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就不是顶重要的了。”
经过艰难的谈判，美、英、法与苏联终于在１９４９年５月４日达成协议，同时解除对对方的封锁，柏林危机遂告结束。
然而，冷战之风越刮越紧，美英法先在柏林的西方占领区成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苏联则在苏占区宣告建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国土地上从此出现了两个国家。
为打击苏联，争当世界霸主，美国对德国、日本由打击限制转为扶植拉拢，一方面与西方国家签定《北大西洋公约》，另方面悍然与日本签订片面和约，把日本拉人帝国主义阵营。到５０年代初，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正式形成。
与此同时，苏联和东欧国家建立“欧洲九国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发表《关于国际形势的宣言》，明确指出世界已分裂为两大对立阵营；为警惕美国扶植的德国法西斯力量再起，苏联与东欧国家签订了一系列双边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经济上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特别是新中国的诞生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使欧亚社会主义国家连成一片，出现了两大阵营对峙的新格局。到１９５５年成立“华沙条约组织”，社会主义阵营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结为一体，成为与帝国主义阵营对抗的强大阵营。
两大阵营的对抗一度演化成著名的朝鲜战争，朝鲜停战后，两大阵营的对抗仍贯穿于整个５０年代，演化发展出许多惊心动魄的国际斗争，这正是：
热战方罢冷战兴，列国百姓难安宁。
阵营划分明界限，美苏相斗争为雄。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旁敲侧击 美利坚试探新中国
用心险恶 杜鲁门毒施挑拨计
话说毛泽东、周恩来对战后初期形势清醒地分析之后，新中国一成立就向全世界庄重地宣告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这就是“我国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之内”，要“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毛泽东以世界最强音宣称：
“新中国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对于驻在旧中国的各国使节，我们把他们当作普通侨民对待，不当作外交代表对待。”
杜鲁门看到国务卿艾奇逊送来的新中国外交公告暴跳如雷，大骂斯大林不止，认为斯大林是实际上的罪魁祸首，他杜鲁门必要报此奇耻大厚，把苏联和中国一起收拾，统统消灭，方解他的心头之恨。
艾奇逊和前任国务卿马歇尔看杜鲁门如此大动肝火，也急得抓耳挠腮。这两个颇有威望和外交手腕的国务卿，都被视为美国的骄子，但却都败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手下：马歇尔调处国共战争失利，丢失了中国大陆；艾奇逊冒险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但却被毛泽东几篇文章批得体无完肤，在全世界丢尽了脸面。因此，这两个鼎鼎有名的美国国务卿，在暴跳如雷的杜鲁门面前，都有一种难以名状的苦涩滋味在心头，一时在斯大林、毛泽东、周恩来面前，也束手无策。
艾奇逊、马歇尔毕竟是久经沙场的外交老将，他俩对苏联和中国知之较多，尤其对斯大林、毛泽东做过一番深入研究，认为从中苏两国的历史渊源，从毛泽东、斯大林的经历和作风分析，绝非铁板一块，便向杜鲁门建议在中苏间挑拨离间、兴风作浪。杜鲁门恍然大悟，便吩咐艾奇逊依计而行。
于是，艾奇逊组织一班智囊绞尽脑汁，起草了一份美国对亚洲政策的讲话稿。艾奇逊如获至宝，便发表讲话，先以世界金元帝国的雄厚实力对中国百般恐吓，然后又摆出中国人“老朋友”的姿态，甜言蜜语拉拢说：
“不论发生什么事情，中国人只能在亚洲以及亚洲以外，给他们自身和他们的朋友带来严重的困难，中国不是应该从苏联，而是应该从美国得到贷款援助，美国人是愿意通商的，但中国必须不抱敌意，要一如我们的祖先过去所为。”
毛泽东、周恩来看了艾奇逊这篇奇文，明白美国人意在挑拨中苏关系，而斯大林对中国能否坚定地向苏联一边倒心存疑虑，中国必须毫不含糊地表明立场，毛泽东便让周恩来义正辞严地驳斥艾奇逊的奇谈怪论说：
“对美国的所谓援助，中国有自身的经验，这就是几百万人的死亡，就是民族自由和权利的丧失。美国对新中国内外政策的恫吓早已过时了，亚洲人民自己的事情，应当由亚洲人民自己来处理。无论在什么时候，也不应当由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帝国主义者例如艾奇逊之流，来加以干涉。”
杜鲁门被驳得哑口无言，感到绝望了，但艾奇逊、马歇尔仍不死心，马歇尔搔着满头银发，劝杜鲁门不要过份悲观，从他在中国当特使调处国共矛盾期间与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触来看，毛泽东、周恩来是堂堂正正的有民族气节的中国人，不可能久居他人之下，事情完全有转机的可能。
于是，马歇尔便谈起，日本投降后，毛泽东、周恩来欲来华盛顿谈判中美关系问题，不巧写给美国驻华军队总司令魏德迈的信，阴差阳错落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手中，此事便被反共专家赫尔利阻挠，其后美军陆战队在烟台、秦皇岛、青岛强行登陆挑衅，遭到八路军迎头痛击，美国军舰只好撤出中国大陆，从而失去了与中共拉关系的机会。现在中共已占领大半个中国，为对付苏联，美国也需要和中共政权再拉一拉关系，但机会瞬间即逝，很难再现，杜鲁门为此绞尽脑汁，一时无计可施。
不久，机会终于来到。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国务院发来报告： 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１日，中共占领了东三省的最后一个中心城市沈阳，当日成立了沈阳市特别军事管制委员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领导人陈云任军管会主任，伍修权和陶铸为副主任，同时任命朱其文为沈阳市市长，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瓦尔德向美国当局请示处置方策。
杜鲁门询问国务院对此事的态度，代理国务卿艾奇逊说，中共政权对美国外交使团的态度现在还不明朗，应当把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当作在中共解放区保留美国领事馆的一种尝试。
杜鲁门认为美国国务院的意见有道理，认为应该摸清新中国的底，便让国务院给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回电，正式批准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瓦尔德为保护美国公民和美国的商业利益，设法以非正式和私人交往的形式，与中共地方当局建立起有效的工作关系，扩大美国对中共政权的影响，不便中共政权落入苏联人的控制之中。
瓦尔德接到司徒雷登转发的美国国务院的指示电感到很头痛，知道这是个极难干的差事，有很大风险，但又想到他被国务院选中，即将成为第一个与中共政权打交道的美国外交官，又感到十分荣耀，便高高兴兴做种种准备。
１１月３日，瓦尔德接到沈阳市政府送来的朱其文就任市长的通知，瓦尔德觉得是个好兆头，急忙起草了一封热情洋溢的贺信，“期望并确信能与（朱）先生建立亲密关系”，瓦尔德让秘书恭恭正正抄好，派参赞助理罗卡格送往沈阳市政府。
第二天，瓦尔德就收到了沈阳市市长朱其文的复函，邀请他次日下午两点到市政府会晤。瓦尔德激动得彻夜难眠，反复构想与朱市长拉关系的方案。１１月５日下午２点，瓦尔德准时赶到沈阳市政府，见英、法驻沈阳总领事和苏联驻沈阳商务代办早已到达，久候多时。
不一会儿，朱其文市长面带笑容向他们介绍沈阳新政府对外国机构的保护措施，宣布将派兵保护领事馆和重要外国人的住宅。瓦尔德对中国派兵保护领事馆视为变相监视，提出异议，朱市长对此毫不理睬。最后，朱市长请苏联驻沈阳商务代办留下另有要事相谈，瓦尔德为此深感失望，但使他心情好转的是朱其文三天后到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回访，还特意参观了美国新闻处设置的图书馆。
瓦尔德是个老资格外交官，他见年轻的朱其文中了他的圈套，更别有用心地向朱其文介绍美国工业和科技方面的书籍，诱劝朱其文利用美国先进技术重建东北，还诡称美国对中国完全没有领土野心，只希望能在商业和科技方面重新回到东北来。
朱其文不懂美国外交官诱敌深入的卑鄙伎俩，一厢情愿表态说：“美国人是受欢迎的，很愿意看到美国商人在平等的基础上恢复在东北的贸易活动。”
这使瓦尔德喜出望外，又得寸进尺提出能否与美国通信问题，年轻的朱市长当即回答：只要美国船只能够到达大连港，就可以把信寄到解放区。 沈阳军管会主任陈云得知朱其文轻率向美国驻沈阳总领事表态，就严厉批评道，“关于外交工作已经再三重申过了，务必小心谨慎，一问三不知，你怎么随便说！美、英、法三国领事留在沈阳的目的，主要是试探我们与苏联的关系。你不想一想，你的答复不正是他们所需要的吗？”
沈阳军管会副主任陶铸进一步指出这样做的危害说：“太幼稚！美、英、法外交人员都是些职业帝国主义分子，对他们决不能像对待一般人的态度一样。一个负责干部，连这一点警惕性都没有吗？”
沈阳军管会正副主任陈云、伍修权、陶铸知道毛主席和党中央特别强调外交元小事，要多请示汇报，就马上将此情况汇报中央，诚恳地做了自我批评。
这时，杜鲁门在总统竞选中战胜杜威连选连任，虽对蒋介石支持杜威、拆他的台极感不快，但仍答应援助蒋介石，并允许宋美龄访美。毛泽东对此颇为不满，他看了周恩来送来的陈云等人的检讨电报，站在西柏坡一户农家的石磨旁，借题批评杜鲁门说：
“这个朱其文，完全丧失立场嘛！他们（美国人）不承认我们，为什么还要呆在我们的地盘上不走？”
周恩来屈时抱在胸前，讲出他考虑已久的对付美国等西方帝国主义外交官的切实可行的措施：“现在是战争时期，我们可以通过军事管制的办法，限制他们的活动，时间一长他们就呆不下去了。”
毛泽东对杜鲁门的蛮横无理态度愤愤不平，完全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将手中的电报一挥，迅速果断地做出决定：“不承认他们的领事地位，让他们在那里完全无事可做，最后自己走掉的好。你就来起草一个电报吧！”
周恩来全局在胸，文思泉涌，情文并茂的中共中央对东北局的指示电很快经毛泽东挥毫签发，从西柏坡发往沈阳，明确规定通过军事管制的方式，达到封锁和孤立美国外交官的目的，不给他们自由活动的余地。
陈云接到中央的指示电，立即与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东北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林彪交换意见，林彪对美、英、法使馆的电台最感兴趣，提出要立即收缴下来，切断西方使馆与其国内的电讯联系，使他们处于被动地位。陈云对此极为赞成，便命军管会参谋军官于１１月１５日上午１０时，把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严厉通令送到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
瓦尔德一看要他在３６小时内缴出电台，等于挖掉他的耳目，顿时帝国主义外交官的脾气大发，盛气凌人地写了一封措词强硬的信件，派人送往沈阳军管会，气势汹汹地施加压力称：“该项电台之存在及使用，系由中国国民政府承认与批准者……而敝总领事馆之存在则须依赖此项电台之继续使用，故希望贵会即予批准此项电台及使用为盼。”
三天后，沈阳军管会副主任伍修权会见瓦尔德。瓦尔德见是一位中等身材、颇有知识分子气息的中年军官，以为软弱可欺，就振振有辞声称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是美国外交领事馆，享有外交豁免权，有权使用电台，且经国民党政府批准使用，收缴电台违背国际公法等等。
伍修权是我军富有外交经验的高级将官之一，他既有中国将军的威严，又有知识分子的潇洒风度，他以充足的理由讲明美国不承认中共政权，一切都无从谈起后，斩钉截铁告诉美国外交官说：“在军事管制期间，恐怕没有转圄的余地。不论先生的电台有何重要作用，在军事管制期间，一律不得使用。当然，先生所有收发报机及其零件，本会将妥为保管，望先生能够遵行。” 瓦尔德听了，嘴角一撇，编造理由反驳说：“我们认为这样做有损于本总领事馆的存在。在目前情况下，没有电台，我们将无法与国务院和大使馆取得联系，这将使我们难以行使保护美国侨民利益的正常使命。”
伍修权从军事管制的特殊条件提出意见说：“继续使用你们的电台将是违抗军管会命令的行为，我相信先生能够了解它的严重性。至于先生与美国方面的联系，我想重要电报可用明码电报，转经军管会批准后发出。”
瓦尔德连碰几个钉子，心中不悦，把脸一拉，双手一摊，搬出堂堂世界头号强国政府的威严，施加威胁道：“请您了解，鬼台是美国政府财产，未经国务院准许，我们是无权交出的。既然电台停止使用，那么，是否可以由军管会派人就地查封，等我们向国务院通报之后，获得批准后再做处理？”
这就是说，中国政府的决定须经美国当局批准才能实施，伍修权当即拒绝说：“这是不可能的，所有电台必须交出！”
双方唇枪舌剑，激烈争论，没有结果。中共东北局领导人认为此事非同小可，便发电向中共中央请示处置办法。周恩来接电立即与毛泽东商量对策，毛泽东深知这是美国当局在试探中共政权对美国态度，便说：
“美国人不过是逼我们进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强取罢了，怕它什么？发个声明，我们和美国又没有外交关系，国民党给它什么权利关我们屁事！”
他站起身若有所思告诉周恩来：“声明态度严厉些，让他们知道，那里是解放区，不是国统区，他们不遵守我解放区政府和军管会的命令，我们有权禁止他们的出入自由，直到将他们驱逐出境！”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向东北局领导人发出明确指示：
旧美国领事馆根据从国民党政府所取得的一切权利，我们不能承认。我人民政府对现在沈阳之旧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