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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独自一人，正像我希望的那样。一小时前，我给她丈夫的单位打电话找他，一等听到他的声音，又立即把电话挂断。她吃力地从汽车里钻出时，我勉强可以看到她的头顶。她拄着拐杖，一跳一跳地在一排排汽车中穿行，走向技术大楼。
我跳上自动扶梯，上了一层楼，走过横跨麦迪逊大道的密封玻璃走廊。我内心紧张，但步履安闲。
候诊室里坐满了人。她背靠墙坐着，翻着一本杂志，那只断裂的脚踝现在绑着可以走路的石膏绷带。她右边的椅子正好空着，她还没有来得及看清是谁，我已经一屁股坐下。
她的脸上先是一愣，但立刻露出了表示欢迎的笑容。她朝周围紧张地望了望。谁也不在注意我们。
“你只管看你的杂志，”我一边打开一本《全国地理月刊》，一边低声对她说。她把《时尚》几乎捧到与眼睛齐平，问道：“你来这儿干什么？”
“我的背有点麻烦。”
她不信地摇摇头，接着又是一阵左顾右盼。坐在她另一边的那位女士，倒是想转过头来把我们研究一番，可惜脖子上有个固定托架，她的颈子丝毫不能动弹。休息厅里我们没有一个熟人，又何必惴惴不安？“那么你的大夫是谁呀？”她问。
“克雷格代尔。”
“真有趣！”凯莉·赖考当初躺在医院里的时候，穿着一件朴素的医院睡袍，脸上还有一个青紫的肿块，脂粉末施，就已是那样漂亮，如今我更是无法把我的目光从她姣好的面庞上离开。她穿着一件全棉白色T恤衫，上过薄薄一层浆，钮扣一直扣到底，是大学女生喜欢向男朋友借来换换口味出出风头的那种款式。卡其短裤，裤头卷起。一头乌发，飘垂在肩头。
“他好不好？”
“不就是个大夫嘛。”
“你以前见过他？”
“别问了，鲁迪。我不想谈这种事。我想你应该走开。”她声音平静，但口气坚决。
“嗳，你知道，我的确想过该不该走开这件事。实际上，我想过很久很久，想你，也想自己应该怎么办。”有个人坐着轮椅从我们面前走过，我停了一下。
“结果是什么呢？”她问。
“结果是，我仍旧不知道。”
“我想你应该走开。”
“这不是你的真心话。”
“是我的真心话。”
“不，这不是。你要我呆在你身边，和你保持联系，常常给你打电话，等他下次再打断你的骨头，你就可以有个人真正关心你。这才是你要的东西。”
“再不会有下次了。”
“为什么？”
“因为他现在不同了。他在想法子戒酒。他还保证以后不再打我。”
“那你就相信他？”
“是的，我相信。”
“他以前也保证过的呀。”
“你干吗不走开？别嚷嚷，好吗？那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
“为什么？为什么会把事情弄得更糟？”
她犹豫了一下，把杂志放在膝头上，眼睛望着我说：“因为，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我对你的思念越来越少了。”
她一直在思念我，知道这一点，滋味真不坏。我伸进口袋掏出一张名片。名片上的地址是已经被美国政府的各种机构加了锁贴了封条的那个旧地址。我在名片背面写上我的电话号码交给了她。
“做个交易吧。我决不再给你打电话。如果你需要我，这是我家里的号码。要是他伤害你，我希望能知道。”
她接过名片。我匆匆在她脸上吻了一下，大步走出了候诊室。
在这座建筑的6楼，是一个规模很大的肿瘤部。瓦尔待·科德博士是唐尼·雷的主治医师。在目前，这意味着他给他吃些药片和其他药品，眼睁睁等着他的死亡来临。最初开出化疗处方的是科德。进行化验并确定隆尼·布莱克的骨髓完全可以用来为他的孪生兄弟进行骨髓移植的，也是科德。他在审讯时将是至关重要的证人，假如这件案子将来能够得到审理的话。
我给他的接待员留下了一封3页的信。我希望在他方便的时候和他谈一次话，而且这次谈话最好能够免费。医生们一般都很讨厌律师，哪怕是仅仅和我们闲聊一阵，也要按时间向我们索取高额的费用。但科德和我属于同一阵营；设法打开和他对话之门，对我不会有任何损失。
我怀着极度恐惧的心情，在孟菲斯这个犯罪率很高的地区，沿着这条街道慢慢地向前逛。我不看街上的车辆，不理迎面走来的行人，我只想尽力认出剥落褪色的门牌号码，但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这个社区似乎曾一度被人们废置，这当然合情合理；目前正处于重振雄风的过程之中。街上全是两三层楼的房屋，进深却有半个街区那么长，正面用砖和玻璃砌成。大多数房屋都是连成一片，少数房屋中间有小巷将彼此隔开。许多大门仍用木板牢牢封住，有两幢若干年前已经烧成灰烬。我走过一家洗衣店、一家花店和两家饭店。一家饭店的桌子就放在人行道上，但天棚下面却不见顾客。
出土珍宝古董店在一个角落上。这幢屋子外表倒蛮清洁，砖墙刷成了深灰色，窗户上面撑着红色的凉棚。房子有两层。我的视线射到二楼时，我猜想我是找到我的新家啦。
由于别无他门可入，我便走进古董店。在狭小的门厅里，我看见了一个楼梯井，顶上亮着一盏似暗似明的灯。
戴克正在等我。他一脸的得意。“你觉得如何啊？”我还没有来得及对任何东西看上一眼，他就口若悬河地吹了起来。“4个房间，差不多有14英尺呢，而且还有洗手间。不坏呀，”他拍拍我肩膀说。接着他向前一跃，又180度转过身来，伸开双手。“这里可以用作接待处。将来雇了秘书，就让她在这儿干接待。只需要粉刷一下。房间里全是硬木地板。”他跺了跺脚，好像我看不见地板似的。“天花板12英尺。墙是石膏灰泥板，粉刷起来容易得很呢。”他做了手势让我跟着他。我们跨过一道敞开的门，走进一条短短的走廊。“一边一个房问。这个房间最大，我想你用最合适。”
我走进我的新办公室一看，不由得既惊又喜。这是一个正方形的房间，长宽大约都有15英尺，一扇窗户正对着大街。室内空空，打扫得干干净净，地板平整而又富有弹性。
“那边是第三个房问。我觉得可以做会议室。我就在那里工作，但我保证决不会把它弄得一团糟。”他在拼命讨我喜欢，我却有点儿为他难过。放心吧，戴克，我喜欢这儿。你干得很棒。
“再前边就是厕所，需要打扫粉刷。或许找个水电工来。”他退回到前面的房问。“觉得怎么样？”
“能行，戴克，房东是谁？”
“楼下那一对专卖假冒伪劣货色的老夫妻。顺便告诉你，他们有些东西我们可能用得上。桌子啦，椅子啦，灯具啦，甚至还有旧的文件柜。很便宜，样子也不差，跟我们的装模计划还是蛮相配的呢。而且，他们还同意我们按月分期付款。有人住在这里，他们挺高兴。我想，他们已经被抢过好几次啦。”
“这倒是让人感到安慰。”
“是呀，我们在这儿就是要多加小心。”他给了我一本从夏尔文一威廉姆斯商店取来的布样标本。“我看最好用白色的窗帘。不费工又省钱。电话公司明天来装电话。电已经接通。你瞧瞧这个。”窗旁是一张牌桌，上面散乱地摊着一些文书，桌子中央有一架小的黑白电视机。
戴克已经找过印刷商。他把我们新事务所信纸信封的各种设计图样给我瞧，我的名字用粗体字印在顶部，他作为律师帮办名字印在角落上。“从街上一个印刷所搞来的。价格很合算。两天左右就可以交货。就先印500张信纸信封吧。还想看点儿什么？”
“我晚上想一想。”
“打算何时粉刷？”
“呃，我想我们——”
“我看咱们辛苦一天就可以干完啦，如果只刷一遍的话，真的。今天下午我就把材料搞来，争取先干起来。明天你能帮点儿忙吗？”
“肯定可以。”
“有几件事得决定一下。要不要弄个传真机？现在就买还是等一等？电话公司明天来人，记住了吗？复印机怎么说？我看不买，现在不要买。我可以每天跑一次复印店。我们需要一架录音电话。好一点的要80元一部。如果你想买，我就去办。我们还需要到银行开个户头。我认识第一信托银行的支行经理，他说每个月可以免费给我们30张支票，而且存款利率可以高到两个百分点。这可是十分优惠呀。我们需要买点支票簿，因为我们需要付一些账单，你知道。”他突然看了看表。“哎哟，我差点忘啦。”
他揿了一下电视机的按钮。“起诉书已于1小时前公布，指控布鲁索、本尼（普林斯）·托马斯、威利·麦克斯旺等人犯有100余条罪状。”
电视台正在广播午间新闻。我们看到的第一个镜头，便是我们以前的事务所。特工人员把守着大门，大门在当时尚未被封。记者解释说，事务所的雇员获准可以自由进出，但不得取走任何财物或文件。第二个镜头拍的是文克森脱衣舞俱乐部的外景，联邦调查局侦探也已查封了这家俱乐部。“起诉书说，布鲁索和普林斯插手3家俱乐部，”戴克说。电视台的播音员证实了他的话。接着播出的几个镜头，是从前的一次审讯，我们的前任老板正阴沉着脸，在法院走廊里踱来踱去。已经发出了逮捕令，但至今不知斯通先生和托马斯先生的行踪。负责调查此案的特工在接受采访时说，他认为这两位绅士已经逃离本地区。正在进行人范围的搜捕。
“跑吧，布鲁索跑吧。”戴克说。
这案子本身就很有刺激性。它涉及到当地的坏蛋、一个喜欢炫耀的律师、几个警察和色情行业。如今案犯漏网潜逃，不啻是火上浇油，记者们自然要大显身手。屏幕上出现了一连串的镜头：警察被捕；又一个脱衣舞俱乐部，这一次拍出了裸体舞女们大腿往下的部分；联邦检察官向媒体宣读起诉书。
接着出现的镜头令我心碎。他们封闭了尤吉酒家，在大门把手上绕上铁链，门口布置了警卫。他们说它是普林斯·托马斯这个黑帮头头的总部。联邦调查局侦探昨夜破门而入时，没有发现任何现钞，这似乎使他们大为惊奇。“跑吧，普林斯跑吧。”我自言自语。
与这件案子有关的消息，占去了午间新闻的大部分时间。
“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里。”戴克关掉电视说。
我们不声不响地想了几秒钟。“那里面装的是什么？”我指着牌桌旁边的一只箱子问。
“我的案卷。”
“有什么好东西吗？”
“足够开销两个月的账单。几件小车祸。工人们要求赔偿的案子。还有一件人命案，是我从布鲁索那儿拿来的。实际上，我并没有拿，而是他上周把卷宗交给我，要我对里面几张保险单进行一番研究，就这样自己留在我办公室里的。现在都在这儿啦。”
我怀疑箱子里还有别的档案，可能也是戴克从布鲁索办公室里捞来的，但我不想打听。
“你看联邦调查局会找我们谈话吗？”我问。
“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我们也没有取出任何一件他们会感兴趣的档案。我们干吗担心？”
“我很担心。”
“我也是。”
……
25
我知道，这些日子戴克心情激动，难以抑制。尽管没有律师执照，却照样能有一个自己的事务所，平分一半的收入，这确实使他心潮难平。只要我不碍他的手脚，他准能在一周内把事务所整得焕然一新。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干劲。他也许有点过于卖力了，我得让他休息休息。
但是，当我的电话第二天又在太阳升起之前把我从梦中吵醒，听筒中传来的又是他的声音时，我心里实在不高兴。
“看到报纸了吗？”他问，声音颇有点儿兴高采烈。
“我不是在睡觉嘛。”
“对不起。你恐怕不会相信，布鲁索和普林斯又上了头版啦。整整一版呢。”
“你就不能等个把钟头再告诉我吗，戴克？”我决心现在就纠正他这种粗鲁的习惯。“你想4点钟就醒，那是你自己的事。可是，你别在7点，不，8点以前来吵我。”
“对不起，不过，还有更大的新闻呢。”
“什么新闻？”
“你猜猜，昨天晚上谁翘辫子啦？”
真是见他的鬼！孟菲斯这么多人，我怎么能知道昨儿夜里死了谁？“我不猜，”我对着话筒厉声说。
“哈维·黑尔。”
“哈维·黑尔！”
“对。心脏病突发，倒在他家游泳池边上，一命呜呼啦！”
“是黑尔法官？”
“就是那个家伙，你的好朋友。”
我坐在床边上，竭力想驱走纷乱的思绪。“这真难以置信。”
“是的。我听得出，你现在心里很乱。头版上有一篇写他的文章，在市内新闻栏，还配了一张大照片，穿着法官的黑色长袍，神气得很哪。什么狗屁东西！”
“他多大年纪？”我问，似乎这很重要。
“62岁。法官当了11年，出身名门。报纸上全写得一清二楚，值得你一读呢。”
“好，我会读的，戴克，再见。”
今天的报纸似乎比平时厚了一点。我知道，这是因为至少有一半的篇幅，贡献给了布鲁索和普林斯的光辉业绩。一篇报导后面接着又是一篇。他们俩还没有被人发现。
我的目光扫过头条新闻，落在市内新闻栏，迎面向我致意的是哈维·黑尔法官大人多年以前拍的一张旧照片。我一篇一篇读着他的同事们写的悲哀的悼念文章，其中包括他的挚友兼同窗列奥·F．德拉蒙德。
引起我特别注意的，是那些有关谁会接替他的猜测。州长将会任命一位接班人，在下次大选前担任法官。本县的居民一半白人一半黑人，但在巡回法院的19名法官当中，只有7名是黑人。有些人对此甚为不悦。有位年迈白人法官去年退休时，有人曾做出巨大努力，试图用黑人来填补他留下的空缺，但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