亲从澳大利亚回国来做白内障手术，跟儿子阿德尔和女儿希尔达一起住在公园路４２７号。这个年轻人出入上流社会，就大家所知，他并无仇人，也没有什么恶习。他跟卡斯特尔斯的伊迪丝·伍德利小姐订过婚，但几个月前双方同意解除婚约，嗣后也看不出有多深的留恋。他平日的时间都消磨在一个狭小、保守的圈子里，因为他天性冷漠，习惯于无变化的生活。可是，就在一八九四年三月三十日夜里十点至十一点二十分之间，死亡以最奇特的方式向这个悠闲懒散的青年突然袭来。
罗诺德·阿德尔喜欢打纸牌，而且不断地打，但赌注从不大到有损于他的身分。他是鲍尔温、卡文狄希和巴格特尔三个纸牌俱乐部的会员。他遇害的那天，晚饭后在卡文狄希俱乐部玩了一盘惠斯特。当天下午他也在那儿打过牌。跟他一起打牌的莫瑞先生、约翰·哈代爵士和莫兰上校证明他们打的是惠斯特，每人的牌好坏差不多，阿德尔大概输了五镑，不会更多。他有一笔可观的财产，象这样的输赢决不致于对他有什么影响。他几乎每天不是在这个俱乐部就在那个俱乐部打牌，但是他打得小心谨慎，并且常常是赢了才离开牌桌的。证词中还谈到在几星期以前，他跟莫兰上校作为一家，一口气赢了哥德菲·米尔纳和巴尔莫洛勋爵四百二十镑之多。在调查报告中提到的有关他的近况就这些。
在出事的那天晚上，他从俱乐部回到家里的时间是整十点。他母亲和妹妹上亲戚家串门去了。女仆供述听见他走进二楼的前厅——就是他经常当作品居室的那间屋子。她已经在屋里生好了火，因为冒烟她把窗户打开了。一直到十一点二十分梅鲁斯夫人和女儿回来以前，屋里没有动静。梅鲁斯夫人想进她儿子屋里去说声晚安，发现房门从里边锁上了。母女二人叫喊、敲门都不见答应。于是找来人把门撞开，只见这个不幸的青年躺在桌边，脑袋被一颗左轮子弹击碎，模样很可怕，可是屋里不见任何武器。桌上摆着两张十镑的钞票和总共十一镑十先令的金币和银币，这些钱码铺了十小堆，数目多少不一。另外有张纸条，上面记了若干数目字和几个俱乐部朋友的名字，由此推测遇害前他正在计算打牌的输赢。
现场的详细检查只是使案情变得更加复杂。第一，举不出理由来说明为什么这个年轻人要从屋里把门插上。这有可能是凶手把门插上了，然后从窗户逃跑。由窗口到地面的距离至少有三十英尺，窗下的花坛里正开满了番红花。可是花丛和地面都不象被人踩过，在房子和街道之间的一块狭长？草地上也没有任何痕迹。因此，很明显是年轻人自己把门插上的。假使有人能用左轮手枪从外面对准窗口放一枪，而且造成这样的致命伤，这人必定是个出色的射手。另外，公园路是一条行人川流不息的大道，离这所房子不到一百码的地方就有马车站。这儿已经打死了人，还有一颗象所有铅头子弹那样射出后就会开花的左轮子弹和它造成的立刻致死的创伤，但当时却没有人听到枪声。公园路奇案的这些情况，由于找不出动机而变得更加复杂，因为，正如我前面所讲的，没人听说年轻的阿德尔有任何仇人，他屋里的金钱和贵重物品也没人动过。
我整天反复思考这些事实，竭力想找到一个能解释得通的理论，来发现最省力的途径，我的亡友称它为一切调查的起点。傍晚，我漫步穿过公园，大约在六点左右走到了公园路连接牛津街的那头。一群游手好闲的人聚在人行道上，他们都仰起头望着一扇窗户。他们给我指出了我特地要来瞧瞧的那所房子。一个戴着墨镜的瘦高个子，我非常怀疑他是个便衣侦探，正在讲他自己的某种推测，其他人都围着听。我尽量往前凑过去，但他的议论听起来实在荒谬，我有点厌恶地又从人群中退了出来。正在这时候我撞在后面一个有残疾的老人身上，把他抱着的几本书碰掉在地上。记得当我捡起那些书的时候，看见其中一本书名是《树木崇拜的起源》。这使我想到老人必定是个穷藏书家，收集一些不见经传的书籍作为职业或者作为爱好。我极力为这意料不到的事道歉，可是不巧给我碰掉的这几本书显然在它们的主人眼里是非常珍贵的东西。他讨厌地吼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