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我们一一作了介绍。我迅速站了起来，咧了咧嘴，随后就坐下，再次板起脸，故作深沉地皱着双眉。斯穆特滔滔不绝地谈着医疗保健，预算的削减，遗嘱，销售税的豁免，受虐待的老头老太，以及共同保险费用的支付等等。一个个话题，就像飞舞的苍蝇一样，接二连三地从他嘴里抖落出来。他像在课堂上一样漫无边际地唠唠叨叨，讲述着社会保障体系的漏洞，议而未决的法案，私人疗养院的规章制度，地产的规划，神奇的药物。连我自己听着听着也打起呵欠，昏昏欲睡。而博斯科更是每隔10秒钟，就看一次表。
斯穆特的讲话终于临近尾声了。他再次向包娣小姐和她那一帮人表示感谢，并且保证今后每年都要光顾一次，然后在桌边坐下。包娣小姐不多不少拍了两个巴掌，便立即打住。其他的人无一动作，倒是有一半人在打呼噜。
包娣小姐手指着我们，对她的部下们说：“他们都在这儿。他们都很能干，而且全都免费。”
迟钝的人群慢慢地朝我们走来。走在最前面的是博斯科，他显然对黄果冻事件余恨未消，因而眼睛虽然瞪着我，人却走到桌子的另一边，坐在值得尊敬的N．伊丽莎白·埃里克森面前。感觉早就告诉我，他找谁都成，却决不会向我谋求法律咨询。一个年迈的黑人男子看中了布克，他们俩隔着桌子在交头接耳。我尽量不去听他们的谈话。他们谈的事与此人的一位前妻和多年前的一次离婚有关，那次离婚可能已经、或许还没有正式了结。布克像一位真正的律师一样记着笔记，全神贯注地听着，就好像真的知道该如何办案似的。
不过，布克至少已经有了一个委托人了。而我却整整5分钟独个儿痴呆呆地坐在一边，望着3位同窗轻声细语，涂涂写写，对于展开在面前的问题，一会儿满怀同情地凝神倾听，一会儿摇着头。
我的孤独状态并没有被人忽视。包娣·伯德桑小姐终究还是把手伸到钱包里，取出一个信封，昂首阔步地走到我的桌边。“你是我真正需要的人。”她轻声说，把座椅拉到桌子角落上。她的身体向前倾，我的身子向左歪，两个人的头相距仅几英寸。就是在这样的时刻，我开始了以法律顾问身份进行的生平第一次咨询谈话。布克朝我瞟了瞟，脸上挂着调皮的微笑。
我生平第一次咨询谈话。去年夏天，我在市内一家法律事务所当书记员。那儿有12名律师，工作都是严格地按小时计费，而不因发生意外情况额外收取费用。我学会了开账单的技巧，其首要规律是，律师把睡觉以外的时间，主要化在与人会谈上。与委托人会谈；在电话上会谈；与对方律师、法官、合伙人、保险公司理赔员、书记员或律师帮办会谈；在吃午饭时会谈；在法庭上会谈；电话会议会谈；结案会谈；审前会谈；审后会谈。只要你说得出一次活动的名称，律师就可以编织一个借口组织一次以它为中心的会谈。
包娣小姐用目光向四周扫射了一番。这是给我的信号，要我把脑袋和声音都同时低下来，不管她想跟我谈些什么，反正都是极其重要的。这对我当然也十分合适，我可不想让谁听到对她即将提出的问题，我肯定会提供的蹩脚而又幼稚的建议。
“你看看这个，”她说。我接过信封，把它拆开。感谢上帝。是份遗嘱！科莲·贾尼斯·巴罗·伯德桑遗嘱。斯穆特曾经对我们说过，这些委托人中有一半以上会请我们推敲，甚至修改他们的遗嘱。对我们来说，这挺不赖，因为去年我上过《遗嘱与遗产》这门必修课，要在遗嘱里挑点儿毛病，我们颇感胜任。遗嘱其实相当简单，即使初出茅庐的律师也能写得完美无缺。
这是一份打字机打的正式遗嘱。在浏览过程中，我从前两段得知包娣小姐是一位寡妇，有两个儿子和一大批孙儿孙女。第三段仿佛给了我一闷棍。我一边看，一边斜着眼睛望她，接着又重看了一遍。她得意洋洋地微笑着。这一段文字指令遗嘱执行人给她的两个儿子每人200万美元，孙儿孙女每人100万美元，由执行人代管。我慢慢地计算了一下，她有8个孙儿孙女，这就是说她至少有1200万美元。
“继续看下去，”她低声说，仿佛真的能听见计算器正在我头脑中嘀嘀嗒嗒计算似的。布克的委托人，那位黑人老头，此刻正在一边哭泣，一边诉说着许多年以前那一段不幸的罗曼司，诉说着孩子们如何将他遗弃不顾。我虽然竭力不去听他，但他的话却依然钻进耳鼓。布克怒气冲冲地记录着，尽量不去注意老人的泪水。在桌子的另一端，博斯科在哈哈大笑。
遗嘱的第三段将300万美元赠给一个教堂，200万美元捐给一所学院。接着还有一串慈善捐赠名单，第一个对象是糖尿病协会，最后一个是孟菲斯动物园，在每一个名字的旁边都注明了捐赠的数额，最少的是5万美元。我皱着眉头，在心中做了一次速算，得出的结果是：包娣小姐遗财净值至少是2000万美元。
突然，这份遗嘱暴露出了许多问题。首先，而且也是最重要的，它根本没有应该有的那么厚。包娣小姐十分富有，而富人是不兴留下薄薄的、简单的遗嘱的。他们爱用厚厚的、写得密密麻麻的遗嘱，托管机构、代管人、隔代转让等等事项说得明明白白，由大事务所收费高昂的税务律师专门设计和执行的诸多精细条款，也交代得清清楚楚。
“遗嘱是谁拟的？”我问。信封是空白的，没有迹象说明是谁起草这份遗嘱的。
“我以前的律师，已经过世了。”
他草拟这份遗嘱时犯了玩忽职守罪。死了倒是件好事。
如此看来，这位牙齿灰黄、讲话像唱歌一样美妙动听的漂亮的小老太，真的值2000万美元啰。而且她目前又显然没有自己的律师。我瞟了她一下，眼光又回到遗嘱上。她的穿着不像个富婆，没戴钻石或金饰，在头发上也不愿他费时间或金钱。她身上的套裙是普通的滴干棉料，紫红色的上衣已经破旧，当初可能购自西尔斯百货店。我见过一些家产万贯的老太太，她们一般都不难辨认。
这份遗嘱拟就约有两年了。“你的律师什么时候去世的？”我问，声音从没有像现在这样甜蜜。我们两个的头仍旧低低地凑在一起，两个鼻子相距只有几英寸。
“去年。癌症。”
“那你现在有没有律师呢？”
“我要是有，现在还会跟你谈话吗，鲁迪？遗嘱没有什么复杂的，所以我想你能对付。”
贪心这玩意儿十分滑稽。我将从7月1日开始，在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事务所工作。这一家榨取员工血汗的小小事务所，内部气氛十分沉闷。15位律师除了代表保险公司诉讼，别的基本不干。我本来并不想要那份工作，可是恰恰在其他事务所都无空缺的当儿，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事务所表示愿意聘用我，我也只好将就。我想在里面消磨几年，熟悉这一行当，然后再图高就。
假如在我第一天踏进这家事务所的当儿，就给他们带去一位少说也值2000万美元的委托人，那些家伙将会有何等深刻的印象啊！我将立刻成为呼风唤雨的人，一位能点石成金、前程似锦的新星。我甚至还可以要求拥有一间大办公室哩。
“我当然能对付，”我淡然地说。“只不过，你知道，这牵涉到一笔钱，而我——”
“嘘——”她将上身与我靠得更近，狠狠地嘘着。“别提钱的事儿。”她用目光向四周迅速地扫了一遍，仿佛小偷们正潜伏在她身后窃听。“我绝对拒绝谈论它。”她斩钉截铁地说。
“行。我无所谓。不过，我想你也许应该考虑一下，是否和一位税务律师谈谈。”
“我以前的律师也是这么说，可我不想这么干。就我而言，律师就是律师，而遗嘱就是遗嘱。”
“对。但是你交税可以少交一大笔钱，如果你把遗产通盘计划一下。”
她摇摇头，就好像我完全是个白痴。“我一个子儿也省不下。”
“嗯，请原谅，不过我觉得你或许能省下。”
她把布满棕色老斑的手放在我的手腕上，低声说：“鲁迪，你听我解释。纳税与我毫无关系。因为你知道，那时候我已经一命呜呼了。不是吗？”
“嗯，我想，是的。可是你的继承人会怎么样呢？”
“这就是我来找你的原因。我那些不孝子孙可让我气坏了。我要把他们的名字从我的遗嘱里抹掉。两个儿子，几个孙子孙女，一起抹掉，抹掉，抹掉。他们啥也得不到，你懂吗？零！一分钱也得不到，一件家具也得不到。啥也得不到。”
她的眼光突然变得冷冰冰的，嘴边一圈圈的皱纹紧紧地锁在一起。她使劲地捏着我的手腕，自己却浑然不觉。此刻的包娣小姐，不仅怒气冲冲，而且伤心万分。
在桌子的另一端，博斯科和N．伊丽莎白·埃里克森正在激烈地争论。他大声抱怨，笼而统之地批评医疗补助和医疗保健制度以及共和党人，她则指着一纸文件，试图向他解释某些医疗账单不能报销的原因。斯穆特从座位上慢慢站了起来，走到他们身边，看看能否帮上点儿忙。
布克的委托人正在尽力克制自己的感情，但一行行泪水依然沿着面颊往下流淌，而布克却变得越来越无动于衷。他向那位老年绅士保证，他布克·凯恩一定会干预那件事，把事情办妥。有人打开了空调，嗡嗡的机声在一定程度上淹没了喋喋不休的谈话声。桌上的杯盘已经收走，各种各样的游戏正在进行。有人在下中国跳棋，有人在走国际象棋，还有人在密尔顿·布雷得利棋盘中掷着骰子。他们大多数人来此是为了一顿午饭，与别人交往，而不是为了寻求法律咨询，这实在是值得我们庆幸的事。
“你为何想把他们的名字从遗嘱中抹去呢？”我问道。
她松开我的手腕，擦了擦眼睛。“嗯，这是个人隐私，我实在不想谈。”
“言之有理。那么，谁来继承这笔钱呢？”我问。意识到我将被授权起草这份遗嘱，能够像玩魔术似地把一些普普通通的凡人，顷刻间变成百万富翁，我突然有一种飘飘欲仙之感。我微笑地望着她。我的微笑如此热情，而又如此虚假，但愿她不会因此而生气。
“我拿不准，”她愁眉苦脸地说。她的目光四处搜索着，仿佛在寻找一个目标。“我硬是拿不准该把钱给谁。”
那好哇，给我100万怎么样？税务局随时都会为我欠下的400美元税款向法院起诉。我们的谈判已经破裂，他们的律师已经找过我。我已两个月未交房租，房东正威胁要把我扫地出门。而我此刻却坐在这里，与生平见过的最富有的人瞎聊！而且此人可能活不了多久，正在颇为愉快地在心头盘算该让谁得多少遗产。
她给了我一张纸，上面有4个人名，用印刷体整整齐齐地写成窄窄的一栏。“他们是我想保护的孙儿孙女，是仍旧爱我的那几个，”她双手窝成杯状放在嘴边，对着我的耳朵悄声说。“每人给100万。”
我用抖动的手在拍纸簿上歪歪扭扭地记下。哇！就这么大笔一挥，我已经制造出4个百万富翁啦。“其他的人怎么说呢？”我低声问道。
她的身子向后一仰，坐得笔直，说道：“一个子儿也不给。他们不给我打电话，从来没有给我送过礼物，寄过贺卡。把他们抹掉。”
我若是有一位祖母，身价值2000万美元，我会每周送她一次鲜花，隔一天寄一张贺卡，下雨天送她巧克力，晴天送香槟。我会每天早晨给她打一个电话，她上床以前再打两次。每个星期天我都会陪她去教堂，在整个弥撒过程中握着她的手和她坐在一起，接着陪她去吃早午餐，然后再陪她去看拍卖或者看戏或者看表演。哪怕奶奶想去地狱，我也会照陪不误。我一定会照顾好我的老祖母的。
而且我想，对包娣小姐，我也愿意照此办理。
“行，”我严肃地说，仿佛这样的事我已办过许多次。“那么，两个儿子你也一个子儿不给？”
“我就是这么说的嘛。绝对不给。”
“他们，恕我冒昧，到底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
她沉重地叹了一口气，仿佛这个问题让她十分伤心，两只眼球在眼眶里转了转，她似乎很不愿意回答。但过了一会，她突然两肘向桌上一搁，俯过身子，对我低声诉说起来。“哼，”她说，“老大叫朗道夫，人都快60岁了，不久前又第三次结婚。娶的那个小婊子，总是不停地吵着要钱。无论我给他留多少，她总会化得精光。我宁愿把钱留给你鲁迪，也不给我的亲儿子。要么就给斯穆特教授，或者别的什么人，但决不给他朗道夫。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我的第一个委托人为我带来的滚滚财源，近在咫尺，唾手可得啦。去他妈的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事务所，去他妈的等着我的那些会谈吧！
“你不可把钱留给我的，包娣小姐，”我说着，向她献上最甜蜜的微笑。我的眼睛，可能还有我的双唇、我的嘴巴，甚至我的鼻子，都在无声地恳求她说一声“可能的”！妈的！钱是老娘的，老娘想给谁就给谁。老娘要是想给你鲁迪，那么，这笔钱就他妈的是你的啦！
但她没有这样说。“剩下的钱全给肯尼思·钱德勒牧师。你认识他不？他是达拉斯人，如今整天上电视。他用我们的捐赠，在世界上到处做好事。修建房屋啦，喂养婴儿啦，传教布道啦。我要让他得到这笔钱。”
“一个在电视上布道的牧师？”
“哦，他可不光是在电视上布布道。他还是一位导师、政治家和顾问，常常和州里的头儿脑儿一起吃饭哩。而且，你恐怕不知道，他还活跃得像个毛头小伙子。一头浓密的花白鬈发，那是少年白，他可不想把它染黑。你知道吧。”
“那当然。不过——”
“前儿晚上他还给我打过电话呢，这你信不信？他在电视上讲话的声音像丝绸一样柔和，可在电话里呀，那更是简直可以勾魂摄魄呀。懂我的意思吗？”
“是的，我想我懂。他干吗给你打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