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话穿过沉寂的人群，人群中立刻响起了那个姑娘的亲人们的喘息和呻吟的声音。他们紧紧抱成一团，身子在不由自主地往下沉。朋友们在他们身边跪下，伸出双手把他们拥住。接着，响起一个女人撕心裂肺的哭声。
旁边的人都转身望着他们，同时也不约而同地发出一声轻松的叹息。他们也不可避免地会听到自己的坏消息，但现在坏消息至少已经推迟。他们仍旧有一线希望。我以后将会听到，有23个孩子由于被吸入了气穴，而幸免于难。
那位警官又转身回到浮码头上，在那里，人们正从水中捞出另一具尸体。
不久以后，又慢慢开始了另一件例行公事。这一次不像前一次那样悲悲戚戚，但却令人无比恶心。几个脸色严峻的男人，不声不响地、有的甚至偷偷摸摸地溜到正悲痛欲绝的这家人身边。他们双手捧着小小的白色名片，企图送给死者的亲属和朋友。他们在黑暗中一边一英寸一英寸地向前移动，一边怒视着身旁的同行。为了把这个案子抓到手，他们相互动枪动刀也在所不惜。他们只想得到那个三分之一。
在我弄明白面前正在发生的事以前，戴克早就虎视眈眈地注视着这一切。他用头指指靠近那家人的一个地方向我示意，但我决不愿移动半步。他侧着身子不声不响地钻进人丛，迅速消失在黑暗之中，去开采他的金矿。
我转身背对着河；不久，我已在孟菲斯中心区的大街上奔跑。
……
22
律师资格考试委员会用挂号邮件把考试结果通知参加考试的人。在法学院，常常可以听人谈到，有些新手不分朝夕地等候，待到看到结果，却瘫倒在邮箱边。也有人会发了疯似的满街奔跑，一边像个白痴似的挥舞着带来好消息的那封信。这样的故事多的是，当时听了觉得好笑，现在我却不觉得有什么幽默可言。
30天已经过去了，我日盼夜盼的那封信依然无踪无影。我用的是家庭地址，因为我决不想让布鲁索事务所的任何人有拆阅它的可能。
第31天是个星期六。这一天我可以一直睡到9点钟，我的工头才会用一把粉刷来敲我的门。我房间下面的汽车房突然要粉刷，尽管我看挺好，她还是做出了这一决定。她花言巧语诱我下床，说什么她已为我煎好了咸肉鸡蛋，很快就会冷掉，所以快起来吧，亲爱的鲁迪！
工作进行得顺顺当当。粉刷这玩意儿立竿见影，其结果令人颇为开心，因为我能看到进展。高空的云层挡住了阳光，我干得从容不迫，不快也不算太慢。
下午6时，她宣布收工的时间已到，我已经干得够多，她有一条有关晚餐的绝妙消息——她要为我们俩做一个蔬菜比萨饼！
昨天晚上我在尤吉酒家打工，一直干到今天凌晨1点，现在自然不想再去，因而在这个周六之夜，我无所事事。更糟的是，我也不想做什么事。和一位80岁的老太太共享一个蔬菜比萨，这居然会有吸引力，实在令人悲哀。
我冲了个澡，穿上卡其裤和运动鞋。我走进屋子时，闻到一股从厨房里散发出来的古怪气味。包娣小姐正马不停蹄地在厨房里忙得团团转呢。她以前从来没有做过比萨饼，她对我说，仿佛我听了这句话，应该格外高兴似的。
比萨饼味道还不错。绿皮西葫芦和黄辣椒尽管有点容易碎，但她用羊奶酪和蘑菇把它们牢牢地嵌在比萨饼上，而且我已是饥肠辘辘了。我们边吃边看了一部卡利·格兰特和奥黛莉·赫本演对手戏的电影。大半时间她都在哭泣。
第二部片子是《波各特与巴卡尔》，这时我的肌肉开始酸疼。我很困。可坐在沙发边上的包娣小姐，却凝神静气，不漏过这部她已看了50年的电影的任何一句台词。
突然，她跳了起来。“我忘了一件事啦！”她边叫边向厨房跑去。接着我就听见她翻动纸张的声音。她手上拿了一张纸，跑了回来，像演戏似的站在我面前，宣布道：“鲁迪！你通过资格考试啦！”
她手里举着一张薄薄的白纸，我扑过去一把夺了过来。这是田纳西律师资格考试委员会的来信，收信人当然是鄙人，在这张纸的中央用粗体打着几个庄严雄伟的大字：“祝贺你。你已通过资格考试。”
我飞快转过身来望着包娣小姐。在这刹那之间，我真想为她如此粗暴地侵犯了我的隐私而刷她一个嘴巴。她早就应该告诉我，而且她无任何权利拆开这封信。可是，她的每一颗又灰又黄的牙齿都已露了出来，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双手捧着脸。她几乎是和我一样激动一样高兴啊！我的愤怒立刻变成了洋洋得意。
“什么时候收到的？”我问。
“今天，你刷墙的时候。邮差敲了我的门，要找你，我说你正忙着呢，我就替你签了字。”
签字是一回事。拆信是另一回事。
“你不该拆嘛，”我说，但已经不生气。在这样的时刻，是无法生气的。
“我很抱歉。我还以为你希望我拆呢。这不是令人非常激动吗？”
的确是。我轻飘飘地走进厨房，咧着嘴巴像个疯疯傻傻的白痴，深深地呼吸着无忧无虑的空气。一切都妙极了。这个世界多么美好！
“咱们来庆祝庆祝。”她调皮地微笑着说。
“什么都行，”我说。我想跑到后院，对着星星大叫大喊。
她把手伸进一只柜子，摸索了一会，露出了微笑，慢慢地取出一只式样古怪的瓶子。“这是我为特别的场合专门留着的。”
“什么酒？”我接过瓶子问。在尤吉酒家，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酒。
“甜瓜白兰地。劲儿大着呢。”她咯咯一笑。在现在这样的时刻，我什么酒都愿意喝。她找了两只式样差不多的咖啡杯——这座房子里从来不喝酒——倒了半杯酒。酒很粘也很甜。它的味道使我想起了牙科医生的诊所。
我们为我交上了好运祝酒，碰了碰田纳西银行咖啡杯，每人都抿了一小口。这种甜瓜白兰地喝在嘴里味道就像儿童咳嗽糖浆，可是一到喉咙口，火辣辣的却像货真价实的伏特加。她咂了咂嘴。“我们还是坐下吧。”她建议道。
才喝了几口，包娣小姐已经在沙发上打起了呼噜。我减轻了电影的声音，又给自己倒了一杯。这是一种烈性酒，但在最初火辣辣的感觉过去之后，喝在嘴里感觉倒还可以。我在后院里坐在月光下一口一口慢慢地饮着。我满面笑容，仰视夜空，感谢上苍给我带来这一美好的消息。
一直到太阳升起很久之后，这种甜瓜白兰地的后劲才在我身上完全消失。我洗了淋浴，走出房间，轻轻溜进汽车，倒出车道，上了大街。
我把车开到一家雅皮士咖啡吧。这里供应混合饮料和硬面包圈。我买了一份厚厚的星期天专刊，坐在里面的一张桌子上开始浏览。有几条消息立刻引起了我的注意。
作为系列报导的第四篇，头版上几乎全是有关桨轮推进游船失事的文章。41位高中生遇难。律师们已开始起诉。
引起我注意的第二篇，是本市新闻栏连载的系列调查报告最新的一篇，讲的是警察的腐败情况，特别是脱衣舞行业与警方的密切关系。布鲁索作为当地脱衣舞行业台柱威利·麦克斯旺的律师，他的大名在文章中出现了好几次。布鲁索作为酒店老板及前联邦调耷局刑事被告本尼·托马斯——又名普林斯的律师，他的大名在文章中又出现了一次。布鲁索作为联邦调查局可能正在追踪的目标，他的大名在文章中再次出现。
我感到火车正迎面扑来。联邦大陪审团一个月来每天都在开会。报纸几乎每天都有连篇累牍的报导。戴克紧张不安的程度有增无减。
第三篇文章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在商业新闻栏最后一页上有一篇短小的新闻，标题是“161人通过资格考试”。这是由律师资格考试委员会发布的3句话新闻，接着就是用极小的印刷字体印出的、按字母顺序排列的我们这些通过者的名单。
我连忙把报纸捧到眼前，激动万分地找寻自己的大名。啊，在这儿！这是真的！办事员们没有弄错，我已经通过了资格考试！我把名单迅速扫了一遍，其中的许多人我已经认识3年了。
我搜寻布克·凯恩，但这儿却没有他的姓名。我又找了一遍、两遍、三遍，我的肩膀不由自主地耷拉下来。我把报纸放在桌上，高声朗读着一个又一个姓名。但是，仍然没有布克·凯恩。
昨天夜里，在包娣小姐恢复了记忆，把那封妙不可言的信交给我以后，我差点儿给他打电话，但我硬是憋住没有打。我既然已经通过了考试，我便决定等布克给我打来电话。我想，他要是几天都不来电话，那么他一定是失败了。
现在我真不知如何是好。我仿佛可以看见，他此刻正在帮着查莲给孩子们穿好衣服准备去教堂，尽力装出一副笑脸，设法让他们相信这只是一个暂时的挫折，下一次他一定会成功地通过考试。
但是我知道，他是心力交瘁了。他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正为这一失败而愤恨自己。他在为马尔文·香克尔会就此做出的反应而忧心忡忡，他害怕明天踏进事务所的大门。
布克是个有强烈自豪感的人，一直认为自己能够取得任何想要取得的成就。我很想驱车前去，分担他的悲伤，但这无济于事。
他明天一定会打电话来向我表示祝贺。他会装出一副落落大方的样子，向我表示下次会好好干的。
我又把名单读了一遍。我突然发现莎拉·普兰克莫尔不在其中。也没有莎拉·普兰克莫尔·威尔柯克斯。S．托德·威尔柯克斯先生虽然通过了考试，但他新婚的太太却遭到了失败。
我放声哈哈大笑。这样笑是卑鄙的，小家子气的，可鄙的，孩子气的，报复性的，甚至可憎的，可我就是忍不住不笑。她有意让自己怀上孕，以便把自己嫁出去，我可以肯定她承受了太大的压力。在过去3个月中，她不务正业，忙着筹办婚礼，为婴儿采购花花绿绿的东西。一定是放松了复习。
哈，哈，哈。毕竟是我笑到了最后。
撞伤丹·范·兰德尔的那个酒鬼，投保的责任保险金额上限为10万美元。戴克已经使酒鬼的承保人相信，范·兰德尔的索赔金额大于这一数目；由于他说得有理有据，承保单位也已经勉强同意可以稍有突破。布鲁索只是在最后一分钟出了面，说了几句要向法院起诉等等威胁性的话。80％的工作是由戴克一手完成的，我最多也不过干了15％。其余的5％我们尽管没有明言，但理所当然地划到布鲁索的功劳簿上。但根据布鲁索事务所分配酬金的规定，不管是戴克还是我，都别想得到一分一文。这是因为布鲁索对律师手续费的产出有明确的定义。范·兰德尔是他接来的案子，因为是他第一个听到这件事的。去医院找他签合同的虽然是我和戴克，但我们是布鲁索的雇员，这是我们的本分。假如是我们最先听说了这个案子，又是我们去签下了委托书，那我们才有资格在律师费中分得一份。
布鲁索把戴克和我叫进他的办公室，随手关上门。他祝贺我通过了资格考试，他本人当年也是一举过关。他的这几句话，我以为肯定会使戴克感到无地自容，可戴克却显得无动于衷，照样稳如泰山地坐在那儿舔着那几颗大板牙，脑袋像往常一样歪在一边。布鲁索讲了几句范·兰德尔一案了结的情况，今天上午他收到了那张10万美元的支票，范·兰德尔夫妇将于午后前来领取他们的那一份。他觉得我们，或许，应该从这笔买卖中略有所获。
戴克和我紧张不安地相互看了看。
布鲁索说，他今年的收入已经蛮不错啦，赚的钱比去年一年还要多，而他希望他的手下人全都能高高兴兴。再说，这件案子解决得又那么快，他本人在上面化的时间还不足6小时。
戴克和我都不清楚，这6个小时他到底干了些什么。
因此，出于他的一番美意，他想给我们一点儿酬劳。他的三分之一，共计33000美元，但他不想独吞，他要与我们共享。“我要把我得到的总数的三分之一分给你们二位，由你们两个平分。”
戴克和我默默地做了这道算术题。33000美元的三分之一是11000；11000的一半则是5500美元。
我尽量不动声色地说：“谢谢你，布鲁索。你真慷慨。”
“别客气啦，”他说，那神情仿佛他是天生的乐善好施。“就算是你考试过了关，我送你的一点小礼物吧。”
“谢谢。”
“对对，谢谢，”戴克说。我们都有受宠若惊之感，但同时心里也都在想着布鲁索化了6小时就捞到22000美元这件事。这差不多是每小时3500美元哪！
但我本来就没有想捞一个子儿，因而一时倒有了暴富之感。
“干得不错，伙计们。以后要想法子，多搞几个委托合同来。”
我们不约而同地点点头。我在计算刚得到的这笔财富，在心里筹划如何开销。毫无疑问，戴克也在做着同样的事。
“明儿的事准备好了吗？”布鲁索问我。明晨9时，我们要当着哈维·黑尔法官大人的面，与对方辩论他们要求撤消对大利公司起诉的申请。关于这一申请，布鲁索已和法官谈过一次，谈得很不愉快，所以我们并不急于要去参加这一听证会。
“准备好了，”我回答说，但心里却很不安。我准备了一份30页的反驳书，发出以后，德拉蒙德对反驳书提出了反驳。布鲁索给黑尔法官打电话表示反对，两人在电话上差点谈崩。
“我或许要让你去做部分答辩。你要准备充分点儿，”布鲁索说。我倒抽了一口冷气。心里的不安变成了恐惧。
“干活去吧，”他又加了一句。“要是对方提出一个不予受理的申请，就能把我们击败，那就太去人啦。”
“这件案子我也在帮一手呢。”戴克帮我一把地说。
“好。到时候咱们三个人一起上。对方出庭的人数肯定会有20多个。”
突然富裕往往会触发人的享受欲。戴克和我决定不像平时那样，中饭在特鲁蒂饭馆只吃一个三明治加一碗汤。我们去了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