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我的意思吗？”
“是的，我想我懂。他干吗给你打电话？”
“嗯，是这么回事。上个月我寄去3月份的捐款，当时写了几句话，告诉他说由于孩子们背弃了我，我想重做一份遗嘱，留一点儿钱给他的牧师们。过了不到3天，他就亲自打来了电话，声音是那么朝气蓬勃，充满自信。他问我想给他和他的牧师们留多少。我给了他一个大概的数字，从那以后他就三天两头来电话，说是只要我乐意，他甚至还可以开着自己的李尔喷气飞机来看我呢。”
我在脑海中竭力搜寻恰当的词语。斯穆特这时正抓着博斯科的一只手臂，竭力想让他平静下来，重新坐到N．伊丽莎白·埃里克森面前的位子上去。伊丽莎白肩上的饰物此时早已不知去向，第一个委托人显然把她折磨得困窘万分，恨不得一头钻到桌子下面去。她四处张望，我连忙咧着嘴巴闪电般地朝她笑了笑，好让她明白我正在注视着她。在她的隔壁，F．富兰克林·唐诺尔森四世正埋着头，为一对老夫妻进行咨询。他们在讨论一份文件，看样子也是份遗嘱。我手头遗嘱的价值，比他正在为之绞着脑汁的那一份，不知要高出多少倍。我不禁为此而沾沾自喜。
我决定改变话题。“嗯，包娣小姐，你说你有两个儿子。朗道夫和——”
“德尔伯特。你也甭提他。我都3年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住在佛罗里达。抹掉，抹掉，抹掉。”
我把笔挥了几下，而德尔伯特也就丢了他那200万美元。
“我得去照看一下博斯科，”她突如其来地说着就站了起来。“他是一个非常可怜的小老头。没有家。除了我们，也没有朋友。”
“我们还没有谈完呢。”我说。
她弯下腰来，我们的脸又一次靠得很近。“不，我们已经谈完了，鲁迪。就照我说的办。那4个孙儿孙女，每人给100万。剩下的全给肯尼思·钱德勒。遗嘱其余部分都不变。遗嘱执行人、保证人、受托人，统统不变。这很简单，不是吗，鲁迪？我一直在盘算嘛。斯穆特教授说，两星期后你们再来时遗嘱就整整齐齐漂漂亮亮地打好了。是这样吗？”
“我想是的。”
“好。那就再见啦，鲁迪。”她急匆匆地跑到桌子另一端，用手搂住博斯科，博斯科立即静下来，又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了。
我仔细读着这份遗嘱，做了一些笔记。斯穆特和别的教授将会给我指导和帮助，而且我还有两周的时间供我集中思考，弄清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意识到这一点，我感到十分舒坦，但同时我又觉得，我不必自己来起草这份遗嘱。这位令人愉快的小老太有着高达2000万美元的财产，她需要的建议，比我所能提供的要多得多。她需要的遗嘱，应该是一份她自己可能读不懂，但国内收入署肯定会加以研究的那种遗嘱。我并不认为自己愚笨不敏，但却确实缺少知识和经验。学了3年法律之后，我非常清楚自己的知识少得多么可怜。
布克的委托人正表现出骑士风度，尽力控制自己的感情，而布克本人也似乎话已说尽，只是不停地记着笔记，每隔几秒钟吐出一个“是”或“不”。我迫不及待地想把有关包娣小姐和她财产的事告诉他。
我扫视着逐渐稀少的人群。我发现第二排有一对夫妇，似乎正在瞪着我。这时，我是唯一闲着的律师，他们好像尚未拿定主意，要不要到我这儿碰碰运气。那位妇人手上拿着粗粗的一卷文件，外面扎着橡皮带。她低声哈哝了一会，她的丈夫摇摇头，仿佛是说他宁愿等着，等其他几位年轻的法律雄鹰中有一位得空为他咨询。
慢慢腾腾地，他们站了起来，走向我的桌边。两人的目光一直没有从我身上移开。我以笑脸相迎。欢迎来到我的办公处。
她在包娣小姐坐过的椅子上坐下。他坐在桌子的另一侧，神情依然冷漠。
“你好，”我微笑着说，把手伸了过去。他无力地握了握，我又把手伸向她。“我叫鲁迪·贝勒。”
“俺叫多特，他叫巴迪。”她边说边朝巴迪点点头，却没理我的手。
“多特和巴迪，”我重复着他们的名字，开始做笔记。“请问你们贵姓？”我以一个老练律师的全部热情，向他们问道。
“布莱克。多特·布莱克和巴迪·布莱克。其实，咱本来叫玛瓦琳·布莱克和威利斯·布莱克，可大伙儿都叫咱多特和巴迪。”她烫过的头发，蓬蓬松松，顶部已经雪白，但看起来还是干干净净。她穿着一双廉价的白色运动鞋，棕色短袜，和一条过于肥大的牛仔裤。身材瘦削结实，棱角分明。
“地址呢？”我问。
“格蓝杰63广场8号。”
“你有职业吗？”
到此刻为止，巴迪仍未开过口。我得到的印象是，多年以来，多特一直是他的代言人。“咱领残疾人社会保险金，”她说。“咱才58岁，却早就得了心脏病。巴迪领一份养老金，数目小得很。”
巴迪只是目不转睛地望着我。他带着眼镜，镜片很厚，塑料镜架勉强能钩住耳朵。双颊绯红饱满，蓬乱的头发已经花白，微微带着一点锈红的颜色。我怀疑这一星期里他的头发是否洗过。他身上穿的那件黑红彩格布衬衫，甚至比他的头发还要肮脏。
“布莱克先生多大年纪？”我不知道假如我问布莱克先生本人，他会不会回答，因而就向她问道。
“叫他巴迪，好吗？多特和巴迪。别叫什么先生，好不好？他62啦。俺可以跟你谈件事吗？”
我迅速点了点头。巴迪隔着桌子嚼着对面的多特。
“他不正常，”她朝着巴迪的方向微微点了点头，压低嗓门说。我望了望他，他望着我和多特。
“打仗受的伤，”她说。“在朝鲜。”
“他脑袋里有块弹片，”她最后补充说。
“那真——真是糟，”我小声对她说，接着就在拍纸簿上记下：布莱克先生脑袋里有块弹片。布莱克先生侧身向左，瞪着3英尺外的布克的委托人。
她突然身体朝前一伏。“还有点情况，”她说。
我把头微微地朝她伸去，竖起了耳朵。“嗯？”
“他酗酒。”
“这不可能吧。”
“不过，他酗酒的根子还是打仗受的伤，”她又补充了一句，帮了他一下忙。我3分钟以前刚刚认识的这个女人，就这样把自己的丈夫贬成一个酗酒的懒汉。
“俺抽根烟你不介意吧？”她问，手已经伸向自己的手提小包。
“这儿允许抽烟吗？”我边问边向四面打量，希望看到一个“请勿吸烟”的标记，可是没有看见。
“哦，那是当然。”她将一支香烟塞进双唇干裂的嘴，点着了火，猛吸了一口，直对着巴迪的面孔，喷出了一团烟云，而巴迪却纹丝不动。
“我能为你们二位做点什么呢？”我问，眼睛望着那一卷用宽宽的橡皮带紧紧扎着的文件。我把包娣小姐的遗嘱塞到拍纸簿下。我的第一位委托人是个千万富婆，而第二位却靠养老金生活。我刚刚开始的律师生涯哗啦一声，又重新回到了地面上。
“咱们没有多少钱，”她悄悄地说，就好像这是巨大的秘密，泄露了使她深感不安。我同情地微笑着。无论他们的钱有多少，他们也比我富裕得多，而且我不相信他们会像我一样，即将被人送上法庭。
“但咱需要有一位律师。”她拿起那卷文件，拉掉了橡皮带。
“你们是什么问题？”
“哼，咱上了保险公司的大当啦。”
“什么样的保单？”我问。她把文件推到我面前，用力擦了擦手，仿佛她已一劳永逸地摆脱了它，如今已把这沉重的包袱转给了一位能创造奇迹的人。在这堆文件上面，是一张斑斑点点、皱皱巴巴、破破烂烂的保险单。多特又喷出了一口烟云，有好一阵子，我简直看不清巴迪。
“这是一份医疗保险，”她说。“是咱5年前买的，大利人寿保险公司。那时候咱两个儿子17岁。现在唐尼·雷得了白血病，人都快死了，那些骗子却一个子儿也不肯拿出来替他治病。”
“大利人寿保险公司？”
“对”
“从没听说过，”我扫视着保单上的声明，十分肯定地说，好像我已处理过许许多多类似的案子，对每一家保险公司的情况都了解得详详细细似的。保单上列了两个受抚养人的名字：唐尼·雷和隆尼·雷·布莱克，两人的出生日期相同。
“嘿，你可别怪咱嘴臭，可他们确实是一帮狗娘养的。”
“大多数保险公司都是，”我体贴地表示同意。多特听后微微一笑，我已经赢得她的信任啦。“这么说你是5年前买的这份保险啰？”
“差不离。从来没有少交过一次保险费。唐尼·雷得病前，从来没用过这该死的玩意。”
我是学生，一个没有保过险的学生。没有任何保单为我、我的生命、我的健康或者我的汽车保险。我甚至都无力为我那辆破破烂烂的小丰田买一个左后轮的新胎。
“那么，嗯，你说他病得快死了？”
她叼着香烟，点了点头。“急性白血病。得病8个月了。医生说他能活一年，可是他无法做骨髓移植手术，一年还活不到。现在或许已为时太晚了。”
她把“髓”这个音发成了“水”。
“移植？”我不解地说。
“白血病你懂不？”
“嗯，不太懂。”
她咂咂嘴，眼睛朝四面翻了几翻，仿佛我是个不折不扣的白痴。她把香烟塞到嘴里，皱着眉头狠吸了一口。在烟差不多吐尽后，她说：“俺两个儿子是双胞胎，你知道。所以隆，隆不喜欢隆尼·雷这个名字，咱就叫他隆，唐尼·雷骨髓移植，隆是最能配得上的。这是医生说的。问题是，移植很贵，大约要化15万美元。咱没有这么多钱，你知道。保险公司该付这笔钱，搁在这儿的那张保单包括了嘛。狗娘养的说不行。就是因为他们，唐尼·雷才落到快死的地步。”
她这种一下子抓住问题关键的方式，真叫人吃惊。
我们把巴迪不理不睬地搁在一边，他却一直在倾听我们的谈话。他慢慢地取下眼镜，用毛茸茸的左手背擦着双眼。真妙，巴迪哭了！在桌子的另一端，博斯科也在抽抽搭搭地哭泣。布克的这位委托人，手捂着脸不停地呜咽。是过去犯下的罪孽，是悔恨，还是某件伤心事，再次触动了他的心灵？斯穆特站在一扇窗边注视着我们，显然很想知道，我们究竟提供了什么样的意见，居然能使他们如此悲悲切切。
“他住在哪儿？”我问的目的，不过是想在她回答的当儿，我能有几秒钟可以在拍纸簿上涂涂写写，从而忘掉那些眼泪。
“他从没离过家。和咱住一块。这是保险公司拒绝咱要求的另一条理由，说他已经成年，不再属于承保范围。”
我从文件里挑出与大利保险公司来往的信件，边看边问：“保单有无注明他一成年就不再在承保范围之内？”
她摇摇头，不自然地笑道：“没。保单上没有注，鲁迪。咱都看过许多遍了，就是没有这样的说法。连所有小字印的细则都读了。”
“你肯定？”我问，又瞧了瞧保单。
“绝对。这一年当中，咱几乎一直在读这该死的保单。”
“保单是谁卖给你的？谁是保险公司代理？”
“一个傻里傻气的小矮子。他敲开了咱家的门，骗咱们买的。名字叫什么奥托，油头滑脑的小骗子，讲起话来飞快。咱一直想找着他，可他准是从城里溜走了。”
我看了从文件堆里取出的一封信。发信人是克利夫兰的一位高级索赔审核员，写信的时间是在我刚才读的第一封信之后几个月。这封信十分生硬地拒绝支付唐尼的医疗费，理由是他的白血病是原来就有的老毛病，因而不在保险范围之内。假如唐尼患白血病时间真的不到一年，那么确诊的时间就在大利保险公司卖出保单4年之后。“这儿说由于是先存情况，因而排除在保险范围之外。”
“他们能找到的理由全都用过了，鲁迪。你只要把那些文件拿过来仔细读读就明白啦。什么排除原则啦，豁免原则啦，先存情况啦，附属细则啦，他们全都试过了。”
“有没有把骨髓移植排除在保险范围之外的规定？”
“绝对没有。医生看过保单。他说大利应该付钱，因为骨髓移植现在已经是常规治疗了。”
布克的委托人用双手抹了抹脸，站起来告辞。他谢谢布克，布克又谢谢他。老人在一对正在下着中国跳棋的伙伴身边坐下，看他们激烈交锋。包娣小姐最后终于把N．伊丽莎白·埃里克森从博斯科的纠缠中解放出来，不再为他那些问题烦恼。斯穆特在我们身后踱着方步。
我接着读的一封信也是大利公司寄来的。初看起来，跟别的几封并无不同，一样的不耐烦，一样的下流，一样的直截了当。这封信写道：“亲爱的布莱克太太，本公司此前已7次书面拒绝你的索赔要求。我们现在再次拒绝，此为第8次，亦为最后一次。你一定是愚蠢之至，愚蠢之至，愚蠢之至！”这封信由高级索赔监督签署。我擦拭着信笺上方铅印的公司标识，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去年秋天，我选了一门名叫保险法的课程，至今仍记得当时对某些保险公司不讲信誉的欺诈行为深感震惊。我们的老师是个来访的共产党人，憎恨保险公司，实际上憎恨一切公司。他把保险公司毫无道理地拒绝合法索赔的案例讲得津津有味。他认为这个国家欺诈案件有成千上万，却从来没有被依法惩处。他写过好几本书，论述欺诈诉讼，甚至引用统计数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许多人在索赔要求受到拒绝时，不做认真的咨询，就干脆自认倒霉。
我一边摸着信头印刷精美的大利人寿保险公司的标识，一边又把信看了一遍。
“保险金你一次也没有漏交？”我问多特。
“没有，先生，一次也没有。”
“我得看看唐尼的医疗记录。”
“大多数记录都搁在家里啦。他最近很少找医生看病。咱费用出不起。”
“你知道他被诊断患了白血病的准确日期吗？”
“不�