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我望着他说，“实在是非常感谢。”
“我愿意帮助你，鲁迪。相信我，再没有比揪住保险公司更让人高兴的事了。”
“我一定尽力而为。谢谢。”
铃声响起，他忙着接电话。我捧着沉重的纸箱，悄悄离开了他的办公室。
包娣小姐和我做成了一笔奇特的交易。她不那么擅长谈判，而且显然也不少那几块钱。我把房租砍到每月150美元，公用设备费用包括在内。她还投入足够的家具塞满了4个房问。
除了交纳房租，我还得保证帮她干点家务杂活。主要是草坪和花园里的活。我负责用割草机割草，这样她每周可节省30美元。我还将修剪树篱，清扫院子里的落叶，如此等等。有关拔草的事，谈得比较含糊，还有待于进一步明确，不过我对此并不怎么计较。
对我来说，这笔交易很是合算，我为自己商人一般精明的谈判技巧感到自豪。这套房间起码值每月350美元，所以我节约了200块现钞。我估计，一周只要打5小时工，每月20小时，就可以对付过去，在目前情况下，这实在是一笔不坏的交易。在图书馆里苦读了3年之后，我需要新鲜空气和运动。谁也不会知道我在当园丁。而且，这还会使我接近包娣小姐，我的委托人。
这是个口头协议，每月都要续订，所以如果将来不合意，那我就拔腿开路。
不太久以前，我曾看过几处漂亮的公寓。那些地方对崭露头角的律师倒很合适，面积不到1000平方英尺，有两个卧室，房租每月700美元。当时我是非常乐意租下的，可如今许多事情都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我将在这选中的套房中过着一种斯巴达式的清苦生活。这套房间当年由包娣小姐亲手设计，以后又被她搁置不用长达10年之久。但里面的设施尚能差强人意，橘黄色的粗地毯，淡绿色的四壁，一个卧室，一个功能齐全的小厨房，还有一个与厨房分开的小餐厅。每个房间的天花板都呈拱形，给我这小小的阁楼增添了一种恐惧幽闭症的气氛。
我对这一切十分满意。只要包娣小姐不来找麻烦，一切都会顺顺利利。她要我保证不在这里举行疯狂的派对，不放震耳欲聋的音乐，不容留风骚女人，不狂饮不吸毒，不养狗养猫。她亲自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亲自擦洗地板和墙壁，并且搬走了她能搬动的一切乱七八糟的东西。在我拎着少得可怜的家当踏上楼梯时，她黏在我的身边紧得不能再紧。我确信，她为我感到可怜。
我刚把最后一个纸箱拖上楼，还没有来得及把任何一件行李打开，她就坚持要我到院子里去喝咖啡。
我们在院子里坐了大约10分钟，我身上的汗水刚刚停止往外流，她突然宣布说，咱们该把花坛收拾收拾了。拔草拔得我腰酸背痛，她倒也干得很欢。可是过了不到几分钟，她就住了手，往我背后一站，开始指手画脚发号施令。
我只有撤退到尤吉酒家这一安全地带，才能逃避园子里的苦差。我今晚在酒吧当班，一直要干到酒店打烊，凌晨1点以后。
酒家挤满了顾客。令我很不痛快的是，在前面一个角落里，两张长桌边聚着我们一批同窗。法学院的一个学生组织，正在这里举行最后一次聚会。这个组织名叫“专门律师团”，鄙人没有参加的荣幸，其成员都是那些在《法律评论》社耍笔杆子、自命不凡的重要人物。他们用拉丁语和其他谁也听不懂的愚蠢语言，唱着含糊不清的会歌，装出一副神秘兮兮、拒人千里之外的架势。他们几乎全都会加盟大的法律事务所，或者到联邦法院担任文书工作。有两个已经接到了纽约大学税务学院的聘书。这是一个傲慢浮夸的小集团。
我为他们上了一罐又一罐啤酒，他们很快就喝得醉醺醺的了。嗓门最高的那个小松鼠，名叫雅各·斯特普尔斯，是一位前程似锦的青年律师。3年前进法学院时，他已经精通各种各样的卑鄙伎俩了。他耍的骗人把戏，比这所法学院整个历史上任何人都要多。他考试作弊，藏过研究资料，偷过其他学生写的摘要，而且经常对教授撒谎，为自己迟交作业辩解。可是不久之后他就要挣到100万美元。我怀疑从《每日报导》上剪下关于我的那段趣闻，并且在法学院里到处张贴的就是这个家伙。这太符合他的性格了。
我虽然对他们视若无睹，但偶尔仍会碰上他们投过来的目光。“破产”这个词也听到了好几次。
但我依然不为所动，继续忙忙碌碌，不时地端起咖啡杯呷上一口啤酒。普林斯在对面角落里看着电视，并且警惕地留意着“专门律师团”。今晚他看的是在佛罗里达举行的赛狗，每一场他都要与人打赌。和他一边对饮一边打赌的是他的律师布鲁索·斯通。斯通肩宽体胖硕大无比，体重至少有350磅。花白的头发既长又密，一大把山羊胡像袋子一样挂在下巴下面。他们活像坐在岩石上嚼着花生的两头公熊。
布鲁索·斯通是一位职业道德很令人怀疑的律师。他和普林斯来往已久，都是在南孟菲斯长大，在高中就是很铁的朋友，在一起干过许多见不得人的交易。他们背着别人计算手中的现金。他们贿赂政客和警察。普林斯在前台出头露面，布鲁索在幕后策划。一当普林斯被人逮住，布鲁索便在报纸头版上大叫大嚷，对不公正现象表示抗议。布鲁索在法庭上的战果十分辉煌，主要是因为他给陪审员们进贡大把大把的现金，而且这一点已是人所共知。所以普林斯对有罪裁决毫不畏惧。
布鲁索事务所里有四五名律师。我无法想象要绝望到何等地步，我才会开口请他给我一份工作。假如告诉别人我在布鲁索·斯通手下干活，我想象不出天底下还有什么比这更糟。
普林斯会替我做好安排的。他喜欢帮忙，喜欢炫耀自己具有多么大的影响。
我简直无法相信我居然在考虑投到布鲁索的门下。
……
10
在我们这4位的压力下，斯穆特终于慈悲为怀，答应我们可以各自分头去柏树花园，而不必集体前往，也无需忍受那顿午餐的折磨。一天，布克和我在《美丽的亚美利加》的歌声中溜了进去，坐在后面。包娣小姐在精力充沛地给大伙儿讲维他命和适当锻炼的事。最后她看见了我们，并且坚持要我们走上讲台向听众们做一正式介绍。
节目结束以后，布克溜到远远的角落里去会见他的委托人，提出他不希望别人听到的建议。由于我已经和多特见过面，和包娣小姐就她的遗嘱争论过几小时，我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事可做。我上次在此接待的第三位委托人迪温·迪维斯先生此刻正躺在医院里，我已把我那完全没用的建议写成摘要邮寄给了他，以便在他个人针对退伍军人部的小小战争中助他一臂之力。
包娣小姐的遗嘱尚未完成，没有签字。她的神经近来过于敏感。我拿不准她是否想改变遗嘱。但她说她好久都没有听到可敬的肯尼思·钱德勒牧师的消息，所以她可能不把财产留给他了。她的这种想法，我当然是全力予以鼓励。
我们谈她的钱也谈过几次。她喜欢等到我浑身上下沾满了泥巴，汗水从黏着泥炭的鼻子上一串一串往下滴的当儿，才突然提出一个古里古怪的问题：“假如我什么都不留给德尔伯特，他的老婆会不会起诉争夺我的财产？”或者：“我为什么不能现在就把钱给掉？”
听了这样的问题，我会放下手中活计，钻出花丛，抹一抹脸，竭力想做出聪明的回答。可是到了这时，她往往已经改变了谈话的题目，想要知道那边的杜鹃花怎么老是不长了。
在后院喝咖啡的时候，有几次我也曾提出这个题目，可她马上就会全身紧张，急躁不安。她对律师持有一种严重的怀疑态度。
不过我还是设法弄清了几个事实。实际上，她是在第二次结婚时嫁给了一位名叫安东尼·默丁的先生。此人4年前在亚特兰大去世，他们的婚姻持续了将近5年。很明显，默丁先生归天的时候留下了一笔可观的财产；但同样明显的是，对这笔财产的归宿，存在着严重的争议，因为佐治亚州德卡伯县法院下令把有关的档案加以封存。这就是我了解到的情况。我准备与和他的财产有关的律师谈谈。
包娣小姐想和我交谈。这可以使她在众人面前突出自己的重要性。我们坐在钢琴附近，远离人群。我们挤在一起。两个人的头相距不过几英寸。别人还会以为我们已经一个月没见面了呢。
“我需要知道你的遗嘱该怎么办，包娣小姐，”我说。“而且我需要先对钱的事有所了解，才能把遗嘱写好。”
她的眼睛飞快地向四周扫了扫，好像人人都在偷听我们谈话。事实上，即使我们大声吼叫，这些可怜人中有一大半也不会听见。她身体向下一缩，手捂住嘴说：“我一个子儿也没有投在房地产上，而是投在其他方面，如金融市场啦，互助基金啦，城市股票啦。”
听她如数家珍似的念叨着这些投资的类型，我感到十分惊讶。她的钱一定真的是投在这些地方。
“谁负责管理？”我问。这个问题其实并无必要。谁在管理她的钱，无论是对遗嘱还是对她的资产，都没有什么关系。我这样问只是出于好奇罢了。
“亚特兰大的一家事务所。”
“法律事务所？”我提心吊胆地问。
“哦，不是。我不会把钱交给律师去管的。是一家信托公司。我把钱给他们托管。我死以前收益归我，然后我就把它遗赠给别人。法官当时就是这么判的。”
“那么收益有多少呢？”我已经完全不能自控了。
“嗯，这可不关你的事呀，对吗，鲁迪？”
对，是不关我的事。我已经受到她轻微的责备，可是遵循律师界最优秀的传统，我还要设法把自己的过错掩盖起来。“嗯，这可能会很重要呢，包娣小姐。譬如，对于交税。”
“我要你替我交税吗？交税我有专门的会计师嘛。我只是叫你替我把遗嘱重新写一下嘛。天哪，你肯定是没有弄明白。”
博斯科走到了我们这张桌子的另一头，咧开嘴巴望着我们微笑。嘴里的牙齿多半已经掉落。她客客气气地叫他去玩一会巴棋游戏。对这些老人她特别和蔼温存。
“你的遗嘱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我板着脸说。“不过，你得拿定主意。”
她坐得笔挺，夸张地深深呼吸，紧紧地咬着口中的假牙。“我想一想再说吧。”
“行。但是请你记住，现在的这份遗嘱里，有许多你不喜欢的东西。万一你突然出了什么事，那就——”
“我知道，我知道，”她乱舞着双手，打断我说。“你别教训我。过去20年，我已写过20份遗嘱啦。我什么都懂。”
博斯科在厨房边大声哭泣，她快步跑过去安慰他。这时布克恰巧结束了咨询。他的最后一个委托人，就是上次在这儿时跟他磨了半天的那个老头。对布克提供的帮他摆脱困境的建议，老头显然不是那么高兴；我听见布克在尽力摆脱他时说的一句话：“哎，我又不收你的费，你还要怎么样呢？”
我们向包娣小姐致谢后，便迅速离开了柏树花园。《老年人法律问题》现在已成为历史。再过几天，课程就将全部结束。
恨法学院恨了3年之后，我们突然面临解放。我曾听一位律师说过，要把在法学院经受的痛苦和辛酸慢慢遗忘，得化几年时间；但是就像生活中的许多事情一样，此后给你留下的将只有美好的记忆。然而当他追忆起法学院中那些光辉的日子时，他似乎充满了忧伤。
我无法想象，将来某个时刻我在回顾过去这3年法学院生活时，会宣称这种生活毕竟是令人愉快的。但将来某一天，我也许会把一些欢快的记忆片断拼拢起来。因为和朋友们在一起，和布克欢聚，在尤吉酒家当差，以及一些其他我目前想不起来的人和事，的确曾带给我愉悦。而且我毫不怀疑，一想到柏树花园这些亲爱的老人以及他们对我们的信任，布克和我将来定会捧腹大笑。
将来有一天，这可能会很有趣的。
我提出请他在尤古酒家喝杯啤酒。时间已是2点，天又下雨，是凑在桌边吹它一个下午的大好时机。这也许是我们相聚的最后一次机会了。
布克很有同感，但他必须在一小时内去办公室上班。马尔文·香克尔要他写一份辩护状，下周一提交法庭。整个周末，他都将把自己埋在图书馆。
香克尔每周工作7天。在孟菲斯，在民权诉讼领域，他的事务所成绩遥遥领先，现在正在获得丰富的回报。事务所有22位律师，全是黑人，一半是女性，全都按照马尔文·香克尔苛刻的工作日程办事。秘书们的工作3班倒，所以每天可以利用的时间至少有3个24小时。布克把香克尔看成自己崇拜的偶像，所以我料定，过不了几个星期，他也要在星期天工作了。
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抢劫银行的强盗，开着车在郊区转悠，对一家家分行进行侦察，以便决定哪一处最便于下手。在一座用玻璃和石头砌成的现代化四层大楼里，我找到了想找的那家事务所。它位于东孟菲斯，门前有一条狭窄而又繁忙的马路，向西通往市中心和密西西比河。这就是当年市区的白人向郊区迁移时聚居的地方。
这家事务所有4位律师，都是三十五六岁，也都是孟菲斯州大的校友。我听说他们在法学院读书时就是朋友，毕业后分别到市内几家大事务所工作，对那些地方的压力渐渐产生不满，于是又重新聚集一起，从事比大事务所要轻松一点的业务。我看过他们在电话簿黄页上登的广告，广告占了整整一页，据说广告费每月高达4000美元。他们什么业务都接，从离婚到房地产到划区纠纷，但是他们在广告上用黑体字标出的特长，当然是人身伤害这一项。
不管一位律师从事什么方面的业务，他或她多半都要吹嘘自己是人身伤害这一领域的行家里手。这是因为绝大多数律师永远也不会拥有可以按小时收费的客户，他们捞大钱的唯一希望，就是做那些受了伤或者送了命的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