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手举香烟在空中一摇争辩说：“哦，不是。米高扬谈的是政治，我不要谈任何政治，我就是到密西西比河游泳。然后，如果艾森豪威尔允许，我将看他打高尔夫球，也许还要去医院拜访杜勒斯先生。”
这使三个美国客人略吃一惊，社波伊斯按他的理解大发宏论：“那一定会给杜勒斯突然一击。”
毛泽东微微一笑，香甜地抽口香烟，慢慢地边吐烟圈边纠正说：
“这不是我的本来愿望。我十分关心杜勒斯先生的健康，我希望他能康复，继续担任国务卿。他干那项工作，对我们很有利，对美国人民和全世界劳动人民都有利。”
三个美国客人对此都大惑不解：“真的吗？”
毛泽东换枝香烟，划火柴重新点燃，格外认真地做解谜式的回答：
“确实如此，我常这么说：杜勒斯之所以有用，是因为他坚持自己的原则，他顽固地反对共产主义、反苏、反华。为了这个目的，他镇压人民运动，向全世界派出军队，到处建立军事基地。所有这些，对整个世界都是有用的，我希望他不要改变这个政策。”
毛泽东知道这些道理一时还难以让人们都透彻地理解，便有意地询问在座的最年长者：“您相信这点吗？”
经历９１年人生沧桑的杜波伊斯为杜勒斯辩解说：“这要看究竟有多少明智的人，能够懂得杜勒斯的所作所为了。十分明智的人对他迷惑不解，因而变得很不礼貌。我对冷战感到恐惧，我不愿这种形势持续太久。”
毛泽东摇摇头：“我不同意，这一时期不是太长，而是太短了。”
杜波伊斯固执地坚持己见反驳说：“你经受过这一时期的危害，但不像我经受得那么长久。”
毛泽东庆幸找到了辩论的对象，又滔滔不绝他讲起他对未来１０年中美关系的展望：
“我希望杜勒斯再继续担任１０年的国务卿，我们十分希望１０年以内，我们不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也不搞贸易。这将对我们有利。至于侵占台湾，杜勒斯乐意继续多久就继续多久吧！反正美国最终不得不撤离台湾。不过，我们倒乐意让他们在那里多呆些日子，当我们人民的反面教员嘛！一旦他们撤离，对我们反而较为不利了。对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来说，还有什么更好的教员呢？”
毛泽东又从台湾问题谈到中东问题，以嘲弄的语调加强语气道：
“中东事件也很有教育意义，我曾希望美国留在黎巴嫩至少半年。现在看来，留一年两年会更好些，他们干嘛要那么快撤军呢？”
杜波伊斯的夫人雪莉格雷厄姆推测说：“也许，他们中的一些人遭到了重创。”
毛泽东认为格雷厄姆讲到了点子上，豪情满怀幽默他说：“即使我们要求他们，他们也不会再呆下去了。”
其后，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确实按照毛泽东揭示的历史辩证法。发生了异乎寻常的变化，其速度大大超出了毛泽东的预料。
中美两国从对苏战略出发，各自关切地注视着对方。毛泽东、周恩来敏感地发现尼克松上台后，不断发出谋求中美接近的信息：
１９６７年１０月，尼克松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文章，第一次提出了同中国接近的主张；１９６９年１月２０日，尼克松在就职演说中，间接地提到中美建立关系问题； １９７０年１０月１日，尼克松向美国《时代》杂志记者发表谈话，第一次公开表示愿意访华；又不断通过巴基斯坦、罗马尼亚向北京发送信息，还逐步采取放松对华贸易及旅行的限制； １９７１年春，特意提出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毛泽东、周恩来堪称当今世界最善于观察形势、把握时机的外交大师，他们决心以小小“银球”击碎大洋彼岸的冰川，结束中美长达２５年之久的冷战局面，从而改变世界政治格局，给向中国施加强大威胁的勃列日涅夫以当头一棍，美国记者沃尔特拉弗贝以最钦佩的笔调对中国大加称赞：
“中国是善于掌握世界风云变幻的。毛泽东的政府申明要继续鼓励第三世界的革命运动，但在１９７１年春，中国人却戏剧性地邀请一个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这是１９４９年以来第一批美国人访问这个国家。发出邀请的时机恰好说明了北京的意图所在，原来这时俄国人正准备召开世界共产党代表大会，想纠集一些力量搞反华。毛泽东这样做是在利用美国对付苏联人。由于这时尼克松一方面已经着手从越南撤军，一方面同中国也逐渐开展了一些贸易关系，所以毛泽东认为俄国是中国的头号敌人，不是美国。苏联人已经沿中苏边境集结了将近１００万军队。 １９６９年，苏联军队还同中国军队进行了几次大的交火。”
基辛格劝尼克松赶快批准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尼克松微微一笑，意味深长他说，“有趣的是，今日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冲突不是在美国同苏联之间，而是在苏联和共产党中国之间！”
尼克松敏感地预见到中国与美国的乒乓外交将使中美苏三角关系发生令人感兴趣的变化，基辛格庆幸找到了尼克松这个志同道合的“首长”。基辛格神采飞扬地大发宏论：
“要使三角外交有效，那就要靠参加角逐的人本来的动机和倾向去发挥作用。这种外交必须避免给人一种印象，就是说你正在‘利用’竞争的一方去反对另一方；否则的话，你就有遭到报复或讹诈的危险。美国要同中苏双方都保持密切的关系，要比它们彼此间的关系更密切些。只有这样，中苏之间互相敌视的关系才能有效地为美国的目的服务，其余的事就只有让事件本身产生的力量去决定了。”
尼克松对此欣然赞同，他指示基辛格和白宫新闻发布官齐格勒对中苏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必须让中国人心领神会。
于是，基辛格１９７１年４月１３日以总统特别安全事务助理身份接见苏联驻美临时代办尤里伏龙索夫，把美国决定与中国开展贸易关系的决定通知他，极力装出同情的口吻说：
“真是对不起，好像命中注定要阁下接受不愉快的消息似的，这并不反映美国有什么反苏意图，提前通知贵国就说明了这一点。”
伏龙索夫不是好愚弄的，他完全明白这是外交上惯用的抚慰对方的手段，正要揭穿基辛格的花招，基辛格却手腕高超，说齐格勒马上要举行重要新闻发布会。伏龙索夫无心恋栈，急急忙忙赶往记者招待会，只见齐格勒正讲此事。更使苏联外交官气歪了鼻子的是，齐格勒又说他同意周恩来的如下远见卓识：
“毫无疑义，尼克松总统所采取的主动行动，已打开了美国和中国关系上新的一页。”
４月２７日下午，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希拉利紧急要求会见基辛格，宣称他的消息不能等，基辛格急忙扔下手头工作接见希拉利，接过他转来的周恩来的书信看下去：
“中国政府重申它愿意在北京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的一位特使（例如基辛格博士）或者是美国国务卿，或者甚至是总统本人，以便直接进行会晤和讨论。”
这时，没有参预此事的国务卿罗杰斯却大放厥词，宣称美国认为台湾和澎湖列岛的主权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将来要在国际上求得解决”；又说斯诺报道的毛泽东邀请尼克松访华的消息是“随随便便提出的”，“不是当真的邀请”，诬称中国的外交政策在许多方面都是“扩张主义的”，使问题又复杂化了。
罗杰斯的话对尼克松、基辛格犹如晴天霹雳，他们担心中国把罗杰斯的话当作对其所发信息的答复，尼克松急忙亲自出面发表纠正罗杰斯讲话的声明，希望北京听来比莫斯科更有意义：
“我希望，事实上是预期在某个时间，以某种身份访问中国大陆，以什么身份出访，我还拿不定主意。”
对此，中国果然发出严厉警告，声称罗杰斯的谬论是以中国为敌的行动。勃列日涅夫则幸灾乐祸，授意苏联电视台评论员评称：“压力对苏联不起作用，与苏为敌是注定要失败的。”为消除误解，基辛格５月９日请希拉利给中国送去一封信，希望中国同意基辛格访华。５月２０日，美苏在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中取得了程序问题上的突破，基辛格急忙把预发副本转交中国，向中国保证“不会缔结把矛头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任何协定”，基辛格访华时将讨论与此有关的问题。
等了两个星期，尼克松不见中国发回信息，有点儿沉不住气了，不断催问基辛格是否发生了意外。
１９７１年６月２日，基辛格上气不接下气跑进总统椭圆形办公室，边跑边喊：“来了，来了，周恩来的信来了！”
原来，希拉利来转交周恩来的复信。周恩来的信被基辛格一字不落地记在脑海中：
周恩来总理认真研究了尼克松总统１９７１年４月２９日、５月１７日和５月２２日的口信，并且十分愉快地向毛泽东主席报告尼克松总统准备接受他的建议访问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进行直接会谈。毛泽东主席表示，欢迎尼克松总统来访，并且期待着届时同总统阁下进行直接谈话，其中各方可自由提出自己关心的主要问题……
基辛格飞跑去见尼克松，来到白宫正厅，得知尼克松正在宴请尼加拉瓜总统索摩查，便请随从武官悄悄把尼克松叫了出来。基辛格对尼克松小声做了汇报，尼克松大喜过望，把基辛格领到林肯厅，自己动手倒了两杯白兰地，兴高采烈地致祝酒词说：“亨利，我们现在喝这杯酒不是为了祝贺我们个人或我们的成功，也不是为了祝贺使我们能够收到这封信并享受今晚难忘时刻的我们这届政府的政策。让我们为今后的几代干杯，他们可能会由于我们现在所做的事而有更好的机会过和平的生活。”
苏联依靠灵敏的情报系统掌握了中美接近的动向，作为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另一边也紧张活动起来。
苏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到戴维营找到基辛格，两人各怀心腹事漫谈三角关系。多勃雷宁装作心平气和他说：
“亨利，我们并不反对美国逐步地改善与中国的关系，甚至可以告诉你，苏联是怎样估计中国各个领导人的，但应首先考虑美苏最高级会谈问题。”
基辛格看出俄国人在跟他玩捉迷藏的游戏，就采取进攻态势以摸虚实：“我们已经探索了１４个月的时间，看来确定美苏最高级会谈日期的时间已经到来，美国希望尽早召开。”
多勃雷宁一下露了馅，找出种种借口向后拖延。
基辛格手推眼镜得意地笑了，事实上，美国才不忙于召开美苏最高级会谈呢，看来俄国人无意中又为美国解决了难题。
６月２８日，尚被蒙在鼓里的美国务卿罗杰斯告诉基辛格一条消息：“亨利，《纽约时报》说你可能出任美国首任驻华大使。”
基辛格为在对华政策上“侵犯”了国务卿的职权略显内疚，特意开玩笑说：“也许是国务院故意泄露机密，以便把我弄到远离华盛顿的地方，愈远愈好。”
罗杰斯也拿基辛格逗趣说：“如果你真愿摆脱在华盛顿的种种烦琐事务，不被多勃雷宁追得团团转，到北京去倒是个好差事。”
基辛格不肯道破瞒着罗杰斯访华的天机，表示同意说：“我喜欢吃中国菜。”
在进行周密准备之后，基辛格从１９７１年７月１日开始了解情况的东南亚之行，沿途尽量缩小影响，到７月８日抵达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时，只剩下３名记者跟随，正好演出“遁身剧”。
在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为他举行的盛大宴会上，基辛格正要装病，肚子突然真的痛了起来，暗想这也许是我说假话太多而遭上帝的惩罚吧，因而更逼真地大叫“肚子痛”，叶海亚便按事先的
策划，宣布让基辛格到纳蒂亚加利山庄休息。
美驻巴大使法兰蒂带一大长串车队奔向山庄，基辛格却悄悄来到伊斯兰堡机场，登上周恩来派来的专机，越过喜马拉雅山，飞越长江、黄河，于 ７月９日到达北京南苑军用机场，叶剑英元帅陪他住进钓鱼台国宾馆。
丰盛的午餐后稍事休歇，叶剑英兴冲冲前来相告，周总理要来看望美国贵宾。
基辛格对周恩来心仪已久，听说当今世界首屈一指的大外交家竟这么快前来探望，简直有点儿受宠若惊，一跃而起带手下人出来欢迎。
见周恩来敏捷地跳下轿车，基辛格快步上前，大老远把手伸了出去，可能是太紧张了，看来动作有些僵硬。
周恩来善解美国客人初次踏上中国国土后的紧张心理，滞洒而庄重地与客人用力握手，道出警世之辞：
“这是中美两国高级官员，二十几年第一次握手！”
两位世界一流外交家的第一天会谈只是一般性交谈，第二大就短兵相接了，基辛格毕竟有点儿紧张，拿起一厚本文件读了起来，连自己也觉得枯燥乏味，只见周恩来一扬手微笑着建议说：
“交谈嘛，何必照着本子念呢！”
基辛格笑着辩解说：“我在哈佛大学教了那么多年书，还从未曾用过讲稿，最多拟个提纲，可这次不同，对周恩来总理，我念稿子都跟不上；不念稿子，就更跟不上你了！”
周恩来单刀直入提出关键问题：台湾是中国的组成部分；苏联人的贪婪对全世界是一个威胁；中美有着巨大分岐；尼克松总统访华意义重大……两人围绕台湾问题展开激烈争论。
基辛格一下子被周恩来吸引住了，他认为这位世界级外交大师“头脑非常清醒”，具有“非凡的预见能力”，觉得周恩来、戴高乐、毛泽东是对他最有吸引力的人，尤其对周恩来的印象更刻骨铭心：
“周恩来面容瘦削，颇带憔悴，但神采奕奕，双目炯炯。他的目光既坚毅又安详，既谨慎又满怀信心。他身穿一套剪裁精致的灰色毛式服装，显得简单朴素，却甚为优美。他举止娴雅庄重，他使举座注目的不是魁伟的身躯（像毛泽东、戴高乐那样），而是那外驰内张的神情、钢铁般的自制力，就像是一根绞紧了的弹簧一样。他似乎令人觉得轻松自如，但如小心观察就知并不尽然。那轻快的微笑在没有翻译的情况下，也能准确无误地理解英语的含义。他相当机敏，从他的脸上可以明显地看出，经过半个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