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不是我的我才是真正的我，管他呢，反正博尔赫斯在《小径分岔的花园》中借助笔下的艾伯特说：“时间永远分岔，通向无数的未来。”尽管每个人面临选择时，有无数种可能性，但是我不可能像“彭冣的错综复杂的小说中”的主人公那样，可以选择所有可能性，我只能选择一种，也是最适合我的一种，这就是给刘市长当秘书。不过，我还是很敬佩黄小明身上那种被尼采称之为酒神精神的东西，很有点像海明威笔下的硬汉性格：“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这样的性格已经脱离了“常道”，而是“非常道”，“常道”往往是有形的，“非常道”往往是无形的，正所谓“无形胜有形”，正如肉体是有形的，灵魂是无形的一样。一个人没有非常的人生是委难参悟“非常道”的，黄小明给我的感觉是正处于脱离“常道”而进入“非常道”之前。
之所以这么说，国因为张佩芬等人被“双规”一个星期后，我就通过老猫知道了黄小明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恐惧是什么。我感觉正是由于我提前将张佩芬等人被“双规”的消息告诉了他，他才及时应对，没让恐惧转化成炸弹，否则，非步许智泰后尘不可。老猫告诉我，连邓宏昌都没想到黄小明会为彭国梁藏了五万美元，要不是张佩芬被“双规”后从她的皮包内发现一本像“潘多拉盒子”式的笔记本，里面清清楚楚地记载着每次张佩芬见黄小明的谈话，谁都不会想到黄小明一直冒着巨大的风险要为彭国梁的儿子留下这笔钱，我相信如果不是我及时告诉黄小明张佩芬等人被“双规”了，他现在一定还装作没什么事似的窝藏着那笔钱，果真如此，后果不堪设想。
好在黄小明聪明绝顶，张佩芬被“双规”后，专案组第一次找他，他就判断出了是什么事，及时交出了那笔钱，排除了压在他心头的定时炸弹。老猫跟我说起这件事后，我将黄小明的仗义与许智泰的仗义做了个比较，我觉得黄小明的仗义才是真仗义，完全是按良知在做事，而许智泰所谓的“仗义”不过是个幌子，据他自己向专案组交代，自己在单位一直不顺心，特别希望巴结上大领导为自己说话，好改变改变工作环境。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彭国梁虽然东窗事发了，但是他多年经营的关系网还在，他为张佩芬跑东跑西，就是想通过跑腿巴结上一些大领导。老猫告诉我时，我觉得许智泰说的是实话，他是想通过彭国梁的案子投机押宝，不然不会收张佩芬五万块钱辛苦费，只可惜他那点可怜的“坏心眼儿”却变成了砸自己脚的石头。索尔·贝娄在《赫索格》中认为，人类是病态的动物。正因为如此，赫索格才写下“我的坐命并非痼疾，而是一种长期的康复过程”的话，其实病症就是伪装起来的权欲冲动，一切疾病都无非是病态的权欲而已。在权欲的支配下，即使不是病人，也要像患者一样生活，这就是病态。任何权欲强的人都有卖弄自己的欲望，这就是痼疾。正是看到了这一点，那个自称自己是个“意志薄弱、满怀希望的大傻瓜”的赫索格教授才在涂鸦式的笔记上写道：“每个公民的生命正在变成一笔生意。在我看来这是历史上对人的生命的意义最坏的解释。人的生命不是生意。”但生活却变成了生意，而每个人的生命都是通过生活体现出来的。应该说每个公民的生命正在变成一种投资，这是资本时代的必然结果。既然是投资就难免有风险，许智泰由于将投资变成了投机，彻底输了；黄小明由于坚守投资，因此尽管暂时亏了，还有翻本的机会。而我和杨恒达都是投资的大赢家，只有欧贝贝尚在观望，这就是综合二处目前的“大盘”。最先涨停的是杨恒达，人家不仅善于投资短线，而且是投资中长线的高手。
许智泰被“双规”后不久，杨恒达升任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的任命就下来了，由于新任常务副市长竞争十分激烈，迟迟不能定夺，因此综合二处新任处长也无法确定，只好仍然由杨恒达兼任。只是不坐在综合二处了，而是有了自己既气派又敞亮的办公室。处里只剩下我和欧贝贝，由于肖主任一再嘱咐我在没当上刘市长的秘书前不能出任何差错，我只好每天坐在处里看棋谱。中午别的处的同事来找我下棋，经常围着一堆人观棋，一些嘴把不住门的人对一些人和事评头品足，以前我跟着议论几句，现在是一句也不跟着掺和，心无旁骛地下棋。欧贝贝看在眼里，时不时地刺激我几句：“大伟，你是不是有点太沉住气了，我可听说光厅里想给刘市长当秘书的人就有二十多个，个个都有背景，你这么干等着，别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欧贝贝的话不是没有道理，这段时间的确等得我心里有些发毛。我父亲常说，做生意有一个原则，要先倒满杯子，如果你想成功，就必须先把杯子倒满。他的意思是不给对手任何机会，我相信我做到了这一点。别看有那么多竞争者，但是我的杯子已经倒满，而且就放在刘市长的办公桌上。我不相信有人敢到刘市长办公室将杯子换掉，因为刘市长从来都不是象棋盘上毫无主见的“将”，他在我心里是名副其实的政治家。我记得西方一位政治家说过，“诚实的政治家若被收买，他就会保持被收买的样子。”在政治中，除了诚实，还有什么是正义的？因此，我坚信刘市长的诚实，因为我不仅得到过他的承诺，而且我坚信我也是最合适的人选。
尽管我无时无刻不在内心世界安慰着自己、鼓励着自已，但是宋道明一直也没有要离开办公厅的迹象，我甚至怀疑莫非刘市长不换秘书了？就在我对自己的前程焦虑不安之际，春风得意的杨恒达带给我和欧贝贝一个令人震撼的消息，黄小明辞职了。
那天杨恒达走进综合二处时，手里还拿着黄小明的辞职报告，他说他刚在走廊里遇上黄小明，说是邓宏昌和尚小琼陪着黄小明到办公室取彭国梁的护照。
欧贝贝开玩笑地说“大伟，心上人来了，你不过去看看？”
杨恒达也笑着说：“他们仨已经走了。”
我知道老猫是在工作，她不可能利用工作时间来综合二处看我，何况她的室主任邓宏昌也在。我更震惊的是黄小明辞职的事，在市政府办公厅工作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黄小明毅然决然地不要了，说明他一定找到了他的创造点。说白了，在市政府办公厅工作怎么优越都是“常道”，黄小明一定是看破了“常道”，犹如看破红尘一样，然而寻找“非常道”谈何容易！很显然，黄小明想置于死地而后生。
很快，黄小明辞职的事成为机关干部私下里议论的焦点，特别是在厅里引起一片哗然，甚至比许智泰被“双规”更令人震动。因为眼下无论是大学毕业生，还是硕士、博士生，也不管是学什么专业的，是千军万马地考公务员，人家挤破脑袋往里钻，黄小明却像丢一双破鞋一样说扔就扔了，即便是绐彭国梁当秘书，受到一些负面影响，那也只是唾手可得的副局级暂时没戏了，在办公厅综合处当个处长还是没什么问题的，这一点我和肖主任下棋时探寻过，肖主任说，等彭国梁的案子一了，黄小明还是要留在综合处室干作的。我问他，是不是当处长？肖主任未置可否。何况那天杨恒达也当着我和欧贝贝的面说，他建议厅党组安排黄小明任综合二处处长。还说，像黄小明这种在腐败漩涡中没被卷进去的人，是组织的宝贝，组织上不应该抛弃，应该更信任、更重用才对。然而舆论并不这么看，在官本位的思维惯性驱使下，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已经成为思维定式，只是持有这些成见的人忘了，办公厅的每个人其实都是彭国梁身边工作人员，又有谁不是近墨之人呢？
就在大家对黄小明辞职议沦纷纷之际，宋道明被安排到古桥区任区委副书记、代理区长，一时间谁给刘市长当秘书又成了议论的焦点，有传张三的，有传李四的，当然议论最多的还是我，每天欧贝贝都将大家私下里议论的内容传递给我，我在众人议论的惶恐中熬过了一个礼拜。星期一早晨一上班，欧贝贝就告诉我，她刚才接到肖主任打来的内线电话，让我到他办公室去一趟。我心里顿时紧张起来，我心想该不会是有结果了吧。我定了定神，忐忑不安地去了肖主任的办公室。
果然，我一进肖主任的办公室，他就向我道喜，说是根据刘市长的指示，厅党组已经决定，由我给刘市长做秘书。肖主任话一出口，我就有一种被推到风口浪尖上的快感。接着肖主任给我讲了一个发人深省的小笑话：说是古代有一个忘性大的差役，奉命押送一个犯了罪的和尚去府城，临行前，他怕自己忘带东西，就编了一个顺口馏：“包袱雨伞枷，文书和尚我。”一路上，他像个魔怔似的一边走一边叨咕这两句话，总是怕在哪儿不小心把东西丢一件，回去交不了差。和尚看着差役魔魔怔怔的，就在打尖吃饭时用酒把他灌醉了，然后给他剃了个光头，又把自己脖子上的枷锁拿过来套在差役的头上，自己溜之大吉了。差役醒后，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可包袱、雨伞、文书都在，摸摸自己的脖子，枷锁也在，又摸摸自己的头，是个光头，心想，和尚也在，可他还是觉得少了点什么，念着顺口溜一对，他大惊失色地说：“我呢？我哪儿去了？”我听后想笑但还是憋住了，肖主任让我好好想想这个小故事里蕴含的道理，然后让我去刘市长办公室报到。
我如释重负地向肖主任道了谢，然后踌躇满志地走出他的办公室。我知道从现在起，我的人生之路有了一个新的起点，但我不可能成为那位差役，更不会成为那个和尚，我就是我自己，我是我的主人！
53。名片如是说
不瞒你说，我发现一个秘密，官位越高，名片上的的字就越少，反过来，官位越小，名片上的字就越多。最近处级以上干部的名片上还有一个新动向，上面多了某某学硕士、某某学博士的头衔，有的为了展示自己的底蕴，甚至印有“某大学客座教授”的字样。
有一次一位真正的大学教授求见东州市市长刘一鹤，递上一张名片，上面印有十几个头衔，密密麻麻印满了字，刘市长读了半天颇为感慨地叹道：“以您的条件，当教授真是太委屈了。”更有意思的是慈恩寺的住持，在赵忠的安排下，拜会刘市长，双方一见面大和尚便递上了名片，上面不仅写着“西山慈恩寺住持”字样，而且还有“东州市政协常委”的字样。
我还发现一个秘密，拥有名片的人大多是有头有脸的人或者是渴望有头有脸的人，区别的方式只有一个，就是真正有头有脸的人名片上字少；渴望有头有脸的人名片上字多。
为什么人们这么看重名片呢？原因很简单，没有人不渴求显耀的身份，身份低微的人是不被关注的，这也正是我们惯将社会中位尊权重的人称为“大人物”，而将位卑言轻的人称为“小人物”的重要原因。可见，小小的名片背后折射的是乾坤大世界。一张名片代表的是一种人生。如果没有身份撑门面，人人都是渺小的，因此，个人的权力和声望是我们最本质最难以去除的身外之物。那么如何向陌生人炫耀这种身外之物呢？请印一盒适合自己的名片。我们名片家族类型丰富，有多少种人生就有多少种名片。
别看名片起源于交往，但是一般人不了解名片的起源。近来我的主人，刚刚上任东州市人民政府市长秘书的朱大伟偶读史书，发现名片起源于中国。早在秦汉时期，人们在拜访谒见时，就开始用名帖来通报姓名了。但那时还没有纸张，所以，当时的名帖是用竹木削成的。上面写着自己的姓名，西汉时期称作“谒”，东汉时期称作“刺”。
蔡伦发明造纸以后，纸张逐渐取代竹术，名帖开始用纸做，也相继被叫做“名”、“名纸”等。唐宋时期以后叫“门状”，是官僚阶层呈状时用。明清时期又有一种叫“手本”的名帖，是属下见上司以及学生见老师时用。民国时期，中国开始与西方进行大量商业交往，西方的名片也随之带入中国。西方名片均是采用黄金分割法制作的，西方人认为，黄金分割法所切割成的长方形看起来是最美的，于是中国人也开始使用黄金分割法来制作名片，名片也摆脱了用笔书写的旧形式，而采用印刷方法。
既然名片有这么悠久的历史，自然也少不了奇闻轶事。明代的冯梦龙写南宋英雄岳飞被卖国贼秦桧谋害的历史传奇剧《精忠旗》第六折“奸党商和”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奸党何铸、罗汝楫、万俟卨要一起上门拜谒秦桧，共商与金兵议和之事。他们所投的名帖上一个写“晚生何铸”、一个写着“门下晚学生罗汝楫”，一个写着“门下沐恩走犬万俟卨”，结果何铸自叹弗如道：“约定一样写官衔晚生，为何又加‘门下晚学生’、‘沐恩走犬’字样？这样我又不济了！”寥寥数语，便活画出几个趋炎附势小人的嘴脸，真可谓是活灵活现。
清末小说巨子吴趼人创作的《俏皮话》也有一则关于名片的趣闻，是这么写的：外国人的名片只有一两寸大，中国人的名帖则大至五六寸。而官场中与外国人交涉往来的名片则又更大，字写得大如拳头，不知有什么含义。上海名歌伎使用的名片也时兴大字，几乎将名片占满。有位廿洋人有一次到某歌伎处小坐，谈笑之间看到了歌伎的名片，不仅惊异地问道：“你们的名片为何也是大字？”歌伎回答说：“这样可以用来请客当请帖。”西洋人叹道：“原来你们接待客人，也如同官场接待我们一样。”
大家没想到一张小小的名片可以折射出美丑吧，我无意抬高名片家族的身份，尽管人类无不为身份焦虑着，我今天主要是讲一讲我的主人朱大伟刚当上市长秘书时，第一次去名片社给自己印名片的故事，听起来也颇为耐人寻味。
东州市政府附近有一家颇受公务员欢迎的名片社，起了一个颇为响亮的名字，叫“名片大师”。朱大伟自从进市政府办公厅以来就渴望拥有一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